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辅礽何炼成 何炼成:董辅礽——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

    昨天(8月1日)晚上9点,我正在看电视,接到我的恩师张培刚教授转来的电话,惊悉董辅礽同志不幸去世,使我一下惊呆了,眼泪夺眶而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回忆在1947年8月底,我考上武汉大学经济系,刚进校不久,就见到董辅礽兄,他当时己是经济系二年级,比我高一班,大概是负责我们班的迎新工作,因此是我到武大认识的第一人。我清楚地记得是他带我们去注册报到,给我们安排宿舍,在迎新会上给我们介绍学校的情况,特别是国民党制造的“六一惨案”的经过。从此开始了我们的友谊交往。

    到1948年,国统区的学生运动进入高潮,武大是华中地区学运的中心,我们经济系又是武大学运的一支生力军,董辅初是当时学运的骨干分子。他在经济系组织进步的读书会、歌咏队、出壁报等,我都积极参加了。

我还记得他组织我们学习过从延安传过来的《新民主主义论》油印本,还学习过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并鼓励我们看《资本论》。他虽然唱歌不内行,但为了斗争的需要,自任歌咏队长,组织学唱解放区的歌(如“黄河颂”等)。

我们经济系还演出“老母刺瞎亲子目”等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节目,在全校引起巨大反响。特别是后来他参加竞选学生自治会主席,在地下党团组织的策划下耳义得巨大胜利,使武大学运进到一个新阶段。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地下党团组织公开,我才知道他早已是个地下党员,这时已调到学校党政领导岗位,但联系我们经济系党团组织的工作,我也兼任校团委宣传委员,兼管经济系团支部的部分工作,因此与董辅礽同志常有联系,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经济系团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受到校党政领导的表扬。

    1951年7月,我在武大经济系毕业,服从国家统一分配来到西北大学任教。我记得在离开母校前一天,我同他告别辞行,并谈了自己一些想法,他对我进行了安慰和鼓励,使我愉快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1953年,他由国家派往苏联留学,我们曾一度断绝了联系。1957年春,他从苏联留学归来,我们又通信联系上了,从来信可以看出,他已减少了职业革命家的色彩而成为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了。

他被留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收入和国民经济平衡等问题,在当时的老所长孙冶方同志的领导和指导下,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后编辑成《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一书,于198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其中的突出贡献是:将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加以具体化,设计了一个新的部门联系平衡表,从而大大发展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被称之为“董式模型”,他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杰出代表人。我有幸拜读了他的这一大作,使我深受启发,大大促进了我对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理论的研究。

    从1964年到1976年,是我国学术界遭受苦难的十几年,社科院首当其冲,经济所的所谓孙冶方的“八大干将”,被康生、陈伯达的爪牙们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后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到“四大帮”垮台后才回到社科院。

在这十年中,我也被造反派安上“孙冶方在西北的代理人”的帽子,受到重点批判、残酷斗争,下放农村劳动改造3年。因此,在这十几年中,我们完全断绝了联系。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积极参加并组织了对“四人帮”经济理论的批判,从1977年至1979年,在于光远同志的指导下,他主持和组织了对“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接着又组织全国经济学界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坚决批判了“四人帮”在这些问题上散布的谬论。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他第一个提出改革我国国有企业的体制问题(1978年),强调要实行“政企分离”和“政社分离”,进行“所有制改革”和“运行机制改革”,并提出要改变“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实行分税制的建议(1980年)。

为此他被某些人诬之为“宣传私有化”的指责,一直到邓公南巡讲话后才承认他当时观点的正确。正是在他的这些观点的启示下,我在1987年春在全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讨会上,提出改革我国当时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飞机模式”,即国有企业压缩为30%,集体合作企业扩大为40%,个体私营企业扩展为30%。

此论一出,当即受到与会代表的批判,只有一位学者(宋养琰教授)公开支持我的观点,为此“私有化”的帽子给我戴上了10年,直到党的十五大文献出来后才被摆脱。正是由于董辅礽同志的支持,我才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

    1984年春夏之交,许涤新同志在桂林主持召开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政治经济学辞条的编写会议,由董辅礽同志具体组织安排。承蒙他的邀请我也参加了。在编写过程中,曾启贤教授提出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适用性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问题,董辅礽同志非常同意这一观点,不久就引发了我国学术界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大讨论,直到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董辅初同志也参与了这一英明决策。

    90年代初,董辅扔同志提出应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分别不同类型来改革国有企业的体制问题。他论述了市场经济的有序与无序的问题,指出了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条件与不能有效动作的原因。

1993年,他根据自己的国有制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分析当时我国的证券市场问题,极力主张让国有股和法人股进入流通,明确提出培育机构投资者的主张,并参与了我国《期货交易法》的起草工作。

1997年,他进一步提出了共同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的概念,认为这些都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为此,他明确提出“国有企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应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非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观点,当时虽然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和责难,但后来不断为改革的实证证明,并为党的一些文献所采纳。

    特别应当强调的是,董辅初同志“尊师重道”的美德,他非常崇敬我们大学时代的恩师——张培刚教授,非常信奉张老的“发展经济学”思想和理论。他先后参加张老80大寿和90大寿的纪念会,在会上代表我们这些老校友发表了热情评溢的祝寿辞,特别是高度赞扬了张老的博士论文《农业工业化》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是国际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张老是国际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这是我国经济学界的骄傲,也是全中国人民的骄傲。

    纵观董辅礽教授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寻求强国富民之道的一生,是历尽磨难而坚持真理的一生,是光明磊落、无怨无悔的一生。他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