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年长抗战老兵付心德去世 "文革"时曾被批斗
付心德手写的松山战役回忆?写作日期不详 摄影/赵卓
二儿子付先辉和六儿子付先荣,在松山中国远征军雕塑群安葬了父亲的衣冠 摄影/袁荣照
10月5日,91岁的抗战老兵盛金云在女儿陪同下,从湖南老家来到云南龙陵县付家老宅,为半个世纪前并肩抗日的战友付心德上了炷香。
113岁的付心德是在云南龙陵县自家老宅中安然去世的。在多雨的龙陵,当天小雨连绵不断,家人担心雨天搭建办理丧事的大棚会很不方便,天却奇迹般的晴了。
在这个长期贫瘠的家庭里,付心德的过去曾被尘封搁置,若不是被媒体发掘,他也许会在大山深处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这位被称为“抗战活化石”的原中国远征军71军第二野战医院少校军医,被舆论认为是目前探访到的最年长的抗战老兵。在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他和他的诸多战友一样,获得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关注。
棺木跨过子女的身体
付心德在龙陵县的老宅是百年前的破房子,五儿子付根林一家长期和付心德生活在这里。除了新近买的彩色电视机和少量家用电器,所有家具几乎保留着解放前的历史风貌。小院子里堆着杂物和柴火,屋里下脚的地方也不多,15瓦的小灯泡即便白天开着也不能挽救屋里的昏暗。几十年来,付心德一家都延续着近乎贫瘠的生活。
付心德最后的日子,是在老宅子里和五儿子付根林度过的。2012年2月,老人迈台阶时滑了一跤,右腿、右臂还有三根肋骨骨折,付心德自此长期卧床。他为不能走动而烦躁,时不时地发出抱怨,自己行医救了一辈子的人,怎么自己却没能被治好。
付根林回忆,过世前,付心德的口齿已很不清楚了,说着只有他能听懂的含混的语言,时不时地谈论起自己的过去,还下意识地夹着英文、德文。“他舌头松动了,舌苔也没有,我觉得可能快不行了。”付根林说。
2013年9月21日下午4点半,付心德开始剧烈咳嗽,付根林用吸痰机给他吸了痰,几分钟后,付心德卧在老宅的床上停止了呼吸。
葬礼像老人生前的生活一样低调,老宅被简单布置,遗像旁由当地媒体捐赠的“民族英雄,永世流芳”的铜牌格外醒目。由各地单位送来的挽联中,不乏“为国而战,无上光荣”等肯定的字眼。这让老人简朴的后事显出隆重的意味。
前来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包括龙陵县统战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等本地和外地机构也送来花圈。两天后的出殡仪式也成为县里一大盛事,闻讯而来的龙陵居民在街道两旁排起了百余米的长龙。
儿女子孙一早就守候在灵堂前,法师念经超度后,一家人陪父亲吃了最后一顿饭。起棺时分,儿孙子媳们跪成一排,从堂屋一直延伸至屋外。大家相信为高寿老人抬棺,会带来好运,在场的人们抢着去抬棺木。越往屋外走,锣鼓声变得愈加密集大声。
棺木从跪在地上的付心德儿女子孙的背上抬过,棺木过后,儿女子孙们再次上前跪倒,棺木再次从他们身上跨过。“希望老人能踩着我们的身子一路西去。”五儿子付根林说。
棺木直到龙陵抗战纪念广场前一处日军碉堡遗址前停下,送行人员与付心德做最后告别。下午2点,老人遗体和3年前去世的妻子合葬。
但仍有一件事让儿女们牵挂。在雕塑家李春华的捐赠下,由402件作品构成的中国远征军雕塑群落9月3日在松山落成。其中28名在世抗战老兵雕像组成的方阵中,付心德位于前排最中间。老人生前一直想看看自己的雕像,但始终未能成行。9月24日,在当年抗战的老战场松山,子女们把付心德的衣冠安葬在位于松山上的中国远征军雕塑群他的雕塑前,了却他的心愿。
