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司令员张廷发 空军司令张廷发九一三后公报私仇
九一三是文革中的大事件,林彪葬身大漠后,其昔日嫡系几乎尽数被毛泽东剪除,此后军中大权落入“非林彪系”手中。一位自称在空军大院长大、历经九一三事件重大变革的网友潘涌撰文回忆称,“九一三”事件后,耳闻目睹非林彪派系将领在翻身以后,借口清查整顿残酷迫害参与林彪事件干部战士及其子女的整个过程。
并在文中举例说明,一人是时任空军司令张廷发,另一人则是南京军区后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1978年,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等高层领导人介绍飞行表演情况
五年前我为酒庄安装防盗系统,安装工人让我设置五位数密码,我随口说出:05711,安装工人感到挺纳闷:你能记住吗?在他的印象中人们设置防盗密码多用12345或678910等有序数字。从那时起,我的所有密码的主要组成是571,因为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对我有着永不磨灭的印象。
我自幼在空军大院长大,换句话说我与林彪派系和非林彪派系的干部子女一同长大,我个人感觉,我同林彪派系的干部子女接触更多一些,很多还是好朋友。文革那几年,我是个闲不住的孩子,除了在家吃个饭睡个觉外,基本整天都在外面乱转。
我喜欢坐在通向办公大楼路口的墙上观看领导干部上下班,然后一个个认,这是谁谁的爸爸,想想是几级,我最爱看的是将军部长那种挺胸得意的神态,虽然文革期间没有军衔了。很少人同我打招呼,甚至看我一眼都没有,极个别的人同我打招呼,我想肯定是要不靠边站,要不就是查出历史有问题了。
从这一点来说,参与林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我没见过的很少。这里仅举两人,一是周宇驰,他个子高高的,当时红光满面,可能正春风得意,有一次从我面前走过,眼睛连斜一下都没有,他明明知道我和向阳从小就是同学。
再一个是吴法宪,他个子不高,当时一头黑发,他喜欢夏天傍晚时分打个篮球,我经常站在旁边看,几乎所有的球都是传给他,由他来投,他有只手缺个拇指但不受影响,常常十投八中,他有时也看看我,因为没有小孩会出现在办公区的球场上。
此外我还喜欢浏览贴在办公区的大字报,特别是红笔打×的名字,机关造反派揪斗张廷发徐国栋以及后来批斗刘震成均何廷一的大会我都在场,到如今还可如数家珍。
从这一角度说,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一九七一年前后我在安徽蚌埠空军四十五师当兵。当年的四十五师主要领导紧跟林彪嫡系部队空四军空五军,甚至明确地说我们部队归王维国指挥。
我当时虽在基层,但对整个事件过程有耳闻,有目睹,特别是我的驻地离师招待所不远,那是主要师领导聚会和休息的地方。为什么我这样回忆这段历史呢?而且还坚持强调确有其事,我这里仅举一例来说明,“九一三事件”前一个月,领导要求我们手抄林立国的《讲用报告》,而且确确实实抄了。
我想现在的林彪问题研究者读过林立果《讲用报告》的会不少,手抄过的可能不会有。走笔至此,我有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来记录这段实实在在的历史,不想因时间的久远而淹没。
“九一三”事件后,我再次耳闻目睹非林彪派系将领在翻身以后借口清查整顿残酷迫害参与林彪事件干部战士及其子女的整个过程。当时清理整顿的气氛大有“还乡团”回来之势,要草不留木不留,不除根不后快。在短短的一两年内这些干部包括子女不论好坏被统统清除军队,削职为民。
我的小学同学孙卫民的母亲就是受不了这种压力绝望而自杀的。我个人认为那段时间是文革后期最黑暗的人整人时期,可这段时期很少有人重笔提及,这里又举两例,都是举小不举大。
