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导师 陈思和:记贾植芳先生和任敏师母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期刊《七月》、《希望》的主要撰稿人、和50年代社会影响巨大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先生通常是以一名遭际坎坷的作家的社会身份为世人所知,而其作为大学教授在人才培养和我国当前学科建制中两个中文二级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和成就,则往往局限于专家圈子,不为社会公众所知。
我作为先生的再传弟子,有幸常年在先生身边生活,并曾协助先生编选其学术自选集《历史的背面》(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兹受命就先生的学术贡献作一介绍,简述如次。
贾植芳先生的学术生涯,起始于1948年底。其时他因“煽动学潮”入狱后被保释,避居上海市郊法华镇,在那里,他凭借自己留学日本期间跟随园谷弘教授学习中国社会史的知识素养和抗战期间在前线和社会底层跌打滚爬时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观察思考,怀着一种辞旧迎新的激情,写作了一部20余万字的社会学著作《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尝试对中国传统专制社会的灭亡命运作出总结,并对中国社会走向新生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困境作出警示,充分体现了作者作为一位思想左倾的青年知识分子(贾植芳先生出生于1916年)忧国忧民的社会关怀和批判锋芒。
此书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出版后,一年之内销行三版,受到读者欢迎。此后随着作者在胡风案中被打倒,长期湮没,直到最近才重新引起关注,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重版。
尽管这一从社会史的角度切入其知识关怀的治学思路,未能在贾植芳先生日后的学术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在其平反复出后撰写的回忆录《狱里狱外》(收入“火凤凰文库”,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中,则明显可以看出此种知识兴趣的复活和作者的社会批判锋芒向更深刻的层面的掘进。
作为学者的贾植芳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均来自于其解放后的工作岗位。1950年秋,他以左翼文化人士的身份被聘任为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从此开始其以学术为业的职业生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受命主持新组建的现代文学教研室,与北京大学王瑶教授等人一起,同时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拓荒工作,成为这一学科的元老级人物。
此一时期他对该学科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学科架构、课程设置和人员调配等基础组织工作方面,这些通常属于“看不见”的工作,为复旦中文系现代文学学科日后的长足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今天看来,复旦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所以能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与贾植芳先生当年的开拓性贡献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贾植芳先生在1955年被迫中断自己的学术拓展之前,还承担了大量的基础课程教学任务,在全国高校中较早开出了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世界文学作品选读、俄苏文学等新课,以其长期广泛的阅读积累和开阔扎实的知识结构,赢得了大批思想活跃、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学生的欢迎。
他的这批“开门弟子”尽管大多曾因与他的密切关系而在胡风案中受到牵连,个人人生成就大打折扣,但从中仍然陆续涌现出了施昌东、章培恒、范伯群、曾华鹏、张德林、叶鹏等多位成就显著的知名学者,其中的章培恒先生,更成为目前复旦大学文科仅有的三位“杰出教授”之一,并担负着国务院古籍整理和中文学科规划小组的领导职务。
1955年之前的贾植芳先生以高昂的工作热情从事着他的学术拓展,除在上述学科建设方面付出努力之外,还连续出版了恩格斯的《住宅问题》、日本共产党编著的《人民民主主义的长成与发展》、苏联的契诃夫研究专家巴鲁哈蒂的《契诃夫的戏剧艺术》、契诃夫的《契诃夫手记》、基希的《论报告文学》和辑译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而成的《俄国文学研究》等六部译著,发表了一组介绍和研究尼采、拉伯雷、果戈里和契诃夫等外国作家的文章,出色地履行了在新的民主政权下一个学者和知识分子应有的追求和责任。
就此而言,1955年的无妄之灾对其工作权利的长期剥夺所带来的,就远不仅仅只是他个人的损失。1978年,在胡风案正式平反之前,贾植芳先生从长期的关押和劳改生涯中稍获解放,被允许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复旦中文系监督使用,任资料室资料员。
从这里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得以接续。此后,随着胡风案在1980年的第一次平反(后经1985年第二次平反,直到1988年才得以彻底平反),贾植芳先生重新回到了他的学术岗位,同时担任了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及博士生导师和全国第一批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等多种学术职务,并自1983年起兼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直到1986年退休。
在此期间,他所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还包括主持兴建了至今仍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建议并推动全国范围内图书馆系统专业技术职称评聘工作制度化等纯粹的职务贡献,但更主要的,则是他在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领域的学术探索和人才培养。
而且,这两方面的工作并未因为他的退休而中断,而是一直延续至今。耄耋之年的贾植芳先生在进一步惠泽后人的同时,仍继续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在上述两个专业领域保持着日益盛大的影响力。
在现代文学领域,贾植芳先生的复出姿态可谓意味深长。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因其与现代历史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特殊学科属性,在文革结束前三十年,始终难以摆脱极左政治对它的学术品质的干扰和玷染,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按照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肆意宰割和践踏历史真实,发展到极端,竟然使得一部原本应该形态丰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变成了仅仅剩下“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的贫乏局面,其余所有大大小小的作家作品,都随着历次政治运动被逐一扫地出门,成了文学史上看不见的存在。
