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与陈健民 南怀瑾感论儒家与政治
战国开始,除孟子以外,由儒家衍出的荀子(荀卿)儒术,便大有不同于曾子、子思传承的道贯。而且由孔子订定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的传说,也各自主守师承,显现了分歧。秦始皇统一天下,由荀子的弟子李斯为相,建立以法治为主的政权,完全舍弃周鲁儒家的典范。因此,在秦汉交替的七十年间,所谓儒家经世之学,几乎命如悬丝,虽不绝,但如缕。
刘汉兴起的初期,旧史所称誉的文(汉文帝)景(汉景帝)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体上是以黄(黄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掺杂为主体。再传到汉武帝时代,才有所谓“罢黜百家、一尊于儒”的时势出现。
如果站在现代思维法则,评论汉武帝时代的文化历史衍变,对于“罢黜百家”之学的得失成败,实在难下定论。但自汉武帝到汉宣帝以后,汉朝政权政府中的人才,如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阶层,大致来讲,确实是彬彬多文学之士,蔚成一代风规。
东汉以后,号称儒生数万人,对五经章句训诂的学问,反而越来越疏懒,一般所谓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学致君于尧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后的一群太监。在朝廷中的有学之士,厌恶太监们的擅权与专横,一般自命为君子的儒生,不能如君子的周而不比,反而形成入小人们比而不周的党派,因此与太监们竞斗权力,在历史上首先出现东汉特殊的党祸,终使刘汉政权,陷于衰落败亡了事。
但我们在前后《汉书》中,如能注意儒林的传记,便可知道两汉经师家法和授受的秩序,对于周礼师儒之道的精义,虽然并未达到最高领域,但在当时的名儒大臣们的章疏文辞中,祖述周、空法言,对于辅助当时的政治和教化,仍属相当有力。
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汉儒:“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生之效也”。这些评语虽是秉笔写历史的儒家们的主观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实,不能完全厚非。
佛儒掺杂
到了魏晋时期,因受汉末儒学空疏迂阔的刺激,学术思想一变,偏向《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之学崛然盛行,儒家经学几乎有衰歇停顿之趋势。尤其自东晋以后,政局演变成南北分治的割据局面,师儒之道的传承,也就渐渐发生异同的见解,北魏和南朝的萧梁时期,对于儒家经学的义理注疏,文辞更臻缜密。
南方的学者,喜新而厌旧;但北方的学者,守旧而疑新,甚之,讥诮南朝的学者标新而多伪。在此时期,印度进入中国的大小乘佛教,布译新知,与三玄之学互相合拍,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吸收并融汇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论。
隋、唐之际,承接魏晋南北朝两百余年儒、佛、道三家之学的互相掺杂之后,思想开放,从儒学的六艺变成以文艺为胜场。文章诗赋,别开生面,除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汇成巨著之外,师儒之道的精义,专家传经的风气,几乎绝响。
李唐三百余年间的文运,雄浑潇洒,风流倜傥的别致,其实,都是禅道与文艺相仍的天下。中唐以后,名臣学士,为了政见的异同而兴意气之争,师儒之道的经义,在学术上并无特别的创见,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党派之争,无非是文人学士在意气上的用事,以致祸延朝野。直至唐末五代八十年间,高明之士,厌倦时势,大多不逃于禅,即归于道。(兰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