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两面性 洪仁玕的两面性(转)
作者:陶短房 本文是《这个天国不太平》的第八篇。全书总计21篇,由中华书局出版,明年春节前后上市。 第八篇 洪仁玕的两面性 洪秀全的族弟、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给人们以“先进中国人”的印象,这是因为他写了一本《资政新篇》,成为中国第一个公开主张建设西方式近代国家的人物,更因为他一直忠于太平天国,早期辗转多年,终于赶赴天京,末期鞠躬尽瘁,最终慷慨赴死,算是个有始有终的人物。
然而和晚清许多人物一样,洪仁玕是个具有强烈两面性的政治角色,或者说,整个太平天国历史上,恐怕还没有第二个人如他一般,先进性和落后性如此戏剧性地集于一身。
洪秀全造反他看家 洪仁玕虽然说是洪秀全族弟,但两人血缘关系其实比较疏远。
他们都是南宋洪适第33世孙,是仁字辈,往上数五辈(镜、国、儒、英、氵公),才有共同的祖先洪氵公三,也就是说,二人恰好出了“五服”。 虽然如此,两人同宗、同村,而且从事同一份职业(教书先生兼屡次科举落榜者),感情是不错的。
洪仁玕生于1822年,比洪秀全小9岁,在许多问题上惟洪秀全马首是瞻。道光二十三(1843)年,洪秀全得怪病后自称受上帝启示,要清除邪教,拯救世人,传播天主教,洪仁玕成为最初3个教徒之一(另两个是李敬芳和冯云山),要说资格,他是老得很。
问题是他只是洪秀全拜上帝最早的同志,却既不是“拜上帝会”、也不是太平天国的元老。 事实上最初的洪秀全并不想造反,而只是一心传教,因此最早的教徒大多也是货真价实的“教徒”,太平天国出版物《太平天日》,以及其它一些记载中最初的洪秀全信众,如广东五马岭彭家,广西八排瑶寨的江姓塾师等,后来几乎都没参加起义,更早的教徒李敬芳,据说在读到《圣经》后怀疑洪秀全把教义弄错了,后来他的孙子重新在基督教巴色会受洗,成为一名传教士。
这时的洪仁玕自然也没有任何造反的意思——因为连洪秀全还没有呢,他的“革命行动”仅限于不拜财神、灶神,以及抛弃私塾中的孔子牌位,因为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此外,就是陪着族兄写几首赞颂上帝的诗,饶是如此,也弄得学生人数大减,还被自家哥哥拿棍子揍了一顿。
第二年,洪秀全跟冯云山去广西传教,洪仁玕并未随行,理由是母亲年迈,但1847年洪秀全回乡,拉洪仁玕一起去香港,跟美国人罗孝全学习基督教,他却不顾母亲又老了3岁,兴冲冲地跟了去,还差点当上传教士,因为洪秀全上当、索要工资,被认为“动机不纯”才黯然回乡。
此后洪秀全又两次往返两广间,起义前夕的1850年,还特意派人来搬家属,包括他的母亲、哥哥、儿子,以及一些洪姓成员都去了广西,但洪仁玕并没有去。
一些人曾认为,这是革命分工不同,洪仁玕留在广东做理论、宣传工作,而洪秀全在广西进行“革命实践”,但从迹象上看并不像:洪仁玕不乐意去贫瘠的广西,却很愿意去发展中的香港,不仅如此,就在起义爆发的当年(1850年),他居然跑去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考试,落榜后情绪低落,就躲到清远县教书去了。
从他在起义爆发后迅速脱险、以及能对外国人侃侃而谈“拜上帝会”早期事迹可知,洪秀全后来变成一个谋反者,他是知情、甚至帮着出谋划策的,但他并没下定决心亲身参与,而是决定暂且观望,这也是他既帮着“谋反”,又跑去参加清朝科举的奥妙所在。
