【朱旦华的逆子毛远新】张玉凤 张玉凤忆总理去世 毛远新惊呼幸亏他先去了
最近，读了《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一书。作者所说的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女革命者叫朱旦华，曾担任过江西省妇联主席、省政协副主席。诚如作者所言，如果不是读了这部书，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确实连名字都是第一次听说。但朱旦华又太特殊了！
她与中共党史上两个鼎鼎大名的人物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她的丈夫，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毛泽民--毛泽东的亲弟弟；另一个是她的儿子，文革期间曾担任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又担任毛泽东与政治局“联络员”的毛远新--毛泽东的亲侄子。这又是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注定要让人深感兴趣的地方。
在个人政治生涯中，这位在抗日烽火中从上海奔赴延安的江南弱女子可谓历经磨难：20世纪40年代，她带着年仅两岁的儿子毛远新蹲过盛世才的监狱，文革期间又因为所谓新疆监狱“马明方叛徒集团案”被查了8年，在农场“劳改”，在工厂劳动。这方面的情况在《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一书中有很详细的介绍。
我更感兴趣的是朱旦华的家庭生活。1940年5月，朱旦华和毛泽民结婚，后来生下儿子毛远新。1943年毛泽民被盛世才杀害。1946年主政新疆的张治中释放了包括朱旦华、毛远新在内的被关押人员。1949年，朱旦华与方志敏的弟弟、当年一同被关押在新疆监狱中的难友方志纯结婚。
两人婚后没有生育子女。1951年9月，为了儿子的远大前程，朱旦华把毛远新送到北京的“新中国第一家庭”毛泽东家里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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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所见到的各种材料看，从小在毛泽东家中长大的毛远新很受老人家器重，他与家中女主人江青的关系也很不错，称她为“妈妈”，《毛泽东传》甚至说二人“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但毛远新在这段时间里与生母见面却并不多。
1966年1月，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后，到空军某高炮师当兵，毛泽东说：“到连队当兵，应该让你妈妈也知道。”于是毛远新在前往部队报到之前，十分难得地回到南昌亲生母亲家过年。朱旦华很高兴，问过他的恋爱情况。当时已担任江西省长的方志纯也很高兴，派人带他到井岗山参观，又把他送到毛泽东当时在武汉东湖的住处。
接下的情形就颇令人感慨了：1967年1月，方志纯因为是“江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揪斗，是年冬被隔离审查；1968年初秋，朱旦华也因所谓“马明方案”被隔离审查；10月21日朱旦华到向阳农场“劳改”；1969年3月8日，朱旦华到向塘农场交待问题和学习养猪；
10月28日，朱旦华被移至长头继续劳动；1971年11月27日，朱旦华被合并到高安伍桥集训队；1972年7月26日，被“解放”了的朱旦华被下放在安福县针织厂劳动。1974年4月11日，因方志纯病危，朱旦华回南昌照顾方，被安排住在省革委第一招待所一间紧靠厕所、潮湿的小房间里。
上面这段说明比较长，也比较琐碎。但这样说只是为了与下面的情况做一下对比。因为朱旦华的亲生儿子毛远新此时正是春风得意、前程似锦，与他在造反派的管教下艰难渡日，被罚跪，被审讯，被劳教的母亲的处境云泥两端！
毛远新在这一时期的情况，据江青当时的机要秘书阎长贵说：“1９６６年９月，他从云南部队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开始好几个月了，他对要打倒刘少奇的事，还不知道什么。毛主席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的全过程，至于去哪个单位由他自己定。毛远新考虑了一下，他是１０１中学毕业的，但离开６年多了；离开哈军工才一年多，那里还比较熟，于是他决定去哈尔滨。
毛主席同意。毛远新到哈尔滨时，对立的两派早形成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造反派的一个领袖。他说，当时很威风，很神气，连省委书记潘复生，都经常找他联系，或‘请示’工作。后来，他又到延边造反，还参加过那里的武斗。１９６７年春夏，他回到北京后，住到钓鱼台十一号楼”。
“１９６７年春夏，毛远新正在认真研究民族问题，有时还到我办公室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记得他说不同民族终究是要融合的。一天上午，他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说，毛主席要他不要回延边了，也不回哈尔滨了，留下来，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
1968年5月8日，中央同意成立辽宁省革委会，毛远新为副主任之一，排名第七。1974年1月20日，毛远新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2月12日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后增补为军区第三书记。1975年9月，新疆庆祝建区20周年，特邀毛远新去参加庆祝活动。
后来，毛远新留在北京，成为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在此期间，毛远新还迎来了他个人人生中的第三件大事--结婚。1972年12月，经沈阳军区参谋长叶迪的夫人介绍，他与上海女工全秀凤结婚。
但他自从1966年春节回家探望过母亲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朱旦华。
