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和蒋士云 上海张公馆秘闻:张学良对巴黎东方情有独钟
1930年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时的张学良
墨索里尼之女艾达
张学良夫人于凤至
妙龄时的赵四小姐
1991年张学良与蒋士云(左二)等友人摄于美国纽约
九十大寿庆寿宴上的张学良与赵一荻
上海皋兰路一号张学良故居
今年二月十九日,辽宁省省长陈政高率六十人的访问团抵台湾新竹县五峰乡,参观张学良将军故居,并代表辽宁乡亲捐助新台币两千万,用以扩建五峰乡清泉张学良故居。其实,张学良故居除了辽宁少帅馆、陕西西安事变馆、台湾新竹五峰乡清泉以外,尚有上海皋兰路一号张公馆。张学良在民族危亡之际,曾在这儿断断续续度过两个春秋。斯时,这一清幽、神秘的宅院,不仅孕育了少帅拯救民族的壮烈气概,而且演绎了他的浪漫情愫。
少帅对东方巴黎情有独钟
张学良同上海有不解之缘。自1928年“皇姑屯事件”使老帅张作霖一命归西后,少帅张学良执掌东北大权,当他羽毛渐丰,便向往起白山黑水外面的精彩世界。上海作为国民政府的经济、文化中心,盖源于其深受欧风美雨的熏陶,因而这一东方巴黎对崇尚享受的少帅而言,自有其非凡的吸引力。
不过,张学良初到上海的几次行程,是没有固定住所的。1931年3月11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下野,翌日飞抵上海。张学良少时体弱,曾染过肺病和伤寒,所以一旦军政大事缠身,常产生疲惫之感,这次正好趁下野之机,放松心情,在上海休养、娱乐。
张学良交游广泛,宋子文是与他最谈得来的挚友,特别是两人对日本的态度一致,故而宋子文出于舒适和安全考虑,将少帅安排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181号张群寓所。这段日子,张学良在宋子文、张群等高官陪同下游览十里洋场,略扫“九一八事变”带来的忧郁之气。
张学良跌宕起伏的人生中,亦曾有过荒唐之举。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军阀混战期间,他在河南军中染上鸦片后,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身心健康,遂决定于1933年仲春去上海戒毒。张学良到达上海,入住由杜月笙提供的法租界巨簌达路(今巨鹿路)128号。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张学良以钢铁般的意志戒毒。每当犯毒瘾时,他全身的肉就像被开水烫后没了皮肤一样,涕泪交加,大口喘气,浑身发抖。然而,他咬紧牙关,叫卫士将自己绑在椅子上。
最后由美国医生米勒给他注射戒毒针,这种针是以毒攻毒,一针下去,张学良就会昏睡3天。在这幢奇妙的西式楼房里,张学良终于戒掉了毒瘾。张学良戒毒毕,人极度虚弱,杜月笙即请海上名中医陈存仁前去调理,开出的名贵药方为吉林老山人参、关东鹿茸,慢慢地使他康复。
1933年岁末,张学良尚在欧洲考察军事,他决定结束考察回国先到上海居住,于是派下属租借了莫里哀路(今香山路)2号。1934年1月8日,张学良携赵四小姐归国,当他面对这幢法式小洋楼时,见其紧临法国梧桐林立的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环境极为幽静,更兼楼前一大片碧绿的草坪,不禁怦然心动。
他在上海最好的地段内的洋楼里,感受着具有西欧古典风韵的高贵氛围,就考虑以此为蓝本,寻找相似的庭院,作为自己来上海久居的住宅。
依傍法国公园的西班牙庭院
张学良在欧洲考察游览过程中,很欣赏欧洲各国人士敬畏自然、崇仰自然、喜欢住宅与绿化连成一体的习性。因此,他在挑住宅时,首先要求楼前有草坪,他对自己的侍卫副官长谭海说:“一位意大利友人告诉我,凡属文化先进的国家,一般都讲究居住环境和房前有无绿地。
因为绿色植物可给人带来清新的氧气,有绿地的房舍也可以让人身体健康,少染疾病。”于是,谭海依着这一指示,向一家银行租借了高乃依路(今皋兰路)1号,作为张学良、赵四小姐等来上海的别墅。
这是一幢西班牙式庭院,距上海繁华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箭之遥,旁边是树木森然、鲜花竞放、群鸟争鸣的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空气十分清新。该楼建于1932年,共有三层,建筑面积约800平方米,座北朝南,冬暖夏凉,红瓦白墙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风姿。
西式小楼的门口竖立着一对呈铰链棒式的柱体,柱上筑有重叠的屋檐,显得壮丽辉煌,颇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美。一楼的会客厅里摆放着沙发、茶几、盆景;三楼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卧室,原来的西班牙家俱早已不知去向,如今安放的是依原样复制的;卧室旁是张学良的小书房,书架上置有《圣经》《明史》等,这显然是后人添加的,因为张学良最爱读这两部书。
张学良之所以一眼相中这幢洋楼,其因并不仅仅是那散发着西方文化的螺旋形楼梯和乳白色廊柱,以及房屋设计的精美,而是小楼处于浓阴覆盖的绿色之中。从这幢洋楼的大门右拐,迎面呈现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大花园,园中大树参天,芳草如茵。
更难得的是楼后有一泓蔚蓝色的湖波,微风拂过,泛起阵阵涟漪。他们入住后,赵四小姐在草坪中广植花木,其中有广玉兰、金银两桂、鸡冠和紫罗兰等,端的是群芳争艳,一派世外桃源。赵四小姐还特意在园中置一荡秋千的摇椅,今人在椅上摇荡,不禁浮想联翩,从而称之为荻园(取赵一荻名之意)。翌年,他们干脆买下了这幢西班牙式洋楼。