成为“编外喉舌” 1850年冬天,上帝会起义的消息传到花县,洪、冯家族都非常紧张,他们深知,作为“逆属”,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命运。一些洪、冯族人自发踏上了奔赴广西、投奔洪秀全的路程,洪仁玕也在其间,但当他们抵达广西浔州府境,却得知太平军已经走了,他们只得匆匆返回。
1852年初,洪秀全已经在广西永安州驻扎,派部下江隆昌来搬去洪、冯家族,没想到这位使者对“天父主张、天兄担当”痴迷过度,居然认为凭着洪、冯两族几百人,外加上帝、耶稣,就能在广东打出一片天地来。
在他的鼓动下,洪冯族人在谷岭举事,参加的有200多人,结果几乎立即被团练杀得干干净净,本人似乎并未参加起事的洪仁玕不得不仓皇逃跑,在基督徒的掩护下跑到香港,投奔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
他在香港口述了一篇《洪秀全来历》,后来又提供素材,让韩山文写出一本《太平天国起义记》,其中对洪秀全的来历、太平军的宗旨和早期历史,有不少翔实的记载。
要知道那时候世人连洪秀全是不是真有其人、是不是真的姓洪都莫衷一是(有的说他本来姓朱,有的说姓郑),洪仁玕的这些努力,为太平天国保存了不少珍贵的早期资料,也依靠“同教之谊”,一度赢得西方广泛同情。
然而洪仁玕的叙述并非没有问题。 首先,为了赢得西方同情,他曲解了上帝教,将之描绘成正统基督教,当有去过天京的外国传教士回来声称,上帝教是“异端邪说”时,他便竭力为洪秀全辩解; 其次,为了神化洪秀全,他竭力将洪秀全父子描绘成通天人物(只是还不敢说成是“耶稣亲弟”),并一手炮制了一系列洪秀全的“革命诗篇”——这些“革命诗篇”洪秀全本人一直记不住,洪仁玕却记得,而等他到了天京,洪秀全一下就又记得了,而且这些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内容是什么,一直被洪仁玕反复修改,时间越改越早,内容也越改越邪乎,到了最后,这些有大量基督教内容的诗,居然会在洪秀全知道基督教前写出,甚至洪还只是个大清朝老百姓时,就敢在光天化日下,在庙里写题壁诗并落款“太平天王题”,有关士绅、官员居然当没看见——当然,这都是洪仁玕说的,信不信由您。
1854年,太平军已定都天京,国力蒸蒸日上,洪仁玕决定前往投奔。
这年阴历三月,他拿着韩山文给他的钱(《太平天国起义记》稿费的一半),搭上了去上海的轮船,打算取道小刀会控制下的上海去天京。谁知道小刀会的人根本不相信他跟洪秀全的关系,把他晾了几个月,花光银子的他只好跑回香港,在英国教会“伦敦会”当了传教士,并跟着英国人理雅各、詹马士学习西方历法——几年后当上天国“总理大臣”的他,将这段史实稍作修改,改为他是老师,两位洋人是学生,直到被俘时的供词也是这样写的。
从上海归来后,他为太平天国宣传的声音反倒小了,这可能因为当时列强早已和太平军接触频繁,知道洪秀全的上帝跟他们的并非一码事,对洪仁玕云山雾罩的说辞,也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兴趣。
离奇的旅程 事实上洪仁玕一心想去天京,但是他没有钱。
他希望两位英国老师赞助,但担任教会负责人的理雅各反对,后来这位传教士回忆称,洪仁玕声称,自己去天京,可以“改正洪秀全教义的错误”,使之回归“正统”,而他则认为洪仁玕到了天京,不但不能改造洪秀全,自己还会被洪秀全改造。
因此在他任职伦敦会负责人期间,一直不许洪仁玕出走,去伦敦“出差”前还反复叮嘱詹马士“看牢洪仁玕”。 但詹马士对洪仁玕的说辞似乎比较动心,他不但借给洪仁玕一笔不菲的盘缠,还答应照料其妻子、儿子(1860年他托人将这些家属送到天京),就这样,1858年,洪仁玕踏上了再赴天京的旅程。