对于始终身处地方或中央权力中枢的毛远新来说，朱旦华和方志纯因所谓“新疆叛徒案”被审查一事，他是很清楚的。如果他想了解、关心一下母亲，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一是自己前去探望。鉴于毛远新当时的政治地位，“巡抚出朝，地动山摇”，一位耀眼的政治新星去探望尚处在被隔离审查的“叛徒”母亲，简直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所以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换个人还是可以的。
1971年9月10日，方志纯的小儿子就到朱旦华“劳改”的集训队与她见过面。这说明朱旦华是可以被探望的。二是托人捎话、捎信或送些东西。朱旦华在“劳改”期间，每月只发生活费30元，其余工资被扣押，生活自然窘迫，同时十分想念自己的亲生儿子。此时毛远新如果委托方志纯的女儿、儿子或其他值得依赖的人捎去问候，送些东西，足慰慈母之心。
但曾经采访过朱旦华本人的作者马社香并没有提及这类情形。《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曾用大量笔墨描写朱旦华与毛远新在新疆，在1966年春节，在1989年以后的母子亲情。试想，如果毛远新在此期间有过过问，打听乃至捎话、捎信给母亲一类情节，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只能被人们赞颂为孝慈母，重亲情的义举，而不会被视为“无产阶级立场动摇”的政治变节行为，自然也就没有隐瞒不说的必要了。
顺便说一句，当时在江西主管朱旦华等人审查工作的正是陈昌奉--多年跟随毛泽东的警卫员，与“新中国第一家庭”关系十分密切。他先是担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会保卫组组长，程世清下台后继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1975年4月，正是他到医院宣布“解放”方志纯的。如果风头正劲的毛远新与陈打个招呼，哪怕是暗示一下，虽然未必会对解决朱旦华的案子有什么大的帮助，改善一下朱旦华的生活环境还是可以的。
1975年7月31日，中办10号文件为所谓“新疆监狱叛徒案”平反；8月14日，江西省革委会为朱旦华做出审查结论，恢复名誉；同时，对方志纯也做出审查结论，恢复名誉。
1975年9月下旬，因父亲毛泽民在新疆牺牲的缘故，毛远新受邀参加新疆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返回时被毛泽东留了下来，担任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36岁的毛远新一下子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口含“天宪”，威权极大。
1979年1月4日陈云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说：“我们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到了1975年的冬，来了个联络员，一个娃娃。毛主席的意见由他传达，政治局开会由他向毛主席汇报。叶剑英同志对我说过，那时，像他那样党中央的副主席见不到毛主席。
去年12月10日，我曾问过华国锋同志，你那时能不能见到毛主席？他说，见不到，只能在接见外宾时讲几句话。”大概是毛远新太繁忙了，在朱旦华“叛徒罪”嫌疑全然消除之后，仍然没有任何材料说明毛远新曾写信或打电话给母亲。
但朱旦华总是记挂着儿子。
1976年10月6日，毛远新被“保护审查”，1986年被判刑。第二年，朱旦华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专程到秦城监狱去看望毛远新。两年后，朱旦华亲笔给国家主席杨尚昆写信，提出让毛远新“保外就医”，得到批准。3月17日，毛远新来到南昌，住进江西省公安厅招待所。朱旦华一听到消息就跑去看儿子，她连一天都不能等。这是10多年来，继上次在秦城监狱看望儿子后，两个人的第二次见面。
在远离了失去亲情、友情和人情的混乱年代之后，在喧嚣的政治斗争漩涡已不再决定个人情感之后，在神奇的血缘光环骤然褪色之后，作为一个普通人，毛远新终于回归了久违的母子亲情。这很好。
本文无意进行道德上的指责。毕竟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父母子女、夫妻、恋人、兄弟姐妹、亲属之间相互告密、揭发、决裂的事例举不胜举。毛远新与朱旦华母子间的亲情际遇仅是其中一例，不同的只是它发生在“新中国第一家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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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的中学是在北京101中学读的。1960年暑假毕业时,毛远新被学校保送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回家后,他告诉伯伯毛主席,毛主席说:保送算什么本事?毛远新毅然决然地回答:那我考!主席说:你考什么学校?毛远新说:考最难考的。毛主席说:那就是北大、清华。结果在统考中,毛远新考取了清华,并到清华读书。
后来,有个高干子弟跟他说:远新,你还是应该去哈军工。毛远新有些心动。回家跟毛主席说:伯伯,我还是想去哈军工!毛主席笑着说:那就看陈赓接收不接收你了。当时,陈赓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当动员毛远新还是应该去哈军工的那位高干子弟把这个消息告诉陈赓院长时,陈赓立刻打电话给毛远新,说:热烈欢迎你来哈军工!就这样,毛远新从清华转到了哈军工,成为哈军工的一名高材生。
毛主席让毛远新找吴法宪安排工作
1965年暑假,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了。谈到工作问题,毛主席叫他去空军找吴法宪。吴法宪热情地接待了他,给他安排到某团部当参谋。毛远新回来跟毛主席说了这个情况。毛主席说:没当兵,怎么就当官?不行,再去找吴法宪,重新安排。
其实,一个团部参谋也算不上什么官。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毛远新又去找吴法宪。吴法宪听了毛主席的意见,非常感动和感慨,说:主席对自己的子女要求真严格!这样,吴法宪一下子就把毛远新安排到云南边防的一个炮兵营去了,他实打实地当了一名操炮手。
现在所有谈到毛远新的文章和著作中,说他做联络员,只谈到1975年这一次(当然这是最重要的一次)。实际上,毛远新在文革中做联络员,不止这一次,而包括这一次,共有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