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楚王刘英谈徐州佛教发展

  上周《彭城周末》报道的《卅载苦思甫得新证 考古专家王恺:“土山汉墓主人并非彭城王”》引起读者关注。王恺老师对土山汉墓封石上的“官十四年”另辟新解为“东汉永平十四(71)”,从而推测墓主人为崇佛的东汉楚王刘英。

  在徐州竹林寺的扬佛阁和弘道阁,分别立有东汉楚王刘英和汉末下邳相笮融的塑像。这两位都曾在徐州一带掀起佛教活动高潮,为汉代中国佛教流传史上的重大事件。

  种种史籍表明,佛教在徐州发展的文化意义不仅属于地方一隅,更属于整个中国文化。徐州学者王文正认为,若无楚王刘英、下邳笮融、南朝刘裕、梁时萧衍等徐州籍人崇佛,就不会有唐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  

  楚王刘英,正史记载的兴佛贵族第一人

  西汉后期,佛教流传到西域的安息大夏,并且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开始传向于阗龟兹等国。至两汉之际,佛僧入华传教译经,佛教逐渐在中原地区传播,并且沿着国内主要交通线向东部扩散,一直深入到徐州地域。

  据荷兰汉学家许里和研究,约在公元50年前后,佛教已经渗入淮北地区、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这一数省接壤的广大区域。当时的彭城正坐落在丝绸之路从洛阳向东延伸直到东南地区的大路上,是非常繁华和开放的城市,经济发达,文化活跃,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就是这个城市,在公元1世纪中叶,封于此地的楚王刘英府内居住着由僧人、居士组成的僧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僧团。

  楚王刘英是汉光武帝刘秀庶出的儿子。母亲许美人因为没有受到深宠,所以地位较低。据《后汉书》记载,刘英喜好交接游侠之士,迎纳众多宾客,到晚年时更加嗜好黄老之学。黄老,黄帝和老子的并称,被后世道家奉为始祖。

黄老思想中的 “无为而治”应合汉初的“休养生息”,一直是汉代贵族间比较流行的学术思想,发展到楚王刘英这里,黄老学又与佛教并到一处。刘英喜好黄老,这就为他接受佛教、传播佛教奠定了思想基础。

  汉明帝当皇帝后,想以宽大之心治天下,就下诏,让各国犯死罪的人缴纳生绢即可赎罪。楚王刘英准备了黄绢白绢三十匹给汉明帝送去。汉明帝下诏给刘英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居士)、桑门(僧人)之盛馔。” 并把这道诏书颁示给各诸侯国。

  在楚王刘英之前,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已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了,但由于最初的信徒多为异域胡商,所以得不到正统的重视。虽然汉明帝派大臣到西方取经,用白马载来《四十二章经》,并建了中国最早的寺院——白马寺,此事始见于汉传本《四十二章经》中。而汉明帝给刘英的诏书,后被范晔收进了正史《后汉书》,从史籍价值上,确定了刘英中国史上传佛贵族第一人的地位。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王健研究认为,汉代以来,由于得益于独具优势的人文地理和传播条件,徐州地域与儒道释三家文化源流有着特殊的不解之缘。从《后汉书》可知,刘英在楚国招致的大量宾客方士中,有所谓“伊蒲塞’和“桑门”,前者指在俗信徒,后者则是出家的僧人,又叫沙门。

鉴于东汉时禁止汉人出家,故彭城的桑门僧人很可能都是来华传教的西域人士,于此也可想见当时彭城开放的文化氛围。

刘英的奉佛方式,有所谓“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即祠祀和斋戒。祠祀这种供奉活动,需要有僧众供佛的处所即佛家的寺院,以作为进行偶像崇拜和宗教宣传的场所。一般认为,东汉洛阳的白马寺为我国佛寺的嚆(hāo)矢(响箭,常喻事物的开端),但《水经注》记载,“获水自净沟东径阿育王寺北,或言楚王英所造”。

刘英在楚国从事宗教活动甚久,无论是其财力还是其佛事水准都具备了建寺的基本条件,看来刘英于洛阳白马寺之前在彭城建寺祠是完全有可能的。

  刘英的开创性地位,《资治通鉴》卷四十五认为“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象,而王公贵人独楚王最先好之”;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也有“记刘英的活动在先,述汉明帝求法在后”的记载。

  《后汉书》“袁宏汉纪”:佛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然而楚王刘英信佛信道却并没因此得到善终,刘英在汉明帝的诏书下达后,更加广结方士,还作金龟玉鹤,并刻文字当符瑞,犯了朝廷的大忌,被告谋逆而治罪,于被废第二年自杀于流徙地丹阳泾县(今安徽宣州),葬于当地。

永平十五年(72),明帝驾幸彭城,昭见刘英母许太后及刘英的妻儿时,悲伤流泪感动了左右的人。元和三年(86),许太后去世,天子派光禄大夫持节到祠堂吊唁,又派谒者备好楚王的官属迎接刘英的灵柩,改葬彭城。

  刘英因涉及谋反罪名,死于非命,其宗教活动也以悲剧而落幕,但他开创了汉晋以来以彭城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佛教鼎盛的局面。   

  汉末笮融再掀佛教活动高潮

  东汉末徐州牧陶谦委任其同乡——信仰佛教的下邳相笮融督管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漕运。笮融的家乡丹阳,正是刘英流放之地。王健教授认为,笮融的佛教信仰应与当年刘英的行踪或有关系。

  据《佛祖统纪》、《后汉书》,笮融,东汉末年丹阳(今安徽宣城)人,以好施名闻乡里。黄巾乱起,遂聚众投徐州刺史陶谦,陶谦重其名,使督粮运,并任下邳相。笮融笃信佛教,擅断三郡钱粮,大起佛寺,后因为徐人所恶,遂率众南走,袭杀广陵太守赵昱、豫章太守朱皓,入据其邑,后为扬州刺史刘繇攻破,为山民所杀。

  汉代徐州是江淮流域与洛阳间的水运枢纽,山东和江淮流域转输的漕粮每年达数百万石,漕运差使财权雄厚,然而,沉于佛事的笮融却利用漕粮之财力大建佛寺,“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有学者考证这是中国正史中首次明确记载佛教建造寺院和雕像的情况。从笮融供奉的浮屠像涂有黄金、可容纳千人的描述,反映出当时建筑的宏伟和奢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