这一次他走的是陆路,但这一路走来也颇多蹊跷。 他大约是这年阴历六、七月动身的,从南雄过梅岭进入江西,经过赣州、吉安到达饶州境内,却投进了清朝副将蔡康业的营盘,那年八月,太平军大将杨辅清进攻蔡康业,洪仁玕居然跟着蔡一路败退,连行李都丢了不少。
曾有人认为,他不去投奔杨辅清的“革命队伍”,却留在清军,是“政治投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作为洪姓,他一旦败露根本就是死路一条,“投机”无异于刀口舔血,近年在台湾发现的洪仁玕补充供词提到,他和蔡康业部一个清朝军官合伙往湖北采购,再去天京走私,显然,这是他设法混进太平天国控制区的计策。
有人考据称,蔡康业是广西客家人,当时旅途艰难,出门在外投靠同乡是常事,只要洪仁玕不说出真实身份,靠一口客家话依傍同乡军官,的确有很多方便。 他和那个军官动身去湖北龙平采购,半路上在黄梅医治了县令覃汉元侄子的头风病症(洪秀全和洪仁玕都通医术),并得到许多方便,顺利完成采购,畅通无阻地东下安徽。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帮助过洪仁玕,还差点推荐他作师爷的知县,却曾是曾国藩授权主编的太平军情报汇总《贼情汇纂》的主要采访对象,更是从广西一路追杀太平军到湖北的团练首领。
《贼情汇纂》中记载称,他是广西浔州秀才,很显然,隐姓埋名的洪仁玕再次祭起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大旗。
到了安徽辰塘河地界,他发现当地有一支太平军驻扎,就甩开同伴,跑去自报家门,守将黄玉成不敢怠慢,赶紧派兵把这位“天王的弟弟”护送到天京,到达的那一天,是己未九年(1859年)三月十三日。
文曲星还是火箭炮? 按照洪仁玕的说法,他很有才能,因此洪秀全“内举不避亲”,把他提拔到总理朝政的位置上,而且因为有才,被“文官们”尊为“文曲星”。他尽力调和天王和各大将的关系,并“处事公平”,因此遭到大将们的猜忌,屡屡被打压。
“文曲星”的称呼是有的。当年有个文人叫吴家祯,就曾亲耳听到这样的称呼,还写了一首诗讽刺,头两句是“何物狂且负盛名,出言能使一军惊”,可见在这点上,洪仁玕并没撒谎。问题是太平天国重武轻文,“文官特别尊重”,其实就意味着“武官特别不尊重”,可见洪仁玕的威信,其实也不过如此。
他三月十三日到天京,被封为干天福(王以下六等爵的第三等),几天后升干天义(六等爵第一等)、护京主将(已经和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同级了),四月初一就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钦命文衡正总裁、干王福千岁,除了已经出走的石达开,他是当时太平天国唯一的王爵、唯一的军师,地位被明确为“同南(冯云山)”,也就是说,石达开如果回来,都只能是他的下级。
这样的火箭提拔,武将不服是不奇怪的,责任则应该由洪秀全来负。洪仁玕在被俘后自己称,他曾多次肯辞未果,但当年他留下一部诗集《军次实录》,里面有一首诗正好是写自己被提拔的,诗中以张良、姜太公自比,甚至为自己比姜太公年轻30多岁就当上首相而自豪,似乎并无半点推辞、谦让的意思。
洪仁玕似乎是很反对乱封官爵的,他曾经写过一篇《立法制喧谕》,说“夫国家机要,惟在铨选”,对“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的乱相痛心疾首,还促使天王以幼主名义发布诏旨,暂时停止保荐、提升官员。
