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仲英屠城 马仲英部围攻塔城
今天喀什市的秦尼巴克宾馆背后有一座颇为独特的英式建筑,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就是前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在近现代喀什地方史和近现代新疆地方史上,都颇具影响。因为它实际上是大英帝国在喀喇昆仑山以北的一个支撑点,是其深入新疆境内的触角。它不但是清末和民国时期英帝国在新疆的大本营,也是以英俄为代表的西方列强侵略新疆的见证,当然也是喀什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
英俄大角逐与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馆的创立
19世纪英俄在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进行了一场殊死竞争,世人谓之“大角逐”(theGreatGame)。正是在这场较量中,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得以建立。
早在19世纪初,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稳步推进,向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以及今天巴基斯坦西北部和阿富汗地区扩张,当时法国拿破仑曾试图联合俄国南下南亚次大陆,这个并未付诸实施的计划警示了英国,促其决心使俄国驻足于喀喇昆仑山脉以远地区。
19世纪60年代后期,浩罕冒险家阿古柏入侵新疆,以喀什噶尔为中心建立伪政权,整个南疆地区及北疆部分地区为其所控制。几乎与此同时,中亚为俄国征服,英俄遂展开对阿古柏的争夺。英国欲置阿古柏与其羽翼下,使之成为隔离俄国的藩篱;而俄国则欲携征服中亚之威,迫阿古柏就范,使之成为威胁英属印度的跳板。
英国两遣使团,签约派使。幸而清廷及时剿灭阿古柏伪政权,收复新疆。19世纪80年代末,俄国试图以帕米尔为突破口,威胁南亚。
英俄中亚角逐遂陷入白热化,其中帕米尔问题成为中英俄交涉的核心。为更好地进行交涉,英国派遣杨哈斯本(FrancisEdwardYounghusband,汉文名字叫荣赫鹏)携乔治·马嘎尔尼(GorgeMacartney,汉文名字叫马继业)赴新疆喀什噶尔,刺探帕米尔各方面情报。随后荣赫鹏返回英属印度,而马继业则以游历官名义留居喀什噶尔,开始谋求建立领事馆。
俄国早就设立了驻喀什噶尔领事馆,极力反对英国插足新疆。马继业留居喀什噶尔后,与俄国领事彼得罗夫斯基陷入长期明争暗斗中。彼得罗夫斯基蛮横霸道,依赖沙俄地缘便利的优势,使自己俨然成了喀什噶尔地区的“统治者”;而马继业则虚与委蛇,巧于周旋。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彼得罗夫斯基和马继业彼此不往来,不说话。可以说,马继业和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噶尔的长期竞争成为英俄中亚大角逐生动而形象的缩影。
1895年,英俄私分帕米尔后,它们在新疆的角逐初步缓和。1907年,随着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英俄在波斯以及中国西藏等问题上达成相互妥协,在新疆的竞争亦随之进一步趋缓,俄国不再竭力反对英国势力进入中国新疆。
英国趁机将设立驻喀什噶尔领事馆问题重新提上日程,1908年中国政府同意英国设立喀什噶尔领事馆。在马继业以游历官名义留居新疆近18年之际,英国终于在新疆获得立足点,英帝国的触角终于伸过喀喇昆仑山脉。不久,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
而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则在辛亥革命后不久被召返俄国,马继业则一直到1918年后才退休回国。可见,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建立,既是英帝国扩张的必然,也是英俄大角逐的结果。
英国首任总领事马继业其人其事
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首任总领事是乔治·马嘎尔尼,即马继业。马继业身世独特,其家族与中国关系密切,颇具传奇性。
马继业本人是中英混血儿,而其家族又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早在1793年,英国最早使华的著名使节亦名乔治·马嘎尔尼(GeorgeMacartney),此人即为马继业家族之人。马嘎尔尼因拒绝跪见乾隆皇帝而使英国首次使华一波三者。
实际上,马嘎尔尼使华不但揭开了中英交往的序幕,中英礼仪之争也意味着双方冲突的开始。马继业父亲哈立德·马嘎尔尼(HalliddayMacartney)与中国关系更深。哈立德汉语名字叫马格里,为表示对清廷的忠心,特起字清臣。
马格里在晚清颇为著名,上海以前曾有条道路叫马格里路,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格里早年来到中国之时,就希望在中国政府谋职和寻求长期发展。当时适逢太平天国起义时期,马格里和率领臭名昭著“常胜军”镇压太平军的查尔斯·戈登(CharlesGeorgeGordon)关系密切。
马格里后来参加淮军而获清廷信任,为清政府创办第一个兵工厂,参与镇压太平国起义。1864年11月,马格里娶纳王郜永宽侄女为妻,颇有“苦主”意味。
