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廷龙全集·文集卷》编后记
先师顾廷龙(1904-1998)先生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文献学家、书法家。他从1932年任职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从事採购古书的工作,1939年为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1953年任合众图书馆代館长、1955年任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館长、1958年任上海图书馆副館长、1962年改任館长、1979年再任馆长、1985年为名誉馆长。
先师的貢獻並不在于曾主编《合众图书馆丛书》、《中国丛书综录》、《中国近代期刊篇目索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续修四库全书》等重要图书,也不在于编有《叶景葵杂著》、《涉园序跋集录》、《王同愈集》、《尚书文字合编》(与顾颉刚合编)、《明代版本图録》(与潘景郑合編)等,而是更在於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他夙兴夜寐,备尝艰辛,殚精毕力,竭心尽意地协助叶景葵、张元济等创设合众图书馆,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了大量重要传统文化典籍。
津以为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端方在南京奏准清廷创设江南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前身)始,至2007年止,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百年中,出现了许多重要学者专家,他们博古通今,见多识广,业精于勤,自强不息,在事业上功成事立,作出了出色成绩,如王重民、赵万里、潘景郑、冀淑英等。
但在馆长任上,有杰出成就及貢獻者卻不多,前輩如沈祖荣、袁同礼、蒋复璁、杜定友、刘国钧、李小缘、裘开明、钱存训等皆属此类人杰。而先师从事图书馆工作近六十年,老成练达,处实效功,视图书文献为生命,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图书馆事业,他是事业上的德厚流光、北辰星拱的人物。
先师的《文集》於2002年7月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12年了。今年恰逢先师诞辰一百十周年,津无以为献,谨以重编并辑《顾廷龙文集》作为紀念。
先师文集的编辑,始於1980年秋,当時先生和我都在北京香厂路招待所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工作,先生是主编,我是经部分科副主编,师徒两人朝夕相处。
某日晚,我对先生说:除了《吳愙斋年谱》、《古匋文孴录》外,您过去还写过不少文章,包括在一些书上的题跋,我很想回到上海後,将之收集起來,将來或许能编一本集子。先生听后並未反对,只是说,当年在燕京大学時,有过几篇文章,在某报上也发表过一些,但時过境迁,再找就不容易了。你想做,那就试试看吧。
次年,我们在上海进行善本书目经部的复审,有一天,先生交給我一个大信封,里面是他的几篇论文的抽印本。从此,我就以此为基础,开始了先生文章的收集工作。
星期天,我根据先生提供的线索,在徐家汇藏书楼翻阅旧报纸老期刊;星期六的下午是业务学习时间,我就抄录在善本书库中的某些顾跋,加上先生陸续交我的一些抄件以及印刷品,到1986年年初,已有近百篇约二十万字的初步成果了。
也正在这个时候,我作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访问学者,将去那里作图书馆学的研究。离沪前的一天晚上,我去先生处辞行,並带去了我整理收集的先生旧日发表的文章和题跋。
我告诉先生:我虽去一年,但不知道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为了保险起见,这些抄件及收集的文章还是由您保管,等我从美返国后再継续收集整理吧。1987年秋,我回到上海没几天,就和先生一起去深圳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理事会了。
在火车上,我们又谈起编《文集》的事,我表示,等我有暇,当再继续您的《文集》编辑工作。先生也告诉我,他又有了几篇新作,还想起「文革」前写就的几篇前言。然而,这之后,我工作的担子加重,部门工作之外,会议应酬接待,使我难以分身。1990年4月,我离沪定居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自此为先生所作诺言终成空谈。
然而,文章的継续收集及编辑並未中断,先師又委托陈秉仁、任光亮先生代为查找並复印,1995年6月20日先师致陈任札云:「亲友每劝吾收拾旧稿,自问实无佳什。
文革前沈津兄为我抄了不少,甚为可感。」信中提供了一些线索,请陈任收集(按,此当为1981年时事)。诵芬院士在前期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集》编后記中説:「此部文集,盖由先父弟子沈津先生始辑於1981年,继而由王煦华、朱一冰先生续辑并缮录整理於1996年,约得25万言。……遂委陈君先行为之增补而总其成。」
《文集》出版之前的2002年3月末的一天晚上,在北京的诵芬院士打來电话,他问我,你是否知道我父亲的文集已编好,马上要付印的事?听了此言,我表示已有较长时间没有此方面的消息了,且先师健在时有言:文集的序言,要请王煦华、沈津写。
所以我还在等通知呢。诵芬院士嘱咐我説,那就请你将《文集》的目录細看一遍,如有修改意見还來得及。由于时间紧迫,我请他立即致电上海图书馆,请有关人员当天(国内的早上)必须将目录送到上海书店出版社,交金良年总编辑第二天赴美交我。三日后,金总和我在华盛顿的美国亚洲学会图书馆年会上晤面,当晚我即将目录匆匆浏览一遍。
返回哈佛后,我抽暇将《文集》目录和我在「燕京」期间陆续收集到的数十篇先师文章加以核对,汰其重复,补其所遗,共得十四篇,请金总返国后交有关人员增入。匆匆之间,津对目录中某些讹误还是未能验出,如非先师之文也混入其中,又相同内容且引文一致的两文也未能去其一,这是颇为遗憾的。
《文集》出版后,我曾细读一过,校出一些讹字,2003年我在编纂先生《年谱》时,曾於先生在上海淮海路寓所、诵芬院士在北京北苑家居里蒐集到先生部分书信、日记、笔记、杂录等材料,也发现了先生在不同时期所写序、跋、传、文等数十篇,也有工作之暇巡架翻書所得,以及姚伯岳兄提供的二篇。
这些內容经整理后,以时间先后均录入至《年谱》之中。后来,我又将序跋等《文集》佚文,再以《集外文》之名,刊发于《四库》。
还是2012年,诵芬院士告诉我,他曾将先生留存在北苑的遗物作一整理,并将有关图书、书信等全部入袋装箱,悉数捐赠上海图书馆。没多久,诵芬院士又将我未曾见过的有关材料扫描后录入U盘交我,而我又利用在上海的短暂时间将那些捐赠的书信等材料全部翻阅一过,又觅得多篇佚文,并拍成照片存档。
我想说明的是,在原《文集》之外,连同过去拾遺補苴,所得约一百余篇,都7万余字。
近三年来,我很想做的事情之一,即是将先生《年谱》重加修订,因为《年谱》出版后,我一直没有中断过材料的补充,目前已积至25万字,只要有时间,我会完成《年谱》的增订,并作为研究先生的重要材料提供给读者。
先师一生勤奋,学识渊博,治学严謹,著述不輟,所撰大部皆已在此,津所见有限,或有遗漏,亟盼大雅君子,多有遞補為感。
谢谢沈燮元先生,他曾助我收集到数篇佚文,又将我编定的目录重新加以编排,使之更具系统性。诵芬院士一直对我的补遗工作予以支持、鼓励,而黄显功兄也在工作不断提供方便,使编订之事得以顺利进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王有朋、朱荣所兄,早在选题的沟通上,我们即有共同的话语,不管我身处美国,还是在上海、广州,我们都会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为了此书的出版,尽心尽力,这是我要十分感谢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