然而他的言行并不一致。 《立法制喧谕》正式颁布后,官爵之滥封不但没有收敛,反倒愈演愈烈,主将员额由数员变成数十员,六爵的数量也显著增加了,如庚申十年九月廿日至十二月卅日短短三个多月时间,天京就封授了义爵十三人,安爵卅六人,福爵一百四十八人,燕爵一人,以及一大批各类职官,其中有的人,如黄文英等,不到一个月就从福爵升为安爵,在这些封爵诏书中,注明为干王奏保的就有五封,由干王、赞王、章王会衔奏保的有一封,每封奏升动辄数十人,而同期由吏部这个理应司职铨事务的衙门奏保的诏书不过三封,其奏升人数的总和,尚不及干王九月廿七日一封所保的人数。
更荒唐的是,庚申十年(1860年)十二月廿九日,“暂免保封文武属员”的幼主诏旨下达后仅仅两天,洪仁玕就一口气保举了37名官员升官,且其中很多人仅仅参加了一场规模很小、似乎根本就不是胜仗的“南陵之役”。
自相矛盾的政见 他的《资政新篇》得到很高评价,甚至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都惊呼“此文颇有见识,于夷情为谙熟,以此量之,似贼中不为无人也”。 这部书分法法类、用人查失类、风风类、刑刑类四编,强调“事有常变,理有穷通”,应因时制宜,审势而行,“法西洋之善法”,不仅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设备,还应系统学习其法规、制度,“变风气法度”,与“西人并雄”,平等发展外交;他主张兴办新型教育,培养人才;主张废除避讳等不合时宜的旧体制;主张“慎杀”、善待轻罪,依靠法治治国等。
这些构想不仅超越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甚至连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不主张借鉴西方制度的洋务派也自叹不如,如能实现,的确是一桩幸事,太平天国也许能就此改造成一个近代化国家。
然而这本书虽然被洪秀全拿去亲笔批注,允许推广,但除了增加几个新潮官衔,几乎没有任何推进的迹象。一些人认为是太平军战事倥偬,没有推行条件;另一些人则认为洪秀全对此兴趣不大,推动不力;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是大臣、大将们不服所致。
这些固然有道理,但洪仁玕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的朋友、对他并无恶意的英国翻译富礼赐曾批评他“立志甚高而赋性竦懒”,且死要面子,能提出各种精辟的见解,却缺乏坚持和推动的勇气。
比如他曾认为洪秀全的上帝教有很多不合理之处,还写了一本《天妈天嫂辩正》,试图纠正洪秀全的“错误观点”,结果在后者的斥责下立即180°转弯,转而成为上帝教的鼓吹者;许多传教士记载,他在香港期间坚决反对一夫多妻,但等这些人在天京看到他时,他已经妻妾成群,而且振振有词地引用洪秀全梦中所得到的“上帝新旨意”为自己辩护。
他曾经坚决反对避讳,认为这种做法不合时宜;但两年后那本集中太平天国所有避讳字,其中连“火”、“师”、“主”、“光”、“明”等常用字都不许用(财主要改叫“财柱”,师长要改为“司长”)的《钦定敬避字样》,却正是由他领衔颁布的。
他主张依法治国,主张精兵简政,主张严格控制官员提升,可他却动辄保举几十人一次性升官,在他到太平天国前的9年,封王的总计才9人,而他封王后的5年,光王爵就有2700多个,至于六爵、丞相,已经多到数都数不清的地步。
其实如此多的自相矛盾,根源只有一个:他的意志始终服从洪秀全的意志。 凡是他原先主张、洪秀全也不反对的,就可以坚持到底;凡是他原先主张,而洪秀全不以为然的,最终一定会照着洪秀全的意思办,而洪仁玕则只能吃力地去适应“新思维”,并将之转化为自己的思维。
