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躲毛泽东:总是怀孕怕他了
参考文稿——贺子珍离开毛泽东:我生孩子都生怕了史沫特莱出拳太重
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延安便成了全国热血青年向往的圣地。多少青年男女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一些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学者、友好人士,在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之后,纷纷来到陕北进行采访、参观、访问。
美国女记者、作家史沫特莱也慕名来到了延安。她不懂中文,带来了一个女翻译。她们的出现,在延安卷起了一阵旋风。这个美国妇女的学识才华,她的生活方式,都令刚刚走完长征路程,钻山沟沟的“土包子”们耳目一新,她的翻译吴莉莉是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在那个年代就披着一头长长的秀发,更是引人注目。由于史沫特莱是美国的友好人士,受到了中央首长们的隆重接待,毛泽东也多次会见她们,并长时间地与她们进行了愉快的对话。
这两位女子与长征过来的女红军真是太不一样了。她们衣着鲜丽,性格活跃。她们在哪里出现,就成为哪里的轴心。她们是延安交际舞热的首创者和推动者,共产党的干部爱跳交际舞的风气,就从史沫特莱在延安举办舞会,亲自教毛泽东跳舞开始。那次舞会,轰动了延安,几乎所有的中央首长都去了。
然而贺自珍没有去,还有同她一起长征过来的女战士,也没有去。她太不能适应这种洋味十足的开放式社交生活了。她来自永新这个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的小县城,以后又长年累月在大山包里转圈。她只适应红军内部那种除了夫妻之外的严格的、分明的男女关系,男男女女之间勾肩搭背在一起,她看不惯。
今日看来,贺自珍有点儿封建思想,有点儿狭隘意识,这个批评是对的。但这是当时客观环境造成的,她一时间不能适应,也是情有可原的。事实上以后她也学会了跳交际舞,而且跳得相当的好,这是她到了苏联以后学会的。
在史沫特莱和女翻译来到延安之后,他们夫妻之间有过不愉快的争吵。毛泽东是个以文会友的人,对于谈话投机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热情相待。他觉得同史沫特莱和女翻译的谈话很愉快,很有益,接触也就多了些。
这本是极正常、极普通的事情,但是在一些“男女授受不亲”封建思想浓厚的人看来,似乎是不正常的事情了。还有一些多事的人把无中生有的不实之词,传到贺自珍的耳朵里,甚至有人给她提出了忠告。本来对这两个“新派人物”有些看不习惯的贺自珍,顿时心乱如麻,无法平静下来。
有一天,贺自珍外出以后回家,经过一个窑洞,发现毛泽东的警卫员在门口站岗,她料到毛泽东就在里面,就推开门往里走。毛泽东果然在里面,同他在一起的,还有那位女作家和女翻译。这可能就是那位女作家的住所,他们三个人谈兴正浓,神采飞扬。
贺自珍一见到这般情形,曾听到过的传言顿时涌上心头,脸色阴沉下来。
屋里本来热闹的气氛刹时消失,安静得没有一点儿声音。这是极尴尬的局面。那位活泼的女翻译想打破沉寂,就笑着拉贺自珍坐下。贺自珍想摆脱吴莉莉的拉扯,但摆脱不开,不由得使了点劲儿,嘴上还说:“你少来这套!”她最后那一下子,力度大了点儿,不仅把女翻译的手甩开了,而且使她站立不稳,几乎摔倒。于是这位女士叫嚷了起来,连哭带闹的。
不知她叫嚷时用的是什么语种,也不记得她都说了些什么。其结果是那位女作家出来打抱不平,并且向贺自珍动了手。
贺自珍的挨打是很冤枉的。站在门外的警卫员听到屋里一片嚷嚷声,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推门进来。他看到那位女作家气势汹汹地要打贺自珍,就想过去拦阻。这位小战士没有拉架的经验。他本意想保护贺自珍,这样,他应该去拉住那两只要打人的手,他却用双手把贺自珍的双臂夹住,让贺自珍动弹不得,使她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无法抗拒对方的攻势。于是,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一拳打到贺子珍的右眼上,她的右眼顿时充血,黑了一圈。
正当她要挥出第二只拳头时,毛泽东说话了。他先对贺自珍说:“自珍,你干什么,你疯了?”然后又对史沫特莱说:“你不能再打。你有什么话,你对我说。”说完,他把贺自珍带走了。
贺自珍被打的眼睛肿得像个大核桃,无法出门。每当人们问起她的眼睛,她都不愿说出真情,只是说自己不小心撞的。
贺自珍自己叙述的经过就是这样。从她的叙说中可以看到,挨打的是她,而延安当时流传的是她打了人,而且传言中被说成是她打了毛泽东。贺自珍曾经委屈地说:我怎么可能打主席呢,论力气我也不是他的对手呀。
当贺自珍重述这段往事的时候,她已经能够比较冷静、比较客观地分析这件事情了。她承认,她怀疑那个女翻译与毛泽东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是没有根据的。那个女翻译有丈夫,而且不久就同那位女作家一起离开延安,回到西安。她当时的行动是过于鲁莽了。另外,毛泽东站出来说话,他的态度是公正的。他们两个人回家以后,毛泽东并没有责备贺自珍,再也没有提这件事,应该说,他的态度是克制的,宽容的。
但是,当时挨了打的贺自珍心情不能平静,总是在生气。她无法使自己冷静下来,真正汲取这场风波的教训。她觉得自己太委屈,为了毛泽东,她作出了很多的牺牲,结果是身体搞坏了,工作能力没有了,工作职务也没有了,在剪刀、浆糊、报纸中度过了十年。
