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寿臣马三立 马志明:我和父亲马三立的世外桃源

父亲是“右派”,儿子是“反革命”,在天津南郊农村,爷俩种了七年地,马志明狠狠地学了老爷子的全身功夫。实指望以后被分到煤铺、食品店教一两个爱好相声的年轻店员挣零花钱。没想到这辈子还有上台的机会

-口述/马志明采访/晓虹

我从小生在相声世家,其实官宦才叫世家。我们家从事的就是这个行业:马诚方、马德禄、马三立、马志明,四代人了。

我在这个家庭长大的,听相声白听。有时候太容易的东西不太重视,不太珍惜,跟着我爸爸听,相声场子也随便听,进门那儿我也帮着人家要过钱,拿笸箩要钱(当时相声场子一般是“零打钱”),但是我自己最爱好还是京剧。

我是1945年生人,我小时候没吃过一顿不就饽饽(馒头)的饺子。我是长子,我也就是吃半饭。北京叫油条,天津叫果子,那时候3分钱一根,劈一半,给我一披,半个果子,那我就是在家享受特等待遇了,我仨姐姐她们都吃不着。

另外就是玉米面的心芯儿,外面包白面的烙饼,“银裹金”。我爸爸吃白面饼,我们都吃那种(饼),那种饼就热还行,要是凉了一掰就两半儿,都裂了。也没房子,租的房,住一大杂院。

为什么我不老愿意说相声,小时候,我觉得说相声说到我爸爸这里这能耐,就这生活,够惨的,不如干别的,唱戏的就比曲艺演员待遇收入要高。我自己自作主张就考了天津戏校,那时候我父亲没有要求,我们这些孩子们谁干什么他都不管,你自己愿意就行。

梆子剧团到曲艺团

我考的是天津戏校的梆子班,河北梆子,因为当时没有京剧班,就是评剧跟梆子。我从小没听过梆子,一次也没听过。那时我就考梆子班了,因为梆子班有武戏。

那年我周岁12,梆子那个调太高,第一次吊嗓,拉胡琴的老师就说:“这谁招进来的,这嗓子根本就不能要。”因为我父亲是在天津有这么一号,人家也就招我进来,进来就让我唱小花脸,就是画一白豆腐块,丑角。我这嗓子又不行,唱了有一年,后来我就改花脸了,我喜欢的是武打,就改武二花(许褚和焦赞一类的力气角色,要翻跟头和摔)。我呆了将近6年,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按当时我学的那情况也可以搭个班就能够干活了。

后来在京剧团打下手、跑龙套,厉慧良先生(著名武生演员)那是角儿,听别人说我是马三立的儿子,就说:“你多余,你干这干嘛,你爸爸要是摊煎饼果子的,你在这儿挺好,反正你家里也不干这个,你爸爸说相声那么好,你在这儿一天出一身臭汗,不值,你干脆听我的,别干了,改相声吧。”

我就想退学了,当时有一个梆子科刘主任,是鲁艺来的,可能是延安那边来的进城干部,这位刘海坤老师就说,你别退,你要退了就前功尽弃了,我给你转到市曲艺团。他绝对是一个对我来说是贵人,虽然他是科长,他资格比曲艺团处长、团长资格还老,他说句话,曲艺团也就把我要了。不然我爸爸属于监督改造对象,不会再把他儿子招进来。

我家的几次转折

解放以后,我家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老头,抗美援朝去了三趟(去朝鲜慰问演出),1953年进了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从政治上、组织上挺重视,副团长、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工会主席、主要演员,一定工资那就是253元,当时买一间房子都富余,那时我们家就可以烹对虾、吃螃蟹。吃饺子不用就什么,也甭数数了。

《买猴》是何迟写的,何迟是进城干部,我爸爸跟他不怎么熟,他写出一段子来,交给曲艺团。曲艺团领导就把这个先给别人,别人演完不行,又给的我父亲。

我父亲有一个“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出人头地”(思想),你不是不行嘛,这本子给你们不行,我行。他老想冒尖,他就狠下了一番工夫,在家把这本子拆了改,改了添的:“这活又长又没劲,我一定把这弄成火了。”

艺人落后就在这儿,他不从政治上考虑,果然是一炮打响。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台、小无线电喇叭都播这段,甚至毛主席到天津来接见他们这几个人还说“买猴子”、“买猴子”,后来这段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我父亲倒没说过后悔,但是他说了新段子得慎重,传统段子格调低下,运动来了顶多就不让说了。如果你要是说新的,犯在忌上了,这得全家都怕。

风云突变

我从13岁、14岁以后,再遇见的所有事情都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我爸爸当副团长时候,我到后台,到电台广播团里,总有人抱着我、背着我,我觉得天下都特别的祥和、特别的温暖。1958年以后,那就是另眼看待了。

我在梆子剧院那时候,我那练功鞋,落在练功房,功房没人,我进去转一圈没找着,一出来碰见干部,你干嘛去了?我说我进去找鞋去了,别动,站着别动,他进去转一圈,走吧,怕你放火。