一是张廷发,他在登上空军司令的宝座后,实在忘不了当年在陕西劳动改造被干部战士踢打的岁月,其中有位干部对他特别凶狠,他老想找到他整治,可话又不能明说要求部队查找。他想了个绝招,借口以“三整顿”为名,要求兰空机关团以上干部每天出操列队走正步,任何人不得缺席,他的专机到后由他亲自检阅,实际上他在暗中查找。
终于有一天在西安机场认出了这位干部,这位老兄当时一点儿警惕也没有,还同司令一起回忆在农场的岁月,不久这位干部按“三种人”被清除出空军。
这件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兰空干休所一位离休老干部亲口对我说的。另一个是许世友,背后有毛泽东撑腰,清查起来更肆无忌惮了。他听说爱将聂凤智的儿子曾在连队受到连长体罚,他下令说,只要这个连长还活着,就把他抓到南京来,他的一席话,作为南京军区党委正式文件转达到全军区基层干部战士,我在蚌埠听的传达。我的记忆力极好,这件事不会搞错。
我安大毕业后到空一所工作,不久空直机关安排两个干部到我在的研究室工作,一个叫王兴荣,一个叫周维篙,王兴荣文革时做过曹里怀的秘书,他们是最后一批受到清查的干部,这时距“九一三”事件已有十二年了,看样子一点隐患也不想留。
这两个人对我极好,特别是王兴荣,一见面就奉承我,看得出他见过大场面,他说我将来必做七室主任无疑。我也喜欢同他聊聊天,探探当年的消息,不过他总是叉开话题。我十分同情他们,谁都拖家带口的,整人也不能整过头吗。
史学工作者做研究时注重史料分析,做过数学分析的人转做史学研究时多偏重连想和假设,我由张廷发许世友连想到罗瑞卿。罗瑞卿一九七七年荣登总参谋长的宝座后,不久到德国安装假腿,因心脏病突发死在手术台上。
幸亏上帝没有留给他更多的时间在总参搞清查整顿,要不然总参不知又有多少干部家属会遭难,这一点从他在苏区,在长征路上,在延安以及解放后当公安部长时的所做所为就应该看得明白。可能这也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后不给他安排工作的原因,知道他手很,谁都有后怕。希望为这些后文革翻身的将领写传时要报喜也报忧啊,历史的笔刀可是无情的。
文革后期和后文革的定义及时段划分我一句话说不清,但有一点我说得清,就是经过那段岁月的人都有一种长期揪心的压抑和抹不去的忧伤,很多人是在这种境况下度过最后的人生。我的安大同学李琦玫,印象中她是一个漂亮可爱活泼的女孩,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磨练,性格应该更加成熟活泼才对。
前一段时间同她通电话,我发现她话语沉闷,性格忧郁,时不时把话题扯到江西,扯到她父亲。原来她的父亲成了后文革时期人整人的牺牲品,就是在那种软刀子割肉的环境下郁郁而终的,琪玫说一提起这事儿就揪心简直就像二次文革,父亲不应该走得那么早。
李琦玫说当时的江西省委借口清查想斩草除根,曾派过两名干部到学校来让其退学,叫掌印的外语系盛学峨教授给顶了回去:李琦玫是我们招的学生,你们有什么资格这么做,都什么时候了!
林彪,林彪事件和后文革牵连到千家万户,大家本是同根生,相煎又何太急!使本来已是十分复杂的事件变得更加跌宕曲折。为了减少个人感情,公正地评述思考这段历史,我利用在美的机会,化了半年的时间在NewHaven的公共图书馆博览西方有关中国的群书,想让一些从来没接触过的人文理念影响自己,又经过近十年的独立思考,我隐隐约约看到一条研究林彪问题的主线,沿着这条主线顺藤摸瓜,我似乎看到了林彪事件的历史进步意义,看到了林彪事件与中国现代民主有着剪不断捋还乱微妙关系。
当那些亲身经历文革,林彪事件和后文革时期已经作古的老干部看到自己是通向中国特色民主的小小铺路石的时候,即使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