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的母亲 周海婴眼中的父母亲
现年76岁的周海婴,只与父亲鲁迅生活了短短的7年。近日,他对记者讲述了眼中的父亲。
母亲告诉我,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很没保障,将来可能还要颠沛流离,所以一直没要孩子。母亲在1929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医生问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父亲回答是大人,没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从这一点来看,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
很多人对父亲在家庭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感兴趣,其实我小时候并没感觉到自己的父亲跟别人家的有什么不一样。只记得父亲一旦工作,家里一定要保持安静。四五岁的时候,保姆许妈便带我到后面玩。那时候上海也不大,房子后面就是农地,父亲觉得百草园有无限乐趣,而我的天地比百草园大得多,有小虫子、有野花,这里也是我的乐土。
那时候父亲已有他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我早上上学,他还在睡着,中午回来吃饭可以碰见;下午从学校回来时,经常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和他聊天。我有印象的是萧军、胡风、冯雪峰、内山完造夫妇。
我的家庭就是一种非常温馨、平和的家庭氛围。不是看见父亲就远远地敬畏、蹑手蹑脚地,没有这种恐惧、害怕的感觉,记忆中他也只有一次假装用纸筒打我。父亲写信通常用一种中式信笺,上面印有浅浅的花纹、人物或风景,父亲给不同的人写信,选用不同的信纸。
如果我碰巧遇到父亲写信,想表现一下自己,往往自告奋勇地快速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以自己的“眼光”为父亲挑选信纸。父亲有时默许了,有时感到不妥,希望我另选一张,而我却僵持不肯,每逢此时,父亲也只好叹口气勉强让步。
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母亲喊父亲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
母亲是父亲的一片绿叶,为父亲做了很多工作,母亲当年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女性。母亲告诉我,她后来也跟父亲提到过,想出去工作;父亲听到后,把笔放下叹了口气:“那你出去我又要过我原来的生活了……”于是母亲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想父亲最后十年能创造出那么多的传世作品,当中也有母亲的牺牲。虽然希望出去教书的母亲心情也很矛盾,但她觉得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父亲创作的高峰,一切付出是值得的。
母亲在我面前不怎么回忆父亲,她不愿意沉浸在她的悲哀当中。对我父亲,她觉得她有照顾不够的地方——比如她说看到父亲经常是点了烟之后就随手放在那儿,既然是空烧掉,为什么买那么好的烟?于是父亲最后抽的是比较廉价的烟。茶叶也一样,有时她泡在那儿,他也没喝,这不浪费吗?诸如此类。其实再周到、再细致的照顾,总是有不完美之处,这是很自然的。
说来奇怪,在父亲去世前几天,我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感觉有个声音对我说:“你爸爸要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明白这个声音究竟来自何方。1936年10月19日早晨,许妈上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了。”我才知道,我没有爸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