马格里婚后生三男一女,马继业就是其中之一。马继业的名字还是李鸿章亲自起的,希望他能够继承其父的事业。在李鸿章淮军服务多年后,马格里出任中国驻英大使郭嵩焘的翻译官;郭嵩焘卸任回国,马格里亦返华,后转任英国驻华使馆参赞。
马继业本人出生于南京,一直到10岁都在中国生活和接受教育,因而他有良好的汉语知识,并熟悉中国官方礼仪,这些对其后来在新疆喀什噶尔的活动帮助甚大。1876年,马格里随郭嵩焘到伦敦任职时,马继业亦随同返回英国。
马继业在法国接受教育,1886年毕业于法国喀恩大学。马继业颇具语言天赋,除了英语、汉语和法语外,他还学习并熟知德语、俄语、印度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由于生性沉默,加之其出身及受教育背景,马继业只能到英属印度政府作地位较低的职员。
他先是缅甸委员会成员之一,1888年作为英军的翻译,远征锡金。不过,荣赫鹏对其语言才能和严谨的工作作风颇为称赞,向英属印度政府力荐,马继业因而受到英属印度政府外交部注意。1890年荣赫鹏再次来新疆时,马继业作为翻译和助手陪同前来。
马继业留居喀什噶尔后,其根本任务是要获取俄国活动的情报,整顿英属印度对新疆贸易,建立领事馆。从1891年留居喀什噶尔到1918年离开新疆,马继业共在新疆工作长达27年之久,在中国经历清末和民国早年,其阅历十分独特,在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关系上占据重要地位。
其活动概括起来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创立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以一己之力建立起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二是收集中俄情报,马继业留居喀什噶尔之初就是为获取中俄情报,例如关于俄国在帕米尔地区的活动、中国新疆形势等;三是巩固和扩大英属印度和新疆贸易;四是维护和扩大英国在新疆的社会基础,诸如释放英籍奴隶、发展英侨等;五是帮助英国人在新疆进行各种考察,诸如地理探察和考古探察等。
马继业在喀什的27年里,也正是英国和中国新疆关系的关键时期,他基本上维持了英新关系的稳定。马继业主持下的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以“秦尼巴克”(即所谓“中国花园”)闻名,该地成为很多西方赴新疆旅行者的活动站点。
此外,应该加以说明的是,马继业以信函、日记、月报、专题报告等形式发回英国政府的情报资料,现在均保存在伦敦大英图书馆中,成为人们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一手资料。
扩展贸易与发展侨民
贸易是英帝国扩张的前奏,侨民则是其维护影响的基础。因此,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不遗余力地拓展英新贸易,肆意妄为地发展英侨。
所谓英新贸易是指英属印度和中国新疆之间的贸易,它原是南疆和拉达克之间传统贸易。英国征服南亚次大陆后,拉达克与新疆南部的贸易成为英属印度对中国新疆的贸易。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以罗伯特·沙敖(RobertShaw)为代表的英国人就鼓吹对新疆贸易,阿古柏入侵新疆后,英国为开拓与阿古柏关系,加强拉达克地区的贸易设施,特别是对通往中国新疆的贸易线路沿途加强供给和运输能力,从而使英新贸易大幅提高。
马继业留居新疆后,加强对英侨的管理,做好贸易统计;同时协同喀什噶尔官方整顿高利贷,使英新贸易在清末和民初都得以维持稳定。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俄国对新疆贸易大幅减少,英国乘机扩展英新贸易,使此期英新贸易最高达到每年600多万卢比,为历史峰值。
苏联成立后,逐渐恢复对新贸易,英新贸易恢复历史常态,维持在两三百万卢比的水平。金树仁治新时期,英国和苏联曾围绕贸易展开竞争。盛世才统治新疆早期,采取亲苏排英政策,英新贸易几乎断绝。
盛世才倒向国民政府后,英新贸易开始恢复,但是历史遗留问题甚多,英国极力敦促新疆政府解决问题,企图恢复正常贸易。1947年,印巴独立,使所谓英新贸易不复存在。近一个世纪里英国极力开拓对新疆贸易,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是此项活动最重要的开拓者与维持者。
在发展英侨上,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可谓竭尽全力。早在留居新疆之初,马继业就开始登记英侨、组织和发展英侨,并成为英侨的主心骨,而英侨也对马继业极为依赖。例如1898年底马继业结婚返回喀什噶尔时,英侨在通向伊尔克什塘沿途早早地等待和欢迎。
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建立后,为确保与俄国竞争实力,扩大英国在新疆的社会基础是其重要努力方向。和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一样,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在南疆诸地大肆登记所谓英侨,扩大侨民登记范围,滥发英侨证,其中有相当部分所谓英侨不过是为了享有治外法权而加入英籍的投机分子。
这些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留下很多隐患。例如,马继业来新之初所谓英侨不过1000余人,到清末则多达3000多人;仅在辛亥革命时期,英俄趁中国内乱,竞相发展侨民,英国登记就多达600余人。
