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东王毛 【聚焦敦煌】王旭东:没有新材料 敦煌学将后继乏力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季羡林的这一观点,曾不只一次被今年刚上任的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用以表达他的“国际化”愿景。

其实,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敦煌的保护与数字化进程就已经在与美国、日本的合作中展开。而眼下,王旭东希望:“敦煌研究院能成为一个国际化的研究机构,每年都有国外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来敦煌做研究。”在他看来,敦煌的洞窟与壁画亦是敦煌学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通过将这些文物数字化,为海内外学者便捷地提供更多基础研究资料。

在王旭东之前,敦煌曾经有过3任院长:常书鸿、段文杰与樊锦诗。前两位皆是声誉卓著的画家,常书鸿擅油画,而段文杰专国画,在大漠戈壁间守护着最初泥沙堆积、断壁颓垣的敦煌。上一任院长樊锦诗是考古学家,她生于杭州,长于上海,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在敦煌值守50多年,被誉为“敦煌的女儿”。王旭东显得稍稍特殊,这位学地质工程出身的工学博士常年从事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作,科研成果丰硕,也曾承担多项重大文物保护项目。

对话:“技术是普适的,但敦煌很特殊”

第一财经:在保护上,敦煌研究院做过那么多年的探索,目前,与国际上相比,是否还会面临技术瓶颈?

王旭东: 我们的壁画和彩塑的修复技术已经有了相当的成熟度。目前,除了敦煌石窟之外,我们还将这些技术运用到西藏、新疆、河北、、山西、山东、甘肃等地的壁画与彩塑的保护修复之中。当然,在不同的地方,保护材料和技术必须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总体而言,并没有所谓的“瓶颈”。

第一财经:保护设备、技术带有普适性,具体到敦煌,运用到石窟、雕塑和壁画上,又有怎样的特殊性?

王旭东:技术确实带有普适性。在敦煌,保护技术又有其特殊性,这主要与遗产的特征有关。我们开发的保护技术就是针对壁画与彩塑的,已经形成了一套科学的保护程序:包括现状调查、环境监测、病害机理研究、保护材料和工艺的筛选、保护方案的制定与评估,最后予以实施,之后要长期监测。

我们在壁画、彩塑的数字化方面,也形成了一整套工作流程,包括前期调查与采集方案设计,现场采集、后期处理、数据库存储等。无论是文物的保护修复,还是文物的数字化,现在都拥有了集基础科研、技术开发与应用的研发团队。

在保护理念上,也有一定的特殊性。目前敦煌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壁画遗存,制作材料和工艺有其地方性。对于西方教堂的壁画,保护人员有时候会对局部缺损的部分做一些适当的修补,以保证其完整性。但在敦煌,我们几乎不对缺损部分实施修补,而是尽可能保存现状、保存所有信息,哪怕是残损也是一种历史信息。

即使要修补,添加的依据何在,也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在西藏做壁画保护修复项目,当地寺院僧侣有时也希望我们对缺失的部分进行修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宗教信仰上的需要,与我们文保的理念有一些冲突。在这方面,就需要做一些取舍。

我们尽可能在极小的限度内,请当地画工对一些残损的部位做一些适当的修补,但一定要能够识别:哪些部分是原来的状态,哪些部分是修补的。但对于敦煌石窟来说,其宗教功能已经基本失去,是一个人文遗产,不是宗教场所。从保护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保存现状。

第一财经:说到“保存现状”,你们是如何为“现状”择定时间点的?所谓“现状”也可以指很多时间点。

王旭东:现状有多重含义。一方面,可以指建筑或文物一开始的状况。还有一种是指“现在保存的较好的状况。”但破破烂烂不是原状,这还是要把握好。如果对某一时间点文物的状态有足够的材料和依据,比如图纸和照片等,我们就可以复原到那个时间点上的状态。但如果信息不确凿,我们必须谨慎从事。

第一财经:目前,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与印度等国家流散的敦煌文物在供学者使用上还有哪些阻力?

王旭东:英国国家图书馆正在做一个“国际敦煌项目”。希望能够将流散在世界各国的敦煌藏经洞文物数字化,在互联网上共享。敦煌研究院侧重于敦煌石窟壁画、雕塑和建筑的数字化。但目前为止,藏经洞出土文物的数字化还远远没有完成。

所以,我们一方面在完善研究院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参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国际敦煌项目,”一起寻求国际资金支持,早日完成藏经洞流散文物的数字化。在这方面,各国的进度不同,参与的差异度也较大。

第一财经:关于信息开放,敦煌有什么具体的举措?

王旭东:藏经洞的出土文献和艺术品流散在世界各地,而且比较开放,各国学者都能够研究,这不仅在国际上形成了“敦煌学”这门显学,也为国际“东方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实,“敦煌学”不光包括藏经洞出土文物的研究,也一定要包括对敦煌石窟彩塑、壁画、石窟环境以及敦煌周边文化遗产的研究。我们希望通过数字化能为学者提供研究资源,但现在,这方面材料的开放程度还不够。

目前,敦煌的名声主要还是在旅游层面上。如果“敦煌学”没有更新的基础资料出现,研究也会后继无力。将来,敦煌石窟的壁画和彩塑应该成为敦煌乃至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的重点。敦煌应该是一个国际人文学科的重点研究对象,季羡林先生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我觉得这样的愿景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举措来来推进。我们必须给学者提供研究敦煌的机会和第一手资料,这就要求学术资源更加开放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