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恩mip云管理学院 姜汝祥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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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呼吁,对十八届三中全会要信心,经济改革就要来了。昨天一个老板不客气地打断我:民营企业老板是有着灵与魂的人,不是赚钱机器。当一个人失去安全感的时候,“安全”就是唯一有价值的东东,赚钱与保命哪个更重要?听完之后,我好久说不出话,是的,不要在道德层面上苛求那些移民的老板,这与道德无关,而与安全感有关。

在社会学看来,象“担当”“责任”这样的词汇,本身就不是一个道德判断,而是一个对未来的判断,是对“我是谁”“我想成为谁”的角色回答。

“我是谁”?在许多企业家的创业初期,“我”不过是寻求财务自由,也就是所谓赚钱的载体,挣脱计划经济与陈旧的体制的压迫,获得更多的财富。
然而,在“我”获得了财务自由之后,民营老板们发现经济权力并不能够帮助他们获得安全感与归宿感,因为在经济权力之上的社会结构是封闭的,基本的财产权也没有保障,要想获得更多的钱,就不得不去打通“政商关系”,这让大多数老板束手无策。

因为政府部门给企业设置的寻租通道,逼得企业家被迫在“当婊子与立牌坊”之间纠结。
一个简单的例证是,在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中,凡是“名、利兼收”的,大多结局惨淡。云南烟王诸时健,三九药王赵新先,首富牟其中,甚至长虹倪瑞峰国美黄光裕,最新的例证是大连实德的老板等等一代枭雄,大都死在其“政商纽带”上。

在这里,我并不想在这儿为哪一个企业家鸣不平,可怜之人自有可恨之处。我在这里想指出的,不过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经济发展创造了极大的财富群,可如果财富的创造过程没有透明的路径,财富的存在没有法制的保障,创造财富的人就会被财富本身压死。

因为财富与安全成反比,私有财产在这里就成了“肥猪”,更可怕的是,什么时候杀,却是个求知数,这让人如何睡得着?
以社会学的观点看,财富不仅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更是一种价值观,一种占有经济资源是否“合情合理”的价值观。

改革本来就是一个探索过程,政府鼓励企业去打破旧体制,这本身充满着“原罪”,按道理,这个“原罪”中“政府”才是主角,是因为“计划经济”本身就是最大的“原罪”。既然如此,就应当不断改革来“赎罪”,以此获得大众的支持,从而获得全社会最广泛的认同,从而减小改革的成本。

遗憾的是,当民间百姓因为收入差距而质疑“为富不仁”时,政府理应进入更深入的改革来获得“共同富裕”,理应通过法治对政府行为的自我约束,从而约束有钱人。从近两三百年的西方国家发展史可以看出,政府收拾有钱人最好的方式,就是退出游戏,专注做游戏的裁判
可过去十年,政府放慢了改革的步子,却加快了道德的步伐,政府想去讨好下层百姓来获得道德至高点,甚至不惜以社保道德化来交换民众的拥护,以四万亿投资来获得表面的繁荣,可谁知这可大伤了市场经济的心!

按道理,获得了财富的企业主理所应当成为“社会稳定”捍卫者,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对未来的判断。如果未来是如此的不确定,结果就会是两个:要么“为民族复兴而做公司”,追求“青史留名”,要么选择逃避---既然不能担当,那么只好选择逃避。

尽管有无数优秀的有责任的企业家选择了担当,但选择“移民”却也不在少数。不要小看了“移民”这样一个身份的变动,按社会学的研究,身份是一系列与社会位置相一致的权力、责任与社会预期等因素的概括。从这一定义推理,“外籍”这个身份导致的是什么?是这一群人在权力,责任与社会预期上,将经营企业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完全分开,中国是经商的地方,海外是生活的地方,生意在此处,生命却在他乡。

短期看,这对企业经营未必不是个好事,扩大的眼界,不再纠结于财产的安全。

但从长期看,却是大大的有害,因为这等于公开宣告了相当一部分企业家不再追求未来。如果老板都如此不安全,有几个员工会真正有长期与企业奋斗的打算?
我的结论是,企业家资源是市场经济中最核心的资源,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的发动机。都说中国出口下降,那是指的实体经济,中国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可近些年出口的“发动机”一直在增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