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徐直军辞职 华为副总裁因家庭提出离职 任正非:为什么要离职 你可以离婚啊!

华为现在能在20多年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科技企业奇迹,有其了不起的企业管理机制,利益分享的机制,还有数代华为人的努力奋斗。在华为,你首先是一个“华为人”,其次你才是父亲、丈夫、儿子等,企业的利益与目标是放在首位的。任总本身就是亲力亲为的实践者,为了华为牺牲了很多。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认同这样的理念,这里摘选了前华为副总李玉琢的《我为什么离开华为》和青年周末对他的采访,一窥华为的文化。

李玉琢,原华为副总裁,18年的职业经理人生涯,和四通、华为、利德华福等国内著名的高科技企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四通八年、华为四年半,他担任的都是副总裁。在利德华福总经理五年半,他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变压器企业做成了行业第一。

“任正非本人可以做到的,不能要求别人也和他一样。”

“我们办企业,发展经济,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幸福生活。如果工作的结果与幸福生活相差万里,那工作就失去了意义。”

“华为有了不起的一面,但在我眼里也存在很多危机,如果不适当注意并加以改进,也许会成为大问题。”

青周:您在博客里说,您从华为辞职时,当时任正非劝你留下,还鼓动你跟妻子离婚,你当时形容“我看着这个满脸胡碴儿、高大威严、一般不太理人、说起话来又滔滔不绝、时不时说出出人意料见解的人,心里颇生感慨:做个企业真不容易,抛家舍业,牺牲健康。

说起健康,我脑子里突然跑出任正非说过的一句话:‘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言下之意,恨不得大家都得累病了他才舒服。当下我心里就想:‘任总,你终于如愿了,我现在得了冠心病,莫非你还让我把家也丢了不成?’”

这样看来,您对华为的工作状况也是很不满的吧?

李:我对华为的企业理念大多都认同,但也有不认同的。6年前,我离开华为的时候,华为现任董事长孙亚芳就说,我没有接受华为的企业文化。

青周:加盟4年多,身为副总裁,您还不能接受华为的企业文化吗?

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追求。我是当时唯一一位从外面进入华为高层的,其他基本都是华为内部成长起来的干部,我的头脑中在此之前已经接受了别的东西,如四通文化。但我并非因此就说他们就是错的,我就是对的。

华为的企业文化中比较核心的内容是对企业的责任感、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团队合作精神,我想无论在什么时候看,问题还是不大的。很多人在进入华为之后,会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些文化,发展到为工作废寝忘食,以办公室为家,任正非本人就是这样。

青周:你是觉得这样的企业文化跟你个人的理念无法融合才走的?

李:我离开华为当然是有主客观原因的。但得知自己身体有问题之后,我首先想的就是:健康是第一位的,我不能再不管自己身体了。我还要家庭,我不想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于是,我下定决心,辞职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

青周:您都受不了了,看来华为的工作制度真的给人很大压力。

李:我在华为工作时,华为正处于创业期,研发、市场建设工作都非常繁重,那时大家都凭着创业激情在干,也没怎么在意身体方面的问题。干过一段时间后,至少我发现,虽然我不怎么加班,巨大的工作、精神压力还是对身体有影响的。

任正非是一个非常忘我的工作狂,事业远远重于家庭。但是我想,他可以做到的,不能要求别人也和他一样呀。在我看来,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家庭、不要健康的社会是危险的。

工作不能带来幸福 也就失去了意义

青周:太多人在底层为生存,为前途拼了命地打拼,疲于奔命,连思考都没时间,何谈解压?

李:我们办企业,发展经济,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幸福生活。如果工作的结果与幸福生活相差万里,那工作就失去了意义。其实,华为提倡不要让雷锋这样的人穿破袜子,不要让焦裕禄这样的干部过早失去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据我所知,1996年以后加班用的垫子,在华为很多员工那里都成了午休用的用具了;华为还给员工较好的报酬,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就是为了让员工们过上好日子。

青周:有时候,难道不是因为高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诱使年轻人牺牲健康忘我工作?

李:年轻人参加工作不久,缺乏工作经验和生活积累,为了提高业务,作出成绩,工作上肯定要付出,但绝对不能极端到以损害健康甚至是死亡作为代价。企业也应在潜移默化中营造一种人文关怀,对年轻人的生活给予适当关注。对于某些不会休息的工作狂,甚至要逼着他去休息。

对于个人来说,应该把工作当成快乐而不是一种负担,自己一定要学会区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很多年轻人有理想,有追求,并非都是为钱而工作的;另一方面年轻人也是成年人,应当理性对待工作方面的问题。健康是人的最大本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三辞任正非

11月1日,我正式向任正非递交了第一份辞职报告,为了避免见面的不快,我给他发了一份传真。主要意思是:在华为工作了4年6个月之后,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不得不提出辞职。