葬礼使得付家子女难得地聚在一起。除已经过世的大哥外,近的如在30多公里外芒市的四女儿,远的如在缅甸谋生的七儿子,纷纷赶回龙陵。这个他们曾经不愿去了解的父亲,在死后却让他们更多地感到遗憾。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其实是那么的少。
父亲照片险当垃圾丢掉
在龙陵,谦和正直的“付医官”比“付心德”更为大家所熟悉。但无论是当地人,还是付家的子女,对付心德的曾经都并不清楚。
付心德右腿小腿肚上有个伤疤,他自己说,那是在淞沪战场上被鬼子打的,不过没有伤着骨头。
《龙陵县文史资料选集》第一卷中,有个叫李丛枝的文史干部曾经对付心德做过详细的采访和报道。李丛枝的文章题目叫《光复龙陵的日日夜夜》,记录了战地医生付心德的经历和见闻。
外界对抗战的研究和关注,和付家人相隔太远。甚至在付心德的心中,这段历史也没有必要再提。付根林回忆,上世纪80年代,曾有老战友建议付心德写作回忆录。也许是历次的政治风波让老人心力交瘁,在写作一部分后,他放弃了,并声称要让这段回忆跟自己一起进棺材。
以写作《我认识的鬼子兵》成名的作家方军,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因为工作关系,他开始寻找最后一批抗战老兵,既是记录口述史,也是在搜集重要的人证、物证。2004年9月23日,他在龙陵县找到了付心德,采访内容收录到《最后一批人》一书中。这成了对付心德最早最为详细的公开报道。但因为当时条件有限,方军把老人籍贯河南项城误写作“襄城”。
根据付心德口述,付心德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1902年,但他实际上是1899年出生于河南项城的普通村民家庭。上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把西方文化传播到中国,付心德成为受益者。出身贫困的他,上了免费的教会学校。从1925年开始,付心德在山东济南英国传教士开的学校里学习医学知识。
1928年“济南事变”中日军杀戮中国同胞,枪声骤起,付心德随人群逃亡。他改变了“行医救人”的想法,从1928年到1945年在部队服役18年。
方军惊喜地发现,这位跨越三个世纪的老兵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抗战全过程,参加了包括1937年的“8·13淞沪抗战”,1937年的“南京会战”,1938年的“武汉会战”,1939年的“长沙会战”等战役。1944年他随71军西渡怒江参加滇西抗战,随部队开赴龙陵前线战地医院。
滇西抗战是抗战的后期,1944年的日军正在做最后的挣扎。滇西抗战中两个重要战役是龙陵歼灭战和腾冲战役。在滇西战场上,从大炮、步枪、汽车、火焰喷射器到军队医院的药品,很多都是英美提供的。西药瓶子上的英文说明,在当地只有付心德可以看懂。
在付心德经历的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是龙陵争夺战,也是滇西反攻战中规模最大的要塞争夺战。龙陵因地处滇缅公路咽喉,因此成为中日双方交战的核心地区,在长达4个多月的战斗中,中国远征军先后投入10万以上兵力,经过3次拉锯争夺,共毙敌10640人,而远征军伤亡官兵则达到28384人。
1944年11月3日,龙陵光复,付心德随部队向芒市推进。当时芒市满街是伤兵,满街是物资。部队要北上转移,付心德留下照顾伤兵,从此扎根龙陵。
子女们起初对这样的采访并不在意,方军第一次来访时,子女甚至都没在老人身边陪伴。“早些年里,如果有记者来采访,我们心里其实并不欢迎。”付根林说,甚至当时子女们也并不多听老人的讲述。
付心德不但经历抗战全程,而且在百岁高龄时还思路清楚,被媒体奉为“抗战活化石”。陆陆续续有来访者过来与付心德交谈,儿媳们会端上茶水,然后去忙自己的事儿。