权术与诈术 洪仁玕在朝中似乎没有什么盟友,却有一大堆的政敌。 最初,他和陈玉成关系不错,《立法制喧谕》的蓝本就是陈玉成的一份意见书,他还极力主张把远征军的权力交给陈玉成。
但安庆失守后,他却和陈玉成互相倾轧,最终导致暴怒的洪秀全把两人双双撤职。 失和的原因,陈玉成只留下5个字“办事不公平”,而洪仁玕的供词恰好散佚了这段记载,只能隐约看出,两人在互相推诿安全失守的责任。
洪仁玕曾亲自领兵救援安庆,但毫无战果,曾国藩在书信中认为他的部队战斗力最弱,不过平心而论,让他这样毫无军事经验的人亲自带兵打如此重要的战役(还是总指挥),责任不该由他一个人来负。
他和李秀成的关系一直就不睦,以至于叛将李昭受写信给李秀成,挑拨他投降清朝。在后来的供词里,他说李秀成打破江南大营的“围魏救赵”是他的计策,而第二次西征攻武汉而救安庆失败,则是李秀成没听他的。
不过从1859-1860年间李秀成的活动轨迹看,“围魏救赵”计策制订之初,洪仁玕应该并不知情,而“二次西征”是在行动中逐渐演变成“攻武汉救安庆”的,最初洪仁玕的主张是让李秀成“扫北”(攻打北京,当时正逢英法联军在北京与清廷开战),而李秀成执意去江西接应当地起义军。
今天还保存着辛酉十一(1861)年天历七月初六日洪仁玕的檄文,为英法联军攻破北京欢呼,并宣称要“伐丧”,而仅过19天,安庆便陷落了。
事实上,一开始太平天国各王都没把安庆之围当回事,洪仁玕在回忆中称李秀成不懂得“救兵如救火”,可他本人1860年底出兵,第二年阴历二月回天京,期间在皖南、赣南悠哉游哉,一路吟诗作文,毫无紧迫之态。
他对于诸王割据是反感的,抵制的,可他抵制的办法,一是把兵权、财权收归洪姓子侄、驸马(许多都是小孩子),二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诸王手下部将调离、封王,结果造成整个太平天国军政体系的紊乱,人心的涣散,以至于湘军兵临城下,李秀成亲自调集各王赴援,竟然吃力异常。
他对于政敌的仇视毫不掩饰。章王林绍璋是他最厌恶的人,几次起起落落,都和二人的纠缠有关,在他的记载里,林绍璋一无是处,1863年被派去江浙筹集粮食支援天京,“一无所获”,然而曾国荃的奏报里有多份提到拦截林绍璋粮队,而驻守湖州的黄文英因为负责照顾各出征将领家属,粮食缺乏,曾向林绍璋借粮成功,足见洪仁玕的说法颇为夸大。
他为了批驳李秀成,说自己在1860年曾从上海请来“洋官”讲和,已经谈妥,结果李秀成不肯,执意去打,最后“中空城计败回”,这种说法影响很大,以至于坚持到1868年的赖文光在供词里都批评李秀成“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失外国合约”,赖文光是天王亲戚,当时任朝中文臣,他的这种想法只能来自洪仁玕。
事情真相如何? 的确有5名洋人从上海动身去苏州,但他们不是“洋官”,而只是传教士:英国的杨笃信牧师、艾约瑟牧师、伊诺森牧师、包尔腾牧师和法国的劳牧师,他们并没有担负官方职责,恰相反,明确拒绝接收并携带任何写给官方的文件,而只是来试探在太平军辖区传教的可能性。
作为在香港生活多年、自己也当过传教士的洪仁玕,不应该将之误会为“洋官”;更严重的是,这5位传教士中,杨笃信、艾约瑟都是洪仁玕熟人,杨甚至是他的朋友,如果说在见面前他不知情,两次会晤这5个人之后还坚持说他们是“讲和的洋官”,就简直颠倒黑白了。
从现存资料看,李秀成一开始是真的相信“洋人来降”,特意让部队等干王来苏州和“洋官”谈判,后来匆匆进兵,当是发现那些“洋官”的真实身份不过是传教士。