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馆不但发展英侨,而且还将英侨组织起来,形成其在新疆生存、活动的社会基础。其主要方法是与清末南疆地方的阿克萨卡体制相结合,建立起阿克萨卡尔网络,具体说就是在南疆多个地区委派所谓阿克萨卡尔作为头目,其下再设立商总等,形成网络,遍布南疆。
这些人不但管理当地英侨,而且也承担着在各地搜集情报的任务。实际上,经过多年努力,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最后建立以其为中心、以各地阿克萨卡尔为支点、以英侨为基础社会网络。
从事情报活动与插足“东突”分裂运动
搜集情报是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活动的重要内容。如上所述,英国最初派遣马继业留居新疆就是为了搜集俄国在新疆、尤其是在帕米尔地区活动的情报,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设立后,随着阿克萨卡尔网络体系的形成,总领事馆的情报活动更为突出。从目前英国所保存的有关档案来看,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所收集的情报内容丰富、覆盖地域广大、传输手段多样,可概括如下:
首先是政治、军事方面情报。由于清末中英俄在喀什噶尔地方关系微妙,喀什噶尔地方官员为对付沙俄,多有以夷制夷之时,英国总领事馆利用此空间,得以与喀什噶尔地方政府官员维持较好关系。其次是经济方面。英国总领事馆及其网络大量收集南疆经济、尤其是贸易情报,其数据统计清楚,条目整理详细。
第三是民族、社会与文化等方面情报。英国总领事馆利用其特权、医疗和侨民等关系,搜集南疆各民族生活状况,接触大量纠纷案件,了解很多文化遗址详情。第四是俄(苏)及其他外国人员在新疆的活动。英国总领事馆对俄(苏)在南疆的一举一动都极为重视,随时报告;对其他外国人员来新疆旅行、考察等也都十分敏感。
获取情报渠道多样,情报网覆盖地域广泛。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搜集的情报不仅仅限于南疆地区,而且也包括北疆地区,甚至涵盖中亚和俄(苏)西伯利亚地区。在南疆地区,它是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及其阿克萨克尔网络获取情报;而在北疆地区,它在未设立迪化领事馆前是通过英国驻迪化内地会传教士以及英国考察队等获取情报,迪化领事馆成立后则是通过该领事馆猎取情报;在中亚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它获取情报的渠道更为复杂,不但可以从上述两个渠道获取中亚及西伯利亚情报,而且在不同时期还使用特殊手段。
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直接插足“东突”分裂运动。英国在南疆建立以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为核心的大本营,通过各种手段建立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如前所述,甚至其活动很多时候也获中国地方当局认可。但是,为维持其在南疆的势力范围,争取较俄(苏)更有利的环境,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还直接插足“东突”分裂运动。
例如,1933年8月,英属印度政府在南疆混乱之际,借助其商人与南疆的联系,宣传“双泛”思想,煽动亲英观念;有些英侨甚至参与叛乱,或者予以财力和物力支持。
其中,最为恶劣的是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总领事托马斯·格罗弗(W.Thomos-Golover),他于1933年11月12日参加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大会,甚至还向英国政府建议应支持建立一个对英国友好的“穆斯林国家”,以对抗苏联渗透。
尽管他的进一步行动被英国政府及时制止,其建议亦未被采纳,但是此事影响却极为恶劣。还应该强调的是,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使用何种借口,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与“东突”分裂势力一直都有扯不断的联系。
总之,就情报方面而言,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为神经中枢,编织成覆盖新疆、延伸至中亚及西伯利亚地区的情报网络;就与“东突”分裂势力关系而言,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
英国新疆探察之大本营
早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就觊觎新疆,企图赴新疆进行考察。19世纪中期后,英国探险家从南亚次大陆多次进入中国新疆进行地理、自然、社会、政治等方面探察活动。阿古柏入侵新疆时期,以罗伯特·肖以及道格拉斯·弗赛斯为代表,多次赴新疆考察,并留下大量记录;19世纪80年代后和90年代,荣赫鹏等多次至新疆探察,其中南疆其探察的重点。
自从著名的“鲍尔文书”发现后,以斯坦因为代表的英国考古探察者对新疆各处遗址广泛挖掘,以多种手段窃取大量文物。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建立后,逐步成为英国新疆探险考察者的大本营。
首先,是英国新疆考察者的保障中心。例如英国中亚考古探险家、新疆文物窃取者奥莱尔·斯坦因(AurelStein)先后四次到新疆进行所谓考古探察,基本都是以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为活动基地(在总领事馆建立前,则是以马继业作为依托)。