当时我心里已经认定,他也许正等着我主动辞职呢。所以,我的计划是11月1日我写辞职书,2日或3日他就会批准,4日我就可以走人,5日正好到利德华福报到。但是,当天任正非根本没有理我。只有郭平来电话问我是不是闹情绪了,是不是对最近的任职有意见。我回答“都不是”。郭平说:“你不能走,你是华为惟一外来的副总裁,你走了影响不好。”

时间紧迫,11月2日,我不得不写了第二份辞职报告: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我再次请求辞职。我希望能尽快回到北京去,回到家中去,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家人的照料下,能逐渐恢复已很糟糕的身体。

我一天都在等着任正非的消息,但是直到下班也没有任何回音。

11月3日,迫不得已我写了第三封辞职书,大致内容和前两封一样:我身体有病,家在北京,需要有人照顾;在华为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想要叶落归根;华为是一个高节奏的企业,我老了,不愿拖累公司。

11月4日,任正非终于有了回音。他的秘书打来电话:“任总约你下午1点来谈话。”

郭平和我同一时间到任正非的办公室。任正非正在埋头批阅文件,我们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郭平来作陪谈话,也许是因为我进入华为时,就一直由他做我的联络人并帮助我安排过许多事情。

任正非开门见山地质问:“李玉琢,你的辞职报告我看了,你对华为、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我解释说:“我没什么意见,华为给了我很多机会,你也对我悉心培养,我感谢都来不及呢。只是这样的身体,病了都没人给我一口水,突然死了都没人知道。”

“假话,我不听!”任正非很愤怒地大声说道。说完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又去批改文件了。我与郭平尴尬地坐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气氛凝重。

我当时心里很气愤:走肯定是因为有意见,但现在说有意义吗?当时,我的确有拍案而起、拂袖而去的冲动,但细一想,哎,都要走的人了,何必呢?而且他这种脾气我又不是不知道,对别人说骂就骂,对我这样应该算是轻的了。况且他毕竟是在挽留我。

一会儿另一位副总裁周劲也来了,见我们都不吱声坐着,也识趣地坐下不说话。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任正非又过来了。这一次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口气也缓和多了:“李玉琢,如果你觉得生产总部不合适,咱们可以再商量。”

接着任正非又跟我谈了一通华为的未来发展以及他个人的想法,也评价了我的人品和工作:“我们对你的人品和能力是肯定的,你在华为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这样的话此时已经不再起什么作用了。

讲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打断了他:“任总,非常感谢你谈了这么多,但是我不想拖累华为。另外,我爱人又不在身边,我已经七年单独在深圳。”

他说:“那你可以叫你爱人来深圳工作嘛!”

我说:“她来过深圳,呆过几个月,不习惯,又回北京了。”

任立刻说:“这样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

我说:“她跟了我20多年了,没犯什么错误,我没什么借口不要她。”后来我把这句话说与妻子,她不但没怪罪,反而笑道:你看任总就是有水平,连劝人都与众不同。

任正非在父母面前是个十足的孝子,在弟妹面前,又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哥,他的几个弟妹都在华为工作。他对孩子也很好。有一次到他家里开会,我去早了,此时他接到儿子从外地打来的电话,屋子里就我们两人,所以听得非常真切,任正非居然用我从未听到过的、温柔之极的声音和儿子讲着话。不过,任是事业重于家庭的人。因此,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我和妻子的感情。

无话的几分钟时间,我看着这个满脸胡碴儿、高大威严、一般不太理人、说起话来又滔滔不绝、时不时说出出人意料见解的人,心里颇生感慨:做个企业真不容易,抛家舍业,牺牲健康。说起健康,我脑子里突然跑出任正非说过的一句话:“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言下之意,恨不得大家都得累病了他才舒服。

当下我心里就想:“任总,你终于如愿了,我现在得了冠心病,莫非你还让我把家也丢了不成?”

差不多谈了1个小时左右,任最后对我说:“好,李玉琢,那你先养病去吧!”这话基本上已经允许我辞职了,正如段永基当年对我说:“李玉琢,你到华为学习去吧。”

当天,我就收拾行囊,准备第二天离深赴京,考虑到任正非尚未正式批准我辞职,走时给任正非留下了一份离职报告。

写完离职报告之后,似乎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另留了一封短信。就这样,我于11月5日启程飞赴北京。

近期,任正非俨然成了“网红”,任正非已经将后半生全部奉献给了华为,就算华为的运行机制已经成熟,但任正非对大方向的把控,以及个人魅力和威望的精神导师作用,仍然深刻的影响着华为,华为亦有任正非深深地烙印。

一旦退休,华为这艘巨轮谁能掌舵? 还能延续以往的“奋斗者”精神吗?

从最初的八位副总裁轮流执政,孙亚芳、纪平、徐文伟退居二线,部分离职,最终就剩郭平、徐直军、胡厚崑三人终极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