在那些日子里,她想得很多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要想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那些该死的弹片,使她经常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多么想动次手术。把这些弹片取出,使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啊!可是延安动不了这个手术。她决定到西安去,从那里转赴上海,取出弹片。
“我生孩子都生怕了”
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了孕,这更坚定了她要走的决心。过密的生育影响了她的健康,影响她的学习和进步,她要离开毛泽东一个时期,调养身子,读一些书。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了十年,怀孕、生育了六次,几乎是处在不断地怀孕、生育的过程中。
她自己说,我生孩子都生怕了。怀孕、生育的妇女,负担本来就很沉重了,还要风餐露宿,行军打仗,忍饥挨饿,就更加不容易了。所以,在那个时代一些事业心极强的妇女,都不肯要孩子。由于当时没有避孕的工具,这些坚强的女性在怀孕以后,都做人工流产,同时做绝育的手术,以致终身不孕。贺自珍处在这种身份,不可能采取这种措施,于是她只好承受不断怀孕的痛苦。
然而,更使她痛苦的是,毛泽东并不完全理解连续生育对一个妇女所带来的负担,他就曾经对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过: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自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毛泽东作为一个男人还不能理解哺育子女要耗费做妈妈的多少精力,即使按照当时的战时供给制度,公家可以出钱雇用一个保姆,母亲的担子仍然是很重的。
每当毛泽东同贺自珍发生口角,贺自珍觉得,毛泽东骂她的话对她刺激最大的就是:“你政治上落后”,“你政治上不进步。”对此,贺自珍感到万分的委屈。
按照贺自珍的性格、她决心要去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于是她向组织上打了口头报告,又向毛泽东宣布了她的决定,并着手了走的准备。
贺自珍要走,并没有提到他们夫妻间感情的裂痕,只是说留在身上的弹片使她浑身疼痛,她想把弹片取出来。她是在毛泽东不同意并且一再劝阻的情况下坚决要走的。
“我一定要走”
毛泽东看到贺自珍要走,极力挽留她。他知道,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关,曾经说了一番十分动情的话: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我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所说的贺自珍在贵州负伤,就是指的在长征路上贺自珍被炸弹炸伤那次。贺自珍当时伤得很重,七窍出血,差点死去。连队曾经想过把昏迷的贺自珍留在当地老百姓家,怕路上的颠簸加速她的死亡。请示毛泽东,毛泽东不肯,说:她要留下来,准死无疑。就是用担架抬,也要把她抬着走。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腾出来给贺自珍用,自己骑马。后来贺自珍说,要不是毛泽东,她早死了。
毛泽东说完这番话后,又接着说:
“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贺自珍听了这番话,如果稍微冷静想一想,考虑一下她的行动的后果,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主意,情况就完全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可惜的是,她当时太欠思考了,她拒绝了毛泽东这种心的召唤。
在很多年以后,贺自珍每逢想起毛泽东说的这番话,就要流泪。这是性格刚强的毛泽东,在向自己的妻子袒露他的心扉,诉说他的至深至爱之情。可是,当时性格倔强,而又满腔怨气的贺自珍,并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讲话的含意,用最冷漠的态度回答毛泽东,这就是“我一定要走”。
贺自珍是个性格温柔、文雅的人,从来不大声说话,更不用说动手动脚了。但她并不软弱,她外柔内刚,有的时候可以说很倔。当她一旦对某个问题形成自己的认识以后,十头牛拉她都不会转弯。当年,她才17岁,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的乌云弥漫全国,她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
她的许多同窗好友,纷纷脱离革命,嫁了人,躲进安乐窝。而她,偏不肯低头服输。她不管将来等待她的是什么命运,毅然跟着当时被称为“土匪”的袁文才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这就是贺自珍的性格。如今,她又拿出这种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娇娇托付给奶母,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这是1937年底的事情。