河南摄影师张国通拍摄了不少抗战老兵的照片,他给付心德拍摄的照片,曾经刊登在《河南摄影报》封面。他洗印出来一些照片,寄给付家,险些被付心德的一个儿媳当垃圾丢掉,幸好被其他子女发现保留了下来。
被尘封的抗战经历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付心德离开部队,解甲归田,偏居滇西,和比他小20岁的龙陵姑娘李竹芝结婚,育下六男一女。
子女对付心德的记忆,更多停留在严格的教育上。孩子们从小就用军规军纪来严厉要求,天气再热衣服扣子都必须扣好。付先荣有一次下班回家,将衣服搭在肩上,付心德一见抓起一条凳子就砸了过来。平日里,子女们不能穿拖鞋,付心德认为这不规矩,是一副亡国奴相。过于西式的衣服,老人更是不能接受。直到前几年,他才能勉强容忍子女穿夹克。
对子女们来说,付心德的抗战经历,曾是家人一段不愿提及的历史。“父亲有时候唠叨点过去,我们并不愿意听。我们有时上完历史课,跟他说国民党如何如何,他也不想解释。”付根林说,时间久了,曾经的那段历史默默被尘封,谁也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四女儿付政琴最清晰的回忆,是父亲在“文革”中被批斗,后背上的白布写着“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付心德陆续被打成反革命、敌特分子,被劳教、下放,最终完全失去工作。
子女们这才开始对父亲的过去有所了解,原来付心德曾是国民党的军医,而且曾是少校医官,是当地老兵中职位最高的人之一,因此在当地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没能幸免。
因为他的特殊经历,子女们在那个极左时代都受到了牵连。付政琴回忆,在学校里没有人敢和他们讲话,同学和老师时不时地冷嘲热讽。老五付根林脾气火爆,多次和同学因为父亲的问题发生冲突,每次付心德都领着他去道歉。
入团、入党对付家子女们来说,都成了奢望。在7个儿女中,除老六付先荣读到了高中,其他人最多读到初中就辍学了。子女们的婚姻也受到影响,二哥要结婚,女朋友的父亲是当地农场的政委,组织上派人来给女方做工作,希望她不要嫁给付家。大哥要结婚时,女方亲友轮番劝阻。
仅有老六付先荣顺利读到高中,在上世纪80年代当兵,入党,在对越反击战的战场上服役4年后退伍,分配了一份稳定工作。付家其他子女则大都没有固定工作。
1969年,付心德被下放到他当年与日军作战的松山长岭岗劳动。李竹芝刚生下老七,就因长期营养不良而造成全身瘫痪。几个十岁上下的孩子支撑起全家。老四付政琴说,为了糊口,家里最值钱的缝纫机也卖掉了,十一二岁的她站在板凳上为全家做饭。
因为实在难以糊口,李竹芝一度想把老七送人,甚至联系了人家。兄妹几人极力反对,老七才留在家中。
兄妹几个抬着母亲从龙陵城到长岭岗去找父亲,贫困交加的一家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付心德跟子女们说,比起和日本人打仗那会儿,这点苦算什么?四年后,李竹芝身体得以康复。
政治风波逐渐过去,付心德重获自由,还在84岁高龄拿到了“云南省医务人员行医证明”。但他拒绝到医院工作,反而到建筑队干起粗活。业余时间,付心德自己上山采药、配药,几乎义务为乡亲们治病。
付心德的乐善好施,在龙陵县城有口皆碑。他上街见人衣衫破烂,就脱下自己衣服给人。付根林记得,有一次父亲竟将脚下鞋子脱下送人,自己光着脚回家。即便付老百岁时,见有人拉板车路过,他竟还去帮忙推车,把拉车人感动得忙放下车搀扶老人回家。
如果不是被媒体重新发现,付心德很可能就这样安安静静、默默无闻地在龙陵乡下安度晚年了。
已经来不及重新认识父亲
