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会泳粉碎四人帮 于会泳:粉碎“四人帮”后惟一自杀的部长级干部【2】
1965年初,江青来到上海抓京剧革命。她把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获得好评的《红灯记》调来演出,为此上海的报纸发表了各种评论文章。1965年春,于会泳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从〈红灯记〉谈开去——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的文章。
于会泳认为,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老腔老调已不能适应现代戏的内容。于会泳建议,每一出京剧现代戏都要为它设计出整套的唱腔,使成套的唱腔可以广泛地流传。
江青看了于会泳的文章后非常赞赏,因为于会泳的建议与江青的一贯主张非常合拍。江青马上对张春桥说:“去了解了解,这是什么人?”张春桥虽然长期在上海主持文艺工作,但也不知道于会泳这个人。江青突然发现了人才,张春桥自然不敢怠慢。
江青了解到于会泳是老区来的,又是文工队出身,就马上在锦江小礼堂接见了于会泳,并当场称赞他,说他的文章写到点子上。江青还对张春桥说,今后在搞革命现代戏的过程中要重用他。根据江青的旨意,张春桥安排于会泳担任上海京剧院重点剧目《海港》、《智取威虎山》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
此后,于会泳成了江青和张春桥的智囊。于会泳先在《海港》剧组担任作曲,了解到江青最欣赏四大名旦中程砚秋的唱腔,所以在为《海港》女主角方海珍设计唱腔的时候,充分发挥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点。
戏中方海珍唱“忠于人民忠于党”这一段时,抑扬顿挫,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有多少烈士的血渗透了这码头的土地”这一句,荡气回肠。于会泳把录音送给江青。江青听后非常欣赏,大加赞扬。
于会泳在江青心中的砝码日益加重,后来又把他调到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对全剧音乐进行艺术加工。于会泳在进行唱腔设计的时候,摸清了江青的爱好,尽力讨好江青。于会泳把传统京剧的韵味和西洋作曲的技法糅合起来,例如“打虎上山”这段,他把京剧锣鼓的点子与铜管乐器中浑厚的圆号交织在一起,把杨子荣上山扬鞭策马、风雪怒吼的场面表现得非常逼真,在音乐界受到好评。
1966年国庆节,《智取威虎山》首次得到江青的批准,到北京演出。江青还提名于会泳乘飞机去。到北京后,江青派秘书用轿车接他到剧场,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一起看演出,看完演出以后,让于会泳陪同一起上台接见演员,使他受宠若惊。
不久,上海音乐学院学生造反了,红卫兵不知道江青重用于会泳的心思,认为学院里院系的领导都要打倒,于是勒令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群众审查。当时市委还没有垮台,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找市委宣传部,宣传部向姚文元打电话汇报。《智取威虎山》在北京演出结束的时候,张春桥找于会泳谈话:“这样吧,你回上海以后,要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
1966年底,于会泳回到上海。他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要紧跟。于会泳于是在学院里贴了一张《十四点质问》的大字报,宣布造反,表示他和造反的红卫兵站在一起。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领导上海造反派夺权。
他们到上海后,找几个人谈话,其中一个就是于会泳,显示了对他的重视。一月夺权以后,张春桥在上海公开的场合几次宣布,在上海只保两个人:于会泳和艾玲。于会泳在上海重新负责样板戏剧组,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上海文化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主要任务是抓样板戏。
在样板戏剧组,于会泳收集了剧组内很多对江青不满意的材料,向张春桥当面告状。于是这些对江青不满意的人就遭殃了,或被批判或被判刑。
于会泳靠着江青对他的信任,以及张春桥和徐景贤的全力支持,搞了《海港》、《智取威虎山》,又到北京抓《过江龙》,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1968年,于会泳带着《智取威虎山》剧组到北京演出,张春桥说于会泳贡献很大,提名于会泳当上海市革委会常委。
按照规定,上海市委常委的候选名单要经过审查后再报中央批准。1969年初,名单审查完后,准备报中央。张春桥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市委领导成员碰头会,听取组织组的政治审查情况。
那天,徐景贤比张春桥先到会议室,组织组负责人告诉他:“在于会泳的档案里,发现了一张纸条,这是当年他在山东参加革命部队以后亲笔写的,内容有问题。”徐景贤很吃惊,觉得事情有些棘手,不敢定夺,准备请张春桥来决定。
在市委常委会上,徐景贤刚提到这张纸条,张春桥一点也不吃惊,淡淡地说:“这事我知道。1966年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到北京去揪于会泳,这也是一个理由。这封信后来没有成为事实嘛!”张春桥这么一说,徐景贤心中有数了。
徐景贤在会上发表意见说:“我看,问题不大。主要看于会泳现在的表现。”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和负责文教战线的书记徐景贤都表了态,其他市领导也没有人反对。市革委会组织组就把于会泳列入名单。徐景贤告诉组织组:“上报中央审查的时候,不必写上纸条的事情。”在张春桥和徐景贤的保护下,于会泳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以后,张春桥和徐景贤又提名他当“九大”代表。“九大”之后,于会泳担任了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