我那阵也是个人主义思想,我唱戏我就得唱出个样来,跟头我得翻得漂亮,打把子我得漂亮、帅,一招一式,我脑子里全是成角儿的思想,至于社会整个政治我也不关心,我也没想当干部,就是我干这个我就得比别人强,这也是我爸爸一贯的教育。

一次唱《雁荡山》,唱完了主要演员一人给几个鸡蛋,就是度荒年间(三年困难时期),就是窝头也很稀罕,一个窝头二两,有时补助就是半个窝头,拿那线勒,勒成两半,一人一半,有时接过来我这半比你那半小,还有点不舒服。

那次一人给几个鸡蛋,我是《雁荡山》里头(演)反面的二、三位,也就是说台上下水、攻城、摸黑、藤牌排枪,所有的武打我都有,而且我是主要的傍角儿,背心裤衩全湿透了,下来一个鸡蛋没给,有不如我的,比我活儿还轻省生的,都拿了,到我那儿,“这是给革命同志吃的!”

我父亲就更别说了,下了台打扫卫生,后台倒痰桶、打水。低着头出来进去,就是连捧哏的都可以欺负他。我爸爸是一个怪人。你只要让他上台,你给他多少工资无所谓,他最大的乐趣寄托就是看见观众。他一站台上,他就从心里美。他天生就这么个人,所以为什么现在,天津市的老观众对我们老爷子的印象都是相当好,这跟他的敬业、跟尊重观众是有直接关系的,分不开的。

他卖票演出,报幕不能报名,一般的都是:“下一个节目京韵大鼓《光荣的航行》,表演者小彩舞”,伴奏谁谁谁。可到我爸爸这儿,“下一个节目相声《吃元宵》。”完了,谁表演,没有,不能报,门口(水牌子上,演员名单都在这里)也不写。但他不攒底不行,他要搁头里,后边就没人看了,就散了。观众买票也是冲他来的。

我1965年到1970年在团内监督劳动,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是我干,不让回家。上食堂拿着这面票,那时分粮票、面票跟粗粮票,拿四两面票,来两个馒头,有那厨房的个别人:“就你这样还吃白面,拿俩窝头吃就完了!”

周围这几个人都是关起来的,这几个人天天就互相咬,一开会的时候,因为要整你,我就轻松一些,明天再整我,你再轻松一些。幻想着最后结束能够重从宽也好,算人民内部矛盾,能够回到群众当中去。工资也没有,一个月给我15块钱,15块钱买饭票都不够。那是我从20岁到25岁。

像我们这一届人,跟我年龄边上边下的这个,他们结婚基本上我都没参加。为什么?人家也不敢邀请我,也不可能邀请我。连我都不让回家,能让你出来参加婚礼吗?我想给人家随份礼,我也随不了。

偷山芋的日子

25岁以后我们又被送到南郊去,到了南郊又呆了7年。

我们刚一下放的时候,那阵儿老头就说,我有一个习惯用语,“爸,您多会儿回市里?”因为每月还得上团里拿工资。“多会儿回市里”,那就是咱也是市里人。

老头:“你这都叫语病,这都有毛病,你说话,有错误。”

“有什么错误?”

“都是‘去’市里,不是‘回’市里,你是这儿的,你户口在这儿,你怎么‘回’市里,你都是‘去’天津。”

怎么说对?他死性。

我好像觉得早晚我还得回去,隐隐约约的感觉。总觉得这地方咱干活又不行,跟贫下中农也没打成一片,因为人家也不理咱,在这个地方白占着人家地。老头每天种点菜,剥大麻籽挺美。

干活我(腰伤)使不上劲,上大堤我干了三天,实在动不了。队里就派一个小驴车,把我拉回来。以后我就“看边”,就是看菜园子、看玉米高粱,怕丢麦穗,怕有人劈棒子。等稻子打下来,在场上都跟山一样,拿那个稻草码一个小屋,披着一个羊皮的大衣,扛着一个木头枪,一宿在那儿看这个。

当时饿得我不行,我就偷一个老太太,她是五保户,一进门俩灶台上一瓦盆,盖着一块盖帘,都是凉山芋。老太太没在家,我拿几块揣在怀里,找一个拿泥垛的厕所,那里面就着大风全给吃了。后来这老太太还非要把闺女嫁给我,她不知道我(政治上)怎么回事,她一看我挺勤快,老给她干活去,我又不能说我是监督改造,我就说不到岁数。

一次开大会,我们这些人都得站在一边站着,群众都坐着,这老太太推开门就找我,叫我上他们家吃饺子去。好嘛,这下子惹祸了,欺骗群众??

