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川中医 王玉川|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

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他亲手描画的双螺旋体和多肽链,依然清晰而美好。他独立思考,在学问上敢于向权威挑战,生活中却淡泊低调,特立独行。“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

采访王玉川,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费尽各种周折。5月的一天,他终于如约坐在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办公室。然而面对媒体,他还是不愿多说什么,好在事先采访过知情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说,“看过他书批的人,都很震惊。”

墙边立着一排书柜,信步走过去,翻出一本用1984年的日历装订的笔记本。日历背面写着一行行整齐小楷,红色、蓝色间杂铅笔,有的字下面划着重点号或横线,内容是关于孙思邈《外台秘要》的方药体会。再随意打开一本硬皮笔记,上面整齐地记着生物化学的内容,其中一页用极细的铅笔画着细胞RNA与蛋白质合成分解图,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双螺旋体和多肽链的结构依然清晰而美好。

翻下去,十几本笔记本的纸质都很粗糙,字体却都那么纤秀工整,有的字小得几乎看不清。可以想见王玉川当年是怎样地心细如发,这几十万娟秀小字承载着多少个安于清苦的日日夜夜。笔记内容有经典抄录,有个人思考,他很喜欢自制图表,比如为研究比较体质学说,他把巴甫洛夫神经类型、希波克拉底气质说以及内经的阴阳五态人划一个表格里,新颖而独特,给人启发。

那本传说中,被王玉川翻得书皮烂掉用胶布粘好、再无一处空白可写眉批的《黄帝内经》已经找不到了,他连自己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也都没留意保存。“别人借走了没还,我也记不得向谁要了,哈哈哈!”显然他并不以为意,更不以为憾。多年的临床处方也没有保留一张,根本不打算出版临床经验集,“有什么用呢?没用!”玉川老这样给自己解释。

如今他眼睛花了,别说写字,翻看当年的笔记都得借用放大镜才行,但幸运的是,这种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已经延续下去。严季澜年轻时曾受教王玉川,他也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坐在办公室研读经典、琢磨医案,喜欢用铅笔写些纤细小楷,下着旁人眼中的“笨功夫”。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学者的严谨操守,酿造北京中医药大学厚重的文化学术底蕴,在浮躁的今天,更显得可贵和难以超越。

王玉川治学注重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在1984年担任健康报振兴中医刊授学院顾问期间,他曾和刊院同学谈中医治学方法:“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绩。不要做教材的奴隶,要做教材的主人,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

决不能像果戈里在《死魂灵》里描写的那位‘死读书、读书死’的彼得尔希加,他辛辛苦苦读了一辈子书,到头来却什么知识都没得到。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观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

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使得王玉川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屡获开创性突破,正是因为不迷信权威,敢于对传统提出质疑,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跨越了一个个学术高峰。

了解王玉川的人,对他的第一评价大多是“低调”、“不争”。然而这样一个不喜参政的人,却是全国政协四届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的副院长多年,还有多项校内外职务,这似乎是种矛盾。

王玉川生性喜欢自由,他把这些称为“乱七八糟的事”。“当时没办法推,这也是种任务。”如果可以自己做决定,他断然不愿从熟悉的南方来到北方生活,更不愿从事行政工作。但是在其位谋其政,他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公费医疗费用不宜包干到医院管理”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

任院长期间,他重视教学科研和学术建设,内经专业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重点学科,停刊20多年的《北京中医学院学报》于1981年恢复,成为学校及全国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

然而一旦退休,他就任何管理工作都不参与。据介绍,玉川老退休后更为低调,不轻易发表任何意见,每天8点前到办公室,中午回家稍作休息,下午又回来。“他的思维,就是做自己的事,看自己的书。”

这种淡泊、低调,不是怕得罪人,也不是没有想法,他是位特立独行、生性高洁的人。采访中,玉川老说的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无所谓”,他说,人生几十年,没必要争名夺利。“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

教育临床

“倘若倾心而倒,一辈子经验说不了3天”

虽然反对师带徒的方式,但受他恩惠的年轻中医成百上千,至今很多毕业生都珍藏着他逐字逐句精心审阅过的论文。理论临床相得益彰,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令其临床疗效卓著。

列在王玉川名下的学生并不多,不过四五人,和师带徒相比,他更提倡现代学院教育。他认为临床上从来没有相同的病人,好中医应该独自到临床去实践摸索。“倘若倾心而倒,一个老师的经验,用不了3天就能说完;相反,也可能临床跟师3年,还摸不到门。”

虽然如此,王玉川对所有的年轻中医都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他甘为人梯、无私传授的风范使很多人受益终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届中医专业毕业生刘燕池教授,谈起一件往事。1962年他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讲内经课,没有经验的他返回母校寻求帮助。当时王玉川把历经一年刚誊完稿、尚未出版的《内经讲义》交给他,用作参考。刘燕池拿到这份原稿,心情澎湃,现在回想起来还常说“师恩难忘”。

他时时要求年轻学子做到言之有理,强调文以载道,每年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工作,他从不敷衍,逐字逐句精心批阅,一本论文要修改几天。写满他整齐字迹的论文,经常被毕业生们珍藏。

王玉川一直强调理论和临床结合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长年坚持为普通百姓治病。他擅长治疗中医内科各种疑难杂症,如心血管疾病、风湿病、血液病等,临证时一丝不苟,疗效卓著,深受患者欢迎。

有段时间,王玉川在国医堂一周出诊4次,非常劳累。一次在北中医校园,刚从研究生处退休的鲁兆麟碰见了他,两人边走边聊。“和你说个事儿,”王玉川认真地说,“这国医堂看病,你能不能替我出两天?”但累归累,他还是一直坚持在临床一线。

深厚的理论功底,保证了王玉川卓越的临床疗效。有次鲁兆麟接诊一位神经根髓鞘脱的病人,治疗非常棘手,用遍了温阳药、补气药、活血药还是效果不好,他向王玉川请教。王玉川说,“《内经》讲‘肾恶燥,即食辛以润之’,你别净顾着补阳,加点细辛这类通药试试。”果不其然,病情好转。

在临床传承教学中,王玉川常从古典医籍中总结用药知识以示后人。他认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束缚,要勇于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以《千金方》中能治疗30多种病证的“芫花散”为例,孙思邈对此方赞赏有加,但也无法解释原理,只能在书中寄望于后人。王玉川指出,有些医家沉湎于辨证论治,对古书中许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不屑一顾。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对实现中医现代化也有很大意义。

王玉川名下的七九级硕士研究生陶广正教授,得知恩师被评为“国医大师”欣然提笔:“为人淡泊,不慕虚名。师出名门,有真才实学;学富五车,而无头角夸诞。虽非博导,而众多博导皆曾受教;未登讲堂,而授课讲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却不乏真知灼见;临床虽少,却每能一丝不苟。审查论文,从不敷衍;撰写书评,必中肯綮。尊为国医大师,谁敢谓曰不然!”

王玉川小传

1923年,生于江苏省奉贤县。

1941-1943年,从医于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陆渊雷先生,学成后在当地行医。

1943年-1955年,在奉贤县开设门诊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1955年-1956年,在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深入学习中医相关知识。

1956年-1957年, 在南京中医学校从事中医药教学与临床工作。

1957年-1963年,奉卫生部调令来北京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潜心于《黄帝内经》的教学和研究。主持主编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内经讲义》。

1978-1984年,在北京中医学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任副院长。

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记者 马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