由此,文革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重新梳理和抢救基础史料,还历史真实以其本来的丰富面貌,而资料的搜集整理也就成了80年代初期推动现代文学学科重建的最重要的基础性学术工作。
正是在这项工作上,贾植芳先生复出后从资料室到图书馆的工作履历反而成为了他的学术再出发的巨大优势,使他得以再度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先后参与主持编纂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等大型资料丛书,并亲自承担了其中《巴金专集》、《赵树理专集》、《闻捷专集》、《文学研究会资料》、《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等书的编选工作。
他就这些大型丛书的编纂所提出的诸多动辄长达数万言的审读和指导意见,和为那些专集撰写的编后记,不仅体现了他在史料求真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而且其中所蕴含的学术思想(如“从清理重灾区入手”),也已经成为本学科重建过程中的宝贵遗产,与他那些在此基础上撰写的一批现代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研究论文一起,在80年代后期开始的“重写文学史”工作中发挥了重大影响。
此后,贾植芳先生还陆续参与或主持编写(译)了多种现代文学资料和史著,如《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文库》、《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等,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学术探索上,贾植芳先生所作出的贡献堪与其50年代初和80年代后在现代文学领域做出的贡献媲美。由于极左政治对学术研究的控制和干预,在我国20-30年代本来起步较早的比较文学,在50年代被视为“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向西方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的“与世界主义的反动思想体系有着密切联系的反动流派”而受到压制,作为一门学科已不复存在,正是由于贾植芳先生等的积极努力,才在80年代得以恢复重建。
几乎在他重新回到学术岗位的同时,他就凭借自己对现代文学开放性的特殊敏感和在外国文学方面的多年积累,自觉运用起比较文学的方法展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比如写于1981年的长篇论文《中国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以茅盾为例》,便是这方面的最初成果之一。
随后主持的《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大型资料集,更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外来资源作出的系统梳理。这些将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紧密结合到本土文学研究之中去的探索和努力,不仅体现了他对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精神的“开放与交流”的期盼和呼唤,而且所收获的学术绩效也是双方面的,既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在这一领域贾植芳先生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迄今为止仍具备巨大的学术生命力,随着新的一代具备双语甚至多语优势的学术人才的成长,这一研究思路极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纪中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
然而,贾植芳先生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并不仅止于此。如同50年代初主持新组建的现代文学教研室一样,复旦大学中文系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比较文学教研室、恢复比较文学教学、并最早获得比较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都是在贾植芳先生的提议和积极努力下得以实现的。
随后成立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上海比较文学学会,也都与他的参与和努力分不开。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比较文学的由来和发展》、《中国近现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新文学运动》等多篇论文,并先后为多部比较文学研究著译或教材撰写学术性序言,积极推动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
正是由于他的这些努力,他曾长期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副会长、名誉会长和上海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等学术职务,如今已成为本学科领域硕果仅存的少数几位元老级人物之一。
最后,不仅我认为,同时更是学界公认,作为学者的贾植芳先生福惠学林的最重大的贡献,还不是其个人的学术成绩,而是他在自己的多种学术岗位上,均以极大的精力和高昂的热情,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工作中去,为中国学术的未来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的一些,甚至堪称卓越。
而且在这一方面,贾植芳先生最为世人称道的是,他对学术人才的培养和奖掖,从来不是仅限于所谓“入室弟子”或“及门弟子”(即他自己的学生或他的学生的学生),他的那扇为世界各地许多学人所熟知的位于复旦大学教工宿舍区的“贾府”的大门,始终向所有有心向学的老中青各种年龄段的人们敞开着。
他的出版于80年代以后的《劫后文存——贾植芳序跋集》(孙乃修编,学林出版社1991)、《暮年杂笔》(宋炳辉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等多种文集可以为证,其中所收录的大量为他人的各种类型的撰述撰写的序跋,证明他的确是始终秉承着“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朴素信念,以近乎“来者不拒”的姿态,在为中国学术的成长做着披沙拣金的工作;而且,如果你细心阅读这些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许多肯定和鼓励性词句的序跋,还不难发现,他的更多的笔墨,并非落在对这些作者的工作本身的评价上,而是落在对这些被处理的项目所应该展开的方向和在较为理想的状况下所可能具备的意义的议论上。
这就意味着,这位曾自嘲为“写序专业户”的贾植芳先生,其实是在借为他人撰写序跋的机会,对作者和他们的读者作出学术点拨,寄望于他们能够借助他的笔墨,打开一个新的视野,求得某种进境。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序跋作为贾植芳先生复出后的写作中的一个主要品种,早已得到了学界和读者的肯定,成为其学术著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那些曾有幸得到过他的序跋的作者中的有心人,也早已把他的点拨化为进一步探索的动力,取得了自己更有价值的学术成绩。这样的有心人,才真正称得上不枉费先生的一番苦心吧。
当然,真正能使先生感到由衷欣慰的,应该还是那一长串他花费了更大的心血浇灌出来的、与他的姓名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闪亮的姓名,上举50年代序列之外,80年代以降的序列如此:陈思和、李辉、颜海平、孙乃修、梁永安、严锋、王宏图、张新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