直到尘封的历史再度被掀开,子女们才意识到父亲经历的重要性,这时他们才发现,自己对父亲了解是如此之少。付根林曾经问哥哥:“我们做弟妹的知道的不多也就罢了,怎么你们对父亲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子女们也开始有意识地整理父亲的有关材料。“但很遗憾,大部分都是碎片,完整的历史没有人能说得清了。”付先荣说。随着老人年岁日增,能回忆起来的越来越少。
除六子付先荣从部队退伍后工作稳定,付家其他子女大多没怎么上过学,没有文化。五子付根林曾跟父亲在一个建筑队工作,建筑队解散后,全家人一直勉强糊口。付根林说,子女们的学识使得大家对父亲的历史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显出足够的重视。
近几年的媒体采访中,付心德才断断续续留下了一些关于抗战的记忆碎片。“我们没有一枪打过中国人,我们是和日本打仗留下的远征军。”老人这样对来访的媒体说。
付心德仍能清楚地记得,战友高介军牺牲时嘴里还咬着一个日本兵的耳朵。在勐岭坡战斗中,付心德带领着3位医生、4位护士和1个担架排,在战场前沿负责抢救伤员掩埋尸首,“死伤的人像滚豆子一样倒下”。和付心德私交甚密的827师261团上尉连长高介军,长期营养不足,导致严重的胃病。
但他仍带病率士兵四十多人,在风吹坡垭口阵地与敌人周旋了十多天。到最后,高介军连长率仅存的五六名战士与敌战斗,与冲上来的日军展开肉搏厮杀,殒命疆场,年仅30岁。
媒体报道,在整个滇西大反攻中,中国远征军付出了6.7万人的代价,共歼灭入侵日军2.1万人。在接受采访时,付心德说:“那些英勇牺牲的远征军啊,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英勇事迹呢。和他们比起来,我不值一提。”
过了100岁时,付心德身体仍然像个强健的汉子,每顿至少吃一碗米饭,自己走在路上腿脚生风,和人聊起天来思路清楚,他甚至还拿着瓶瓶罐罐琢磨着药方,在瓶子上标注英文。
随着各地媒体纷至沓来,付心德曾经的抗战经历重新获得了肯定和关注。付心德的家已经成了当地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之一,刚到龙陵的边防战士都要来拜访他。
到付心德111岁大寿时,前来祝寿的人们挤满了一屋子,送来的生日蛋糕、鲜花、红包等摆满了桌子。一本“民族英雄,永世流芳”的金属证书也在当天交到老人手上。在老人生前最后几年,他获得的关注超过过去几十年。
2013年7月,方军到龙陵县参加《龙陵县抗战文化暨松山战役遗址保护与开发研讨会》,与会期间,又一次看望了付心德。付心德老人看了他拿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函(2013)630号文件后,右眼流下了一滴眼泪。该文件的中心意思是,要把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医疗救助行列。方军多次采访付心德,头一次看见他落泪。
子女们也开始重新认识父亲。老人去世前,付根林开始整理关于父亲的资料。他还考虑把父亲的衣物整理好,捐献给抗日战争纪念馆。目前,已有多家纪念馆对他表达了收藏意向。
“父亲是个英雄,全家都为他骄傲。”付根林说。他想重新给父亲刻个墓碑,把父亲曾经被家人忽视的重要经历全都刻上。
付心德去世后,家里陆陆续续在接待父亲的战友们。这些曾经的精壮小伙,如今都是饱经风雨的百岁老人。在付心德的背后,是包括盛金云在内的诸多抗日老兵,仅云南就现存近千名。看着付家墙上挽联中“为国而战,无上光荣”的字眼,91岁的盛金云眼中也泪光闪烁。说着浓重湖南话的他,在老战友遗像前显得少言寡语,但他心中所思所想,又岂是简单几句话能说清楚的。(文/本报记者 赵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