他为了贬低李秀成等人,将洪仁发、洪仁达等洪氏诸王、驸马称为“忠直人”,认为洪秀全只是出于血亲关系封他们虚职,李秀成等纯粹是红眼病。
但洪氏诸王贪鄙无能,并非李秀成一人如此说,太平军、清方乃至民间许多记载都可以为佐证,至于“虚职”,连幼天王洪天贵福都说“一切朝政”系洪仁发、洪仁达、幼西王萧有和和来路不明的“沈真人”沈桂在管,洪仁达“并管银库及封官钱粮等事”,又哪有半点“虚职”的意味? 当然,有些针对他个人的指责,似乎是失之偏颇的。
比如曾是洪秀全老师、后来闹翻的美国人罗孝全,说洪仁玕对他咆哮,打他耳光,甚至杀死他仆人,当时居住在天京的其他外国人都说“并无此事”,认为是罗孝全为自己不告而别所找的遁词;再比如,李秀成被俘后告诉清方官员,洪仁玕写的书“皆不屑看”,长达7万字的供词里,提到洪仁玕名字的竟只有一处,事实上在当朝期间,他们也曾有过一些较好的合作。
归宿与评价 癸开十三(1863)年十一月十六日,洪仁玕带着长达52个字的官衔离开天京,去各地催救兵,但各地将领以“无粮”为借口按兵不动,他只能留在湖州观望。
次年7月24日,幼天王从失陷的天京逃到广德,他从湖州去迎接,送去“米几万石”(这肯定是夸张,有这么多粮何至于“无粮”而按兵不动),8月28日,他和堵王黄文金、佑王李远继等保护幼天王离开湖州、广德去江西,10月9日在江西石城被清军夜袭,全军覆没,他本人被俘,写下许多表示“取法文丞相(文天祥)”、忠于太平天国,和继续神话洪秀全父子的文字后,11月23日被凌迟处死于南昌。
他有3个儿子:洪葵元、洪兰元、洪芝元,兰元、芝元天京失陷时分别为9岁、2岁,后来下落不明,长子葵元随幼天王同到湖州,军覆后独自逃回广东,在西人办的“李朗书院”躲避,后来因搜捕频繁,自卖猪仔去了南美苏里南,据说后来又移居牙买加。
据民国初年花县父老相传,洪葵元曾放羊度日,羊群不听话时总会大发雷霆,说“老子当年带领百万大军,就不信收拾不了你们这几只羊”,倘真如此,则葵元似乎遗传了乃父好说大话的毛病——他从没带过兵,天京陷落时虚岁才14。
在太平天国的人物中,洪仁玕的见识、学识都有过人之处,《资政新篇》的历史意义再怎么评价,也是不过分的。但他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且到了最后,甚至毫无愧色地推行起自己曾激烈反对的“恶政”来。
归根结底,洪仁玕身上所透出的两面性,其根源在于他的“家天下”思想。 他原本主张变法、主张改革,是认为“事权不一”,中央权威不受尊重,而实际上所谓“中央”,无非是洪氏而已。
因此当大将们滥封官职时他严厉抨击,但洪秀全和他本人更疯狂的滥封,却被他熟视无睹。说到底,他反对的哪里是“滥封”,仅仅是“非洪氏的滥封”而已。 他原本希望通过改革和思想建设,实现全国上下思想的统一,但这个统一说到底,是统一到“洪氏江山”上来,因此当洪秀全成功地令他信服,实行洪的一套神权戏法,较诸变法改革可以“多快好省”地达到目的时,他便毫不犹豫地自我否定,成为洪秀全最忠实的吹鼓手,至死不渝,而原本强烈的革新冲动,也畸变为把秀才改为“莠士”、把举人改为“约士”之类的文字游戏癖了。
多年的游历、漂泊,让他获得迥异于普通中国人的洞察力,但几年宦海浮沉却让这一切重新丧失。1860年十月,他的老朋友、革新派人物容闳来到天京,向他提出改革建议,他虽然赞赏却不能采用,最终竟以一枚“义爵”的木头官印,试图将这位晚清著名的改革派人才留在太平天国——如果还是香港、上海的那个洪仁玕,他又怎会不知道,容闳要的不是一文不值的太平天国官爵,而是实现理想、一展才能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