年三十炖一大锅猪肉,牛鬼蛇神也给一盘。我们爷儿俩回民,那怎么办?后来军代表说咱对这些人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还是应当考虑民族问题,一人炒俩鸡蛋吧。厨房于师傅是一个体户,也有问题,但没算牛鬼蛇神。“这么好的鸡蛋我们人民群众还没吃够呢,给他们吃,喂狗也不能给他。”

他就表现得特别积极,倒几滴油,这四个鸡蛋,哇哇打到碗里头,大把抓盐,不是细盐。那盐够炖10斤肉的,往里锅一倒都冒烟了,他拿那铲子就呛,呛出来都是黑的。你要是剩下扔了,这顿善不了,我就了三窝头都没吃进去。

他为什么呢?他这样对待你就是他表现就积极了,像我们老头没事儿,给吃下去了。他们晚上有时军训演习都得把我们捆起来,五花大绑。那年头这些人都这样,有的地方给刮脸,拿“自来火”(火柴)刮,胡子老长了,拿自来火唰,这么刮,皮都破了,我们这儿还没这个呢。

“地主”生活和练功生涯

一开始我爸爸算“516分子”监督改造(文革中错划的一派群众组织的代号,牵连者极广)。一年多后逐渐就没人管了,我就操持家务。我母亲心脏不好,也不会干活,烧大锅,蹲下都困难,就得我做饭、洗衣服、做被子。

我养鸡,种好些个蓖麻,蓖麻子晒干了四斤换一斤油,那时候一个人一个月供应半斤豆油。后来六家都回城了,就剩我一家了,那五家的地都是我的,就大面积的种。

我爸爸那170元也照常发,我那工资不给,但是170块钱四口人富富余余的。我那鸡蛋就是整洗澡盆,一盆一盆的(装着),有的是。但是没人会做客人踏进我的门。

我隐隐约约感觉将来不管把我送哪儿,我要会点节目,我给人说活,我教点学生我也是一门手艺、技术。有时我就练功,包括在院子里我把地平了,闲下来的时候翻跟头,背贯口(相声作品里要求一口气说出来的部分),唱快板。

我们老头在家时,他一人坐那儿,我就问他,当年有一个《怯进京》我没听过,您给我说说,这活谁谁谁哪位老先生使得好,他是怎么使的,他就给我打头理。

我感觉这有意思,我就记。有好多的以前不爱说的或者没工夫说的,他有充分的时间给你说。他从农村回来后,你再想跟他学点东西很难,因为他没有时间,他除了演出、开会就是有客人,去政协这个会那个会。

他不爱听我也给他说。我说:“我给您唱一段快板《百鸟朝凤》您听听。”“行,甭唱了。”“不行,我唱。就我一个人在那儿唱。”

那几年,把原来会的东西复习一遍,别人脑子里都是新词,“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谁怕谁。”我现在也能说出一大堆这种词来,我还没演这个,何况他们演的,一下就演十来年,把他原来会的那个东西就淡了。

农村后来成立宣传队,请下放的咱当老师,也有的跟着掺合演一个,他们找苏文茂,苏文茂跟着一起排,给人家也演,不可能叫我们。我就把过去的那些段子,重新复习复习。

那时,我希望将来比如我分配到煤铺,给人称煤去,或者给人端浆子炸果子去了,谁好相声,我业余时间教给他,也是自得其乐。你的孩子想学这个,找我你怎么也得给我买点嘛,“三节两寿”的你也得给我买点,我生活还富余,买褂子、买裤子不也是好事吗。

从艺术上我比别人强,因为这一段时间是没人管我,我不必跟他们一块儿演对口词,演那些东西,演那个你也得坐着大卡车,满世界慰问去。我在家里是背《地理图》,你在那儿演那个,等到以后落实政策改革开放以后再演,我相信他那个对后口词是卖不了票的。

比如说,咱这行当都企业化了,都自食其力了,我这东西还是能够生活的。我从来没想过成为张寿臣张大师、侯宝林侯大师,我没有这想法,我就是谋生。我的想法就是将来不可能老搞运动,运动一不搞,开除了我就上马路边上找饭吃,我要找饭吃我就得有点特别的,我得让人家过路群众打他兜里把钱掏出来给我。

后记

1977年,马志明和父亲马三立回到天津,由于没有平反的说法,马三立不愿意上车,是马志明架上去的。之后的数年里,马志明从曲艺团帮厨开始,逐步恢复了舞台生活,创作出了《纠纷》(两个天津青年工人王德成和丁文元为琐事吵架的事,充满市民气息)、《看不惯》、《五味俱全》,重新诠释了《大保镖》、《文章会》、《白事会》、《报菜名》、《卖五器》、《拉洋片》等传统作品。

相声界必须拜师才能被承认,跟自己父亲学是不行的。但马三立辈分太高,马志明拜师不容易,在20世纪80年代,侯宝林先生帮忙“代拉师弟”,马志明成了已故相声大师“大面包”朱阔泉的弟子。

相声迷们尊称为“少马爷”,少马爷的儿子因为是马三立先生的第六位孙子,起名叫马六甲,今年28岁,擅长大鼓,10岁就曾经登台唱过《探晴雯》,但现在不是职业演员,在消防部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