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资本管制 余永定:有企业老板借员工身份证换汇 资本管制是必须

“假如中国有2000万中产阶级,每年都想换5万美元,这个数额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对央行加强资本管制的做法坚决支持。”1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据余永定透露,其学生曾告诉他,深圳当地有些老板竟然借员工身份证大量换汇,在他看来,这种违法操作一定要禁止,包括在5万美金购汇额度限制下还存在大量海外买房现象,到底合法不合法,需要做认真调查研究。

因此,他表示,必须进行资本管制,严格执行5万美金购汇额度的政策。但余永定也承认,资本管制存在一系列副作用。

核心问题是如果汇率无法由市场决定,这样的话,货币政策独立性也会受到影响。因此,余永定建议,应该早下决心,实现汇率的市场化,这样资本管制的压力也会相应减轻。

《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7日-18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以下为余永定发言实录:

余永定:我不敢对人民币汇率做出判断,谁都很难做出判断,很多著名的银行家都说,对他们来讲最最困难的事情是具体判断最后会走到什么水平,这太困难了。我想讲一下比较原则性的问题。首先,我完全赞成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的观点,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支持长期人民币贬值,人民币应该是一个强势货币,但目前,人民币确确实实面临着贬值压力,从总体上来说,来源于贸易,我们过去出口顺差非常大,现在出口顺差就有所减少。

最重要的是资本外流,包括资本外套,昨天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专门介绍怎么在美国买房,我就奇怪了,每个人5万美元的额度,怎么能在美国买房子,合法不合法?但电视台已经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怎么在美国买房子不吃亏、不上当。

央行的政策是什么呢?我自己猜想,是适度干预外汇市场,让人民币有序的、逐步的贬值,最后达到均衡汇率水平。与此同时,加强资本管制。这样就可以避免使用过量的外汇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我对央行加强资本管制的措施完全赞成,我觉得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确确实实要加强资本管制的。

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强调资本管制,加强资本管制的同时,电视节目里却在议论如何把钱挪到外国去,在外国买房子,是不是还有很多渠道使人们能够非常方便的把钱汇出去呢?我不知道,我向有关方面提出这个问题。

现在我想强调一个观点,如果我们不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就必须对市场进行干预,虽然干预的程度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这种干预的结果,首先要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在过去两年中,我们消耗了超过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然这里头有估值作用等等,但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

大家可能对8000亿的概念不是特别清楚,我想强调一点,IMF的总资源一共是6600亿美元,在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世界各国政府所消耗的外汇是3500亿美元,我们是8000亿美元。很多分析家认为,这是藏富于民,我不否认,但有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不是藏富于民,是我们损失了钱。

另外,它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特别提出了这一点,我们为什么现在不能降准呢,因为一降准输入更多的流动性,会增加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增加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央行也充分认识到了,如果汇率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就会受到影响。

我们现在不得不加强资本管制,虽然我长期以来支持加强资本管制,但我们必须承认,资本管制有一系列的副作用,如果我们让人民币更多的由市场决定,资本管制的压力就会相应的减轻。过去我们的一些政策错误的原因是顺序没考虑,如果把顺序搞对了,最终我们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

缓慢的贬值,不能消除贬值预期,市场总是预期,你还是要贬值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资本市场的改革就会受到很多阻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想发展衍生金融产品防范汇率风险,如果大家都认为人民币要贬值,很难找到交易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发展衍生金融产品也是比较困难的。

汇率贬值有这么可怕吗?我觉得没有这么可怕。从国际上,一般大家讨论四个问题:第一、银行货币的错配。第二、企业的外债。第三、主权债。第四、通货膨胀。就我们中国目前来讲,这些问题都不存在。而且我还想说一下,在世界经济史上,你是否能找到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国家三十多年来都是经常项目顺差,现在的经常项目顺差依然是世界第一,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世界第一或者是第二,这个国家有3万亿的外汇储备,这个国家的执政能力超强,这个国家还有资本管制,它的汇率会大幅度贬值20%吗?能找出一个例子吗?我认为是没有的。

我不否认,如果央行停止干预,可能在短期会出现所谓的超调,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大,我们是有能力来克服这种冲击的,只要我们做好准备。

总而言之,我希望能够及早下决心,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尽快实现汇率的市场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许多枷锁,专心致志的把我们的宏观调控搞好,把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搞好。

余永定: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肯定会明显加强,特别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后的初期,因为他多少要表示履行他的竞选诺言,而且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现象,全球化对美国不同阶层的影响是不同的,对美国的蓝领工人,确实使他们的收入水平改善速度减缓,甚至没有改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美国的蓝领工人来讲,可能是有好处的,所以,特朗普的这样一种政策是有民众基础的,中国应该对此做好准备。

另外,我们还要继续我们的国际化的步伐,我们要高举自由化的旗帜,你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们成了贸易自由化的旗手,这样做是正确的,无论是从实际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正确的。

我也想特别强调一下,就是量力而行的问题,要适度的问题,不能太冒进。最近,我们一些银行被罚款,我们媒体和一般公众的潜意识,马上认为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不对,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这是受了人家长期宣传影响的一种偏见,不见得是咱们的不对,或者咱们可能有点不对,错可能是在对方,美国不但罚中国,而且罚了很多西方国家的大银行,并不一定是那么有道理的,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警惕。

我们在向外扩张的时候,向外推进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量力而行。

余永定:我觉得中国必须要加强资本管制,稻葵说的巨大的流动性,我们可以简单的算笔帐,假如中国有2000万中产阶级,每年都想换5万美元,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怎么办呢?只能是资本管制,这个额度是不能改的。当然我不会主张他把额度减少,但无论如何,必须要严格执行这个额度,有些地方,比如深圳,我的学生告诉我,有些老板把员工的身份证借来换很多外汇,这种事情是一定要禁止的,大量的在海外买房,到底合法不合法,需要做认真的调查研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吧,面临着这样一种挑战,完全靠市场的方法是没法解决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币在贬值压力之下,应该尽快释放这种压力,而不是缓慢的释放压力。我们在过去十几年中,已经有这个经验教训了。2005年的时候,我们说一定要打破人民币升值的非理性预期,那是理性的预期,你打来打去,热钱不断地流入,一不小心掉入美元陷阱。

现在同样是这样的,你是打不掉的,让它贬到底了,预期就消失了。去年的股市给我们提了非常好的经验,它升到高点要降,不让它降花了几万亿套在那儿,最后还是降,最后到3000点还是稳定在那儿了。

何刚: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说的是额度得管,幅度要放?

余永定:我的意思是资本管制不能放弃,但我们不能轻易改变过去的一些承诺,我们现在是严格执行已有的管制,另外,尽快的让人民币由市场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减轻了我们必须要加强资本管制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