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毛主席 朱大可:大国崛起热播映射民族主义情结

“但我们面对着的,往往不是一种健康的记忆体系。选择性失忆和强迫性记忆,成为民族记忆的严酷的敌人。

今天的文学现状的恶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文学不仅完成了空心化的历程,而且还腐烂到了文体和话语本身。文学要为汉语的退化承担部分责任。

中国的消费市场之所以更为畸形,就是因为它只考虑GDP(利润)增长,而拒绝为诚信付账。而现在,我们终于到了自食其果的时刻。”

南都周刊:200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这一年,孙中山诞辰100周年、鲁迅逝世70周年、“文革”发动40周年与结束30周年、唐山大地震与毛泽东逝世3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国各阶层以多种不同的姿态与话语,隆重或者默默地纪念这些历史。你认为这里面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吗?

朱大可:记忆是文化的根基,也是民族的财富,并且必然是未来文艺复兴的基石。在这个意义上,珍惜记忆就是一种美德,它捍卫了文化的尊严。但我们面对着的,往往不是一种健康的记忆体系。选择性失忆和强迫性记忆,成为民族记忆的严酷的敌人。

南都周刊:对80年代的回顾,在2006年成为热点。有人说,回味80年代的人中,文学家很多,容易用文学的方式把80年代讲成一个青春和激情的故事,以至于让后人对80年代产生误解和反感;重提80年代开头开得不好,认真地梳理尚待时日。对80年代的回顾还需要哪些思考?

朱大可:我非常理解一部分知识者把记忆引向青春旧梦的心态。但这只是记忆的一部分功能,80年代的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在我看来,正是80年代的人道主义幼稚病,成为日后知识分子衰退的重要原因。

南都周刊:娱乐化的“恶搞”成为2006年最显著的文化现象。网络视频“馒头”案之后,网络恶搞呈燎原之势,古典名著、社会名人、红色经典无一幸免。例如黄健翔世界杯另类解说“梨花体”诗歌等。有人说,这种“娱乐至死”现象,实际却是对传统经典的反叛,是个性的回归与张扬,是民本意识的提升与崛起。

《光明日报》举办的一场主题研讨会则指出,“恶搞”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有着很大的负面效应。在“恶搞”现象及对其评论的现象背后,我们有什么值得检讨的?

朱大可:我要在此再次表明我的立场,那就是反对把戏仿和反讽称为“恶搞”,因为“恶搞”一词从一开始就为戏仿文化构筑了一个负面的道德圈套。从总体上说,戏仿是人类叙事的一种全球性方式,也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一个重要样式,用所谓“虚无主义”来定义戏仿,并不恰当。戏仿运动中存在的某些不良现象,不是戏仿的本质。

南都周刊:2006年,似乎又是个选秀年。“超女”、“莱卡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梦想中国”,到处是海选和PK。有人说,诸多选秀节目意味着中国正全面步入一个个人主义时代,揭示了从无厘头精神的自嘲到个人主义的冥想倾向,大大刺激了社会转型期间的青年一代对大众狂欢文化的渴求;也有人说这是对艺术的玷污,不过是一份文化蛋炒饭。

朱大可:选秀运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扩张了个人的明星梦想,为少数人从底层直升成功的顶层,提供了某种低成本的高速通道,也导致了大众对成功道路的误判。个人成功的方式和途径是无限的,完全没有必要所有人都挤死在同一条道路上。

南都周刊:2006年,对于中国文坛来说,是个多事之秋。先是韩白之争,韩寒炮轰“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紧跟着,思想界和文学界互掐,“梨花体”诗歌被恶搞,作家洪峰上街乞讨,叶匡政称“文学已死”,海外汉学家抛出中国文学垃圾论,这里面不乏网络口水与媒介跟风恶炒,但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也有自己的问题,你怎么看?

朱大可:早在1988年,我就曾经以“文学的空心化”为由,宣布过中国文学的死亡,虽然那是一种过激的言论,但却表达了我的忧思。今天的文学现状的恶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文学不仅完成了空心化的历程,而且还腐烂到了文体和话语本身。文学要为汉语的退化承担部分责任。

南都周刊: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在2006年引起了社会的空前关注与强烈反响,从“齐二药”到“欣弗”事件,从红心鸭蛋到多宝鱼,都给这个社会造成了重大损失。从食品药品管理新机制,到公民的诚信问题,这里面有哪些需要检讨的?

朱大可: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它是整个食品生产体系的结构性弊端。为了应付庞大的饮食业的需求,食品制造业只能大规模使用激素、抗生素等化学添加剂,来提高自身的生产能力。这是消费主义至上导致的恶果。中国的消费市场之所以更为畸形,就是因为它只考虑GDP(利润)增长,而拒绝为诚信付账。而现在,我们终于到了自食其果的时刻。

南都周刊:这一年,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行为似乎也比较多,更改图腾、禁止不文明游客境外游,同时也有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等。如何看待《大国崛起》的热播及其引发的争论?

朱大可:《大国崛起》的热播背后,映射着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崛起及其崛起方式,其实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早在80年代和90年代,都曾有过类似的文化热潮。目前的这种争议,不过是历史的某种自我重复。我看不出它比以前的争议推进了什么,恰恰相反,它的争论水准,甚至不如80年代。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知识分子的缺席。

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上海同济大学教授。(策划 林斌 执行 谢海涛 彭晓芸 陈坚盈 实习生 潘爱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