毛泽东多次挽留
贺自珍到了西安,抗日战争的时局出现了新的变化:上海已经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上海去不成了,她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不想回延安。这时,毛泽东托人捎来了口信,让她回来。毛泽东说:以后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好起来的,你的病可以在延安治。
毛泽东还给贺自珍捎来一个小木箱。这个木箱像过去妇女梳妆用的梳妆盒那样大小,是毛泽东特地请警卫员钉的。贺自珍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她日常使用的,没有带走的小东西,里面还有一把延安造的小刀,是她经常切水果和小食物用的。捎东西来的同志告诉贺自珍,他都要出发了,毛泽东又想起这把小刀,亲自放进去的。毛泽东给贺自珍捎来了小木箱,也捎来了他希望互相谅解的殷切之情。
事实上,还在怄气的贺自珍,并没有忘情于毛泽东。她身在西安,心却飞回了延安。她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记录了他们爱情的红毛毯带出来,他的被褥更单薄了,他晚上不冷吗?他们住的那个吴家窑是非常潮湿阴冷的。
于是,她用自己积攒起的津贴费,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亲手缝好,托人捎到延安给毛泽东。这床新棉被,毛泽东没有盖多久。有一天,他看到警卫员贺清华的被子太薄,怕他受冻,就把这床新被子抱过来,盖在贺清华的身上。
贺自珍在西安一住几个月。这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贺自珍得到了启发:上海去不成,可以到苏联去。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可以有学习的机会。于是,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以后又到了新疆,住在迪化(现乌鲁木齐市)中共驻新疆办事处。
在她等待去苏联的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了口信来,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来。贺自珍没有响应这个召唤。
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的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机会,其他在新疆等候出国的同志都回延安了,可是贺自珍没有走。她把这个机会又错过了。
贺自珍不肯回延安。这时中央决定派一批身体有病的老同志去苏联学习治病。在名单中本没有贺自珍。毛泽东看到贺自珍要走的决心很大,也就同意了她要去苏联治伤学习的要求。这样贺自珍就去了苏联。
在她离开延安的时候,她完全没有想到,她作了一个多么错误的选择。这个错误,造成了她坎坷悲惨的一生。在她还没有离开延安之前,江青已经来到延安,贺自珍的负气出走,客观上给她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至今人们谈论起这段往事,都为贺自珍惋惜。如果当初她不走,或者走了以后,很快就返回延安,双方尽弃前嫌,言归于好,不就不会酿成这段婚变的悲剧吗?直到很久以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年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在谈起这件事时,还常常后悔地责怪自己,当初劝说贺自珍返回延安不力。他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这当然都是人们的善良愿望。
贺自珍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充满了悔恨,她的眼神都变得呆滞起来。她说:“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做点儿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贺自珍的确想得太简单了。她为此饮恨终生。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她去世,她没有说过毛泽东一句不是,对毛泽东也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她总是责怪自己,默默地承担着这悲苦的后果。人们无法预料不存在的,或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人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本来是复杂的、多变的、曲折的,更何况是具有复杂思想的人呢?贺自珍当时只有28岁,年轻气盛,从一种简单的、良好的愿望出发,认为自己走的理由充分、正确,就理直气壮地、坦坦然然地走了。她怎么能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呢?她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