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治贺福初 Nature人物专访: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

从出身卑微的农村孩子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医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的个人成长经历完全可作为一个传奇故事拍摄成一部电影。39岁当选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第一个领导大型国际研究计划的中国人,毫无疑问他注定将领导军事医学科学院在未来取得伟大的成就。

贺福初于1962年出生于中国湖南省安乡县。幼小即开始显露出令人惊异的科学天赋,16岁参加高考取得当年全省高考数学、化学和物理科目最高分。被复旦大学录取标志着其开始踏上通往中国学术界顶层之路。

在进入复旦大学之前,贺福初从未去过城镇,更不用说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我当时在经济上非常拮据,甚至连一件新衣服也买不起,”贺福初回忆道:“那时候安乡县的农民常从日本购买大量的进口化肥,我当时穿着的是自己用染色化肥袋缝制的衣服。”

复旦大学是中国遗传学研究领域的一所名牌大学。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遗传学之父Thomas Hunt Morgan的著名遗传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谈家桢(C. C. Tan)教授时任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所长。“作为谈教授的门下弟子,我自然而然就对遗传学产生了兴趣,”贺福初说。

1982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贺福初进入到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继续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从此之后,他一步步沿着成功的阶梯攀登,再也没有回头。

30岁时,他成为了一名教授。36岁时被任命为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所长。2001年,39岁的贺福初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在40岁时,他被推选成为一项大型国际合作科研计划——“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的领导人。如今的贺福初不仅担任了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院长,并且是一位在飞速发展的蛋白质组学领域非常活跃的科学家。

一切尽在名称中

 “作为国家军队医学科学研究专门机构的最高统帅责任非常重大,”贺福初说:“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军队提供医疗保障,以确保战士的正常操练,帮助受伤士兵快速复原,推动科技与中国的国防安全同步发展。

虽然从性质上讲是一个面向军队的研究机构,然而凭借其在医学科学上的实力,军事医学科学院还是在中国应对重大传染病爆发和大范围流行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它还定期参与到全球重大自然灾害的国际救援活动中。”

军事医学科学院于1951年在上海建立,当时处于新中国建立初期,整个中国和亚洲地区还处于动荡之中。在随后几十年里随着中国的政策从维护国家稳定向经济发展转变,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角色也在发生改变。现在总部设置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其职能是主要维护中国公民及士兵的身体健康,开展公共健康及疾病防控相关研究。

全方位职能

谈到军事医学科学院最伟大的成就,贺福初表示他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抗疟药物复方蒿甲醚的研制。在每年的端午节那天,中国人都会将青蒿悬挂到屋外,并饮用雄黄酒,吃粽子。“人们借助于青蒿来驱邪,”贺福初说:“古代时,蚊媒传播性疾病例如疟疾在中国广泛传播。

人们发现青蒿似乎能够有效地抵御疾病,即中国所谓的‘邪气’。于是科学家们尝试去分离提取青蒿中的各种成分。蒿甲醚就是其中的一种成分,复方蒿甲醚则是在此化合物基础上研制而成的。”

贺福初强调复方蒿甲醚的研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科研人员利用尖端技术将中国数千年来累积的中草药智慧结晶转化为现代医学的成功范例。根据诺华制药公司的年度报告,复方蒿甲醚是目前全球第一位抗疟药物。每年用于治疗2000-3000万人,并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

除复方蒿甲醚之外,军事医学科学院还有其它许多杰出的发现,但外界特别是国际社会所知甚少。“主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这里与国际社会基本是隔离开来的,”贺福初说:“自从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推动内部改革,外部发放。因此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要我们的声名推广出去。”

例如,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一个分离出了SARS的冠状病毒,并在合作者的帮助下测定出了整个基因组序列。正因如此,在SARS爆发时,他们很快就建立了诊断方法,并研制了治疗药物的防护设备。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此事印象深刻,在2003年4月参观军事医学科学院时胡主席还对研究人员表达了他的谢意。

2004年,H5N1禽流感病毒出现。虽然中国希望储备一些抗病毒药物奥司他韦(达菲),以备在致命病毒流行时保护民众的健康。但是,奥司他韦的唯一制造商却无法满足这种空前的药品需求。中国人群太庞大,即便只有千分之一的人受感染,那也是130万。因此,他们决心研制可以在中国大规模生产的奥司他韦。

2005年,H5N1病毒的高致病性和高致死性都让人为之恐慌。“我们报告中央,不用担心,我们已经研制出了治疗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感染的抗病毒药物,”贺福初说。中国总理温家宝对他们在多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的充分准备和快速反应给予了充分肯定。

成功的三个要素

在谈到军事医学科学院能够如此高效履行承诺的原因时,总结了三方面的要素。第一点原因是素质。在任何国家,“军队级别”总是代表最高级别,这意味着它的成果必须是在特殊条件下才能使用。“复方蒿甲醚和我们自主研发的抗病毒药物代表了我们的素质和能力,”贺福初说。

第二点原因是人才。从过去到现在,军事医学科学院一直在致力培养大量的科学家精英。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第一代先驱几乎全部是各自研究领域的精英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拥有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和西欧求学或工作的经历,在回国后加入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

第二代人才体系主要是由从俄国和东欧回来的科学界大师级人物组成。第三代人才体系则主要是由来自中国最负盛名的五大高校的学生。“目前基本上是由这三代人才中的顶尖科学家共同组成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骨干,”贺福初说。

第三点原因是纪律。贺福初解释道军事医学科学院拥有其他科研院所没有的军队文化。因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具有高度的协作性。“在现今社会,在科研团队中这种纪律性是非常少见的。你可能只有在高度机密机构开展的大型技术项目例如中国航天计划或美国阿波罗计划中才能看到。”

蛋白质组学的先锋

在2001年成为中科院院士后,贺福初开始认真思考他的人生目标。他意识到院士头衔或许是为他提供了做大事的一个平台。那时候蛋白质组学是科学领域的一个热点,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都争相参与其中。“由于从根本上讲,蛋白质才是生物体的基本组成部分,而非基因,”贺福初说:“于是我想我们或许可以尝试去鉴别肝脏中的所有蛋白质,并揭示出它们的功能。”

2002年,人类蛋白质组研究组织(Human Proteome Organization)任命贺福初担任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HLPP)负责人,这使得他成为了在中国领导如此大型的国际研究计划的第一人。随后在2003年,他领头成立了北京蛋白质组研究中心。

贺福初承认他对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未来雄心勃勃。他希望推动这一机构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前沿生命科学各个研究领域的先锋。这就是他决定领导HLPP的原因之一。“我认为作为一个领导者应具备将人民引导至新方向的才能,我希望通过军事医学科学院带领蛋白质组学研究领域不断向前发展,”贺福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