他抵达新疆后,一般都要先在英国总领事馆休整,招募向导、购买骆驼、补充给养等。又如,清末英国自然学家卡卢瑟斯(DouglasCarruthers)考察队从俄国西伯利亚经唐努乌梁海、阿尔泰进入新疆,完成对广大蒙古地区考察后,也是抵达喀什噶尔休整,然后返回英属印度。有些总领事本身也热衷于探险,经常到喀什周边地区探察。
其次,是英国考古探察者的所获文物的中转站。斯坦因在南北疆或者甘肃敦煌等地获取的文物,大多先陆续运抵喀什噶尔,由马继业或者英国总领事馆照看,然后再分类、包装和装箱,转运至英国。其实,英国总领事馆本身也加入到猎取中国文物的行列,或帮助物色遗址,或亲自搜取文物。
再次,是英国政治考察者的基地。进入民国时期后,英国赴新疆的政治考察者渐多,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始终是其活动基地。例如,英国军官舒伯格(R.C.F.Schomberg)三次赴新疆考察,足迹遍布南北疆,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始终是其在新疆活动的依托。
同时,英国总领事馆的总领事或者或者副领事也常到喀什噶尔周边、和阗甚至北疆地区考察,例如,1937年2月初,英国驻喀什噶尔副领事吉里特(Gillet)为和新疆省政府谈判作准备,专程赴和阗调查,主要实地调查马虎山控制地区的英侨及有关贸易情况。一般来说,此类考察获取的政治情报都经英国总领事馆迅速上报英国政府。
此外,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也成为其他西方探险家新疆考察的落脚地。从英国所藏的有关档案、各种新疆探险图书可以了解到,早在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建立之前,由于马继业长期卓有成效的活动,赴新疆的西方探险者都知道英国在喀什噶尔有个可资信赖的马继业;英国总领事馆建立后,众多西方探险者更是获得其帮助,“秦尼巴克”成为西方新疆考察者可以信赖和依托之地。
与瑞典喀什噶尔传教团关系密切
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与瑞典传教团关系非常密切。早在1892年瑞典传教士N.F.豪伊杰尔就赴喀什噶尔了解情况,随后留下助手在喀什噶尔坚守,自己回国向瑞典教会汇报。1893年,瑞典召开传教大会正式批准在中国新疆喀什噶尔设立新传教点,翌年7月瑞典首批传教士抵达喀什噶尔,其领头者是拉尔斯·埃瑞克·豪格伯格。可见,瑞典在喀什噶尔的传教活动和马继业留居喀什噶尔时间相近,马继业与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马继业与瑞典传教团早期结下的良好关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瑞典传教团被盛世才驱逐时为止。对瑞典传教团而言,随着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建立,英国成为南疆地区重要的外国政治力量,因此瑞典传教团政治上以英国为依托,维持与喀什噶尔地方政府关系。
对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使馆来说,瑞典传教团是其重要的情报来源。由于瑞典传教团人数较多,在当地活动时间较长,进入民国后在南疆的叶尔羌、疏附、疏勒、英吉沙和乌恰等地都建有教堂;在喀什噶尔除了教堂外,还购置土地,建立配套设施,诸如学校、医院、印刷厂等,并利用医疗、教育和救济等活动,吸引各地官员、民众,因此产生较大影响,触角深入到社会的基层和各个角落,可以广泛、深入和及时了解南疆社会、经济、民族等方面的情报。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瑞典传教团成了英国总领事馆的业余情报机构。
此外,直至今天,在瑞典以及芬兰等国家,不少人对瑞典喀什噶尔传教团仍念念不忘,对与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关系也津津乐道。2006年,笔者在芬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就遇到芬兰年轻学者以“秦尼巴克”为题,撰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内容就是关于瑞典传教团和英国总领事馆的关系及当时南疆的社会风貌。可见,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与瑞典喀什噶尔传教团渊源颇深,关系密切。
印巴分治后,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分交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英帝国在喀什噶尔的触角被斩断。今日这幢经历百年的小楼外貌虽显沧桑,但其内部依然保持完好。笔者认为,英帝国在喀什噶尔的这段历史不应该被忘记,应将此小楼加以修缮,对有关资料加以收集、整理,办成一个博物馆,连同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一道,成为后人游览参观之地。
这样一则可以让世人了解当年英俄在喀什噶尔的角逐与侵略历史,二则也可以使喀什增加一处颇为吸引人的旅游景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蔺茂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