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与佛教 我治佛学的经验——牟宗三教授专题演讲

2017-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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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享誉国际,新儒学代表之一的牟宗三先生,日前应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之邀,以"我治佛学的经验"为题发表演讲.牟先生以其丰硕的学术根柢,精当地剖析柬.西方文化特质之不同处,并依而检视印度佛学体系.中国玄学系统应如何与西方学术思想汇通,内容精彩,发人深省.兹将其演讲大要概述于下,以飨读者.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要特征之一是在于逻辑性.概念性的思考模式,其所表现于学术探讨者,就是先行定义,分类--等,再求得一个不违理性的答案来.基于这样的开展趋势,则西洋哲学的辩证过程中,虽亦有感性.知性.理性等领域,


享誉国际,新儒学代表之一的牟宗三先生,日前应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之邀,以“我治佛学的经验”为题发表演讲。牟先生以其丰硕的学术根柢,精当地剖析柬、西方文化特质之不同处,并依而检视印度佛学体系、中国玄学系统应如何与西方学术思想汇通,内容精彩,发人深省。兹将其演讲大要概述于下,以飨读者。

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要特征之一是在于逻辑性、概念性的思考模式,其所表现于学术探讨者,就是先行定义,分类……等,再求得一个不违理性的答案来。基于这样的开展趋势,则西洋哲学的辩证过程中,虽亦有感性、知性、理性等领域,但却难以汇通其异(牟先生认为系“人类学”上的理由)。

最后就演变为:感性即感性,理性即理性,没有第二句话;牟先生并以“康德”哲学来加以论证。正因为这样一个极端遵循逻辑思维的情况,哲学中凡论及“上帝”等超越经验的概念便难以有进一步的衍述。牟先生指出,依西洋哲学,则人就是人,而一切不可知部份均归于“上帝”,人类无庸置啄。

相对于西方思考模式,东方文化的主要特徽之一就是直觉性。这种直观式的开展路线必定不同于西方,而证诸史实的,东方较重于觉悟性的玄学领域;西方较重科学、理性的阐述。牟先生认为,东方的印度文化虽也具直观型态,然亦有概念思考的质素在内,这从印度佛学的发展史上最能看出。

而同在东方的中国文化则较重于“超概念”之思考,如道家的玄智、王阳明的良知、佛教的般若等均可证知;而如此特质,更可从讲究辩证的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后即演为“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禅宗上看得出来。

东西方宗教观点的差异

牟先生指出,由于东、西的迥异之处,其所表现于宗教观点上,也是大异其趣。在东方,讲的是“肉身成道”,故中国有“人可为尧舜”之语,印度有“人皆可成佛”之义。在西方,讲的却是“道成肉身”,故基督虽系肉体之人,却是所谓“神之子”;亦即人类、上帝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牟先生认为,正由于这一“二分法”,导致西方对佛学“转识成智”的说法大惑不解。前已述及:在西方哲学看来,感性、知性、理性等领域是判然分别、不可侵犯的。

牟先生语重心长地表示,佛教二千余年来的发展,已使其成为一个“自身圆足”的系统,且又强调出世精神,则更显其封闭之一面了。因此,欲求汇通西方哲学,当今之计,只有将之拉回“人间”一途。

牟先生认为,佛学“转识成智”一语虽难为一般西方学界了悟,但在庞大的佛学系统中,却可找到部份沟通之途。在“唯识学”里,“有不定原则”与“决定原则”等性质。依“不定原则”,则天下没有“定性众生”。依“决定原则”,则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牟先生认为佛学之中“依因待缘”的观念正是向西方解释“转识成智”的桥梁所在,这是因为:若是不透过“缘起”观点,则在西方人士看来,识即识,智即智,两者是不混谈的。

“超概念”意义本质一致

其实,西方的“上帝”与东方的玄学体系,其在“超概念”意义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以“转识成智”为例,在东方思想中,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西方,就显得有些扦格不通了。以哲学思辨言之,“识”即感性(眼、耳、鼻、舌、身等五识)与知性(意识),这是可予经验的。

而“智”却是超越经验的,是不可触及的。要在西方,无疑会将“智”丢向“上帝”(神知)那边,非肉身凡夫所可领略的。然而,透过佛学“不定原则”,自可消解这项困难,使得“识”之舆“智”的融涉工作较让西方学界所接受。

牟先生接着指出,中国大量文化资产中,如道家,禅宗……等传统义理智慧,亦足可用以了解并融贯“转识成智”之义;换言之,这些事物无不可在中国义理哲学传统里得之现成,但他悲叹道:由于清代的文字考证扼杀了读书人的思辨能力,致使原一本生生不息的传统活水直迄明代即告干涸!

更因为一般知识份子已与传统断了根,才使得马克斯的思想毒素在民国之后迅速蔓延。否则,牟先生认为,以此一传统智慧,怎可能有马克斯思想存活的空间余地呢?他以为民国以来知识份子均应反省其咎。

与西方学界作义理的沟通

前已述及,欲使佛教更富生命,便应撤除其封闭性,并与西方学界作义理上之沟通方可。而汇通之点,从感性二刚五识)与知性(第六识)上看来,则唯有发扬“知性”一层,才能沟通其异同。

牟先生认为,唯识哲学当时之所以再发展末那识、阿赖耶识,并非基于“知识论:止场,乃是为修行之所依而开展出来,故是一种“泛心理主义一的作法。如今,唯有突破这一“泛心理主义”窠臼,以“第六识”(知性)为先导,这样,就使得感性二刚五识)、知性(第六识)与“神知”之间终能沟通,且也让西方较易了解中国、印度等形而上学系统。

牟先生也论及西洋哲学自柏拉图、康德……等思想家以来所常提“范畴”一义。虽然在中国哲学关于“范畴”的领域尚付缺如,但印度佛学里的“心不相应行法”却能弥补这样的缺憾。如能将“心不相应行法”与诸“范畴”作一比附、研究,自然能与西方文化有所会合了。

视研究哲学为一辈子的事

此外,“中观论”有“八不缘起”(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意即在现象界虽有种种生灭,但一经“观照般若”的明照,则呈现不生不灭的绝对境界。在西洋的康德哲学中,生灭法乃属于“综合判断”领域;但康德将相对世界、绝对世界判然分别,使其两者沟通无门。牟先生认为,由此正可看出“转识成智”哲学之优越性,并远在康德哲学之上。

牟先生指出,由于上述二二兀对待”方式,西洋哲学的发展,自康德以迄维根斯坦、海德格……等人,已渐消失“实在界”领域,虽说也许变得极为理智,但却丧失了其为哲学思辨之特质。观察近代西方文明,可谓科学挂帅,但由于过度理性,已逐渐显出不尽调和的现象。

牟先生认为,长此以往,则西方文化即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最后,他劝勉与会听众应枧研究哲学为一辈子的事,而非匆促之间所能竟功的。尤其是,西洋哲学中之种种,在佛学领域里均可见及,大家应好好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牟宗三“我治佛学的经验”讲座,约历两小时许,在听众热烈掌声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