酝酿“西安事变”
关于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历来有许多说法,最新的观点认为张学良同蒋介石都是火爆性子,双方语言不和,“火药”相向,终于酿成兵谏。然而,这只是当事人促成事变的一个心理因素,按张学良的逻辑发展,兵谏一定会发生。
“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正好在上海,也许在高档社交圈子跳舞,不仅不发出抵抗之声,事变后也一再忍让,终失东三省大片国土,遂招致时贤作诗骂他,并被国人诟病。历史事实是,张学良的不抵抗是基于希望全国一致抗日,而不能让东北一地抗日的想法。张学良晚年坦承,他从未接到过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但他与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相悖的,特别是后来蒋调东北军去围剿陕北红军,才逼得他铤而走险的。
而张学良走这步险棋的酝酿过程,正是“西安事变”爆发前,他在上海寓居的日子。张学良从欧洲回上海后,这幢洋楼立马门庭若市,他作为拥有重兵的国民革命军二号人物,自然成为各方军阀、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拉拢对象。然而,他此时痛定思痛,深感“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必将毁掉整个民族,旋转向中共在《八一宣言》中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靠拢共产党人。
1935年10月29日至12月,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及会后,多次回到上海寓所。
当时,张学良遇到了一位促使他坚定抗日意志的关键性人物,那就是他的东北老乡、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1935年岁末,张学良获悉杜重远因主编《新生》周刊,宣传抗日,被政府判处一年又两个月徒刑,正在上海的监狱服刑。他毅然前去探望,彼此倾心交流抗日情怀,杜重远诚挚地劝张学良接受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并说:“不联共抗日,就是空谈抗日”,以致深深地打动了张学良的心。
1936年春,国共双方高层已在江西庐山、浙江莫干山等地谈判,共商抗日国是。在这股和谈风气的影响下,张学良在上海寓所会晤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他不仅了解了东北抗日义勇军艰苦卓绝的战斗情况,而且被李杜“联共抗日”的主张所感染,便委托李杜搭桥,积极与中共领导人接触。
不久,李杜将中共代表刘鼎介绍给张学良,对外号称是他的英文秘书,从而通过这条线与陕北共产党高层取得了联系。这些,无疑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中外红颜知己交往
张学良年轻时气宇轩昂、风流倜傥,在工作之余喜交女友,据他晚年接受著名史学家唐德刚教授采访时承认,自己一生与11名女性有感情纠结。当然,11名女性中除了于凤至、赵四小姐,其余绝大部分均属于红颜知己,也即处于柏拉图的精神恋爱层面。其中,张学良在上海寓居期间,曾与两位中外美女交往,留下一段早春二月花蕾含苞待放般的佳话。
且说张学良携赵四小姐在高乃依路1号享受着甜蜜的爱情,颇有乐不思蜀的味道。然张学良毕竟是风云人物,政务、军务十分繁忙,因而赵四小姐来上海住的时间相对长一些。赵四小姐来沪,一般都带着1930年出生的独子张闾琳,几乎天天看着宝贝儿子在花园的摇椅上荡秋千。
赵四小姐在认识张学良前非常活泼,喜爱社交;而一旦与张学良同居后,却变得深居简出,不愿抛头露面,所以她在上海居住时,除了同其六嫂吴靖、几位名门之女交往外,鲜有人知,这也就不会被上海小报占什么桃色新闻的便宜了。
然而,张学良在上海居住期间却经常外出与红颜知己交往,其中有一位居然是差一点嫁给张学良的蒋四小姐(蒋士云)。蒋士云祖籍江苏吴县,1910年出生于婉约的姑苏城,后全家定居上海;蒋氏乃耕读世家,家中名媛辈出,士云在女孩中排行第四,故称四小姐。
1924年隆冬,还梳着小辫子的蒋四小姐与张学良在北平的顾维钧公馆一见如故。当时,蒋四小姐正客串演唱梅派的《贵妃醉酒》,张学良听得津津有味,蒋四小姐唱完由顾维钧介绍他们相识。
从此,不管蒋四小姐逗留北平,还是留学法兰西,他们均鸿雁传情,互诉衷肠。1932年早春,蒋四小姐已结束在巴黎的学业,决定返沪与家人团聚后即北上向张学良表心迹,准备不顾名份嫁给他。但是,此前赵四小姐已在北戴河与张学良坠入爱河,并陪伴于侧,当蒋四小姐得悉这一情况,便将深情埋于心中,将张学良作为挚友相待。
1034年至“西安事变”之间,张学良频繁来上海,他经常外出会见蒋四小姐,既表示自己内疚的心情,又可以减少痛失家园的烦恼。他们每次约会不是去舞场跳舞,就是去朋友处赴宴,抑或去郊游,彼此还以英语对话,显得浪漫而洒脱。后来,蒋四小姐嫁给大银行家贝祖贻,1991年张学良去美国纽约探亲,在贝夫人家住了3个月……
另一位与张学良深情交往的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之女艾达。艾达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的夫人,1930年张学良主政北平时,在一次外交场合与其结识。艾达面对鹤立鸡群,能用英语与她对话的少帅,不禁大加倾慕;张学良亦为艾达的美貌、知识丰富而吸引,双方竟产生相见恨晚之感。
但张学良是有理智的军人,深知陷入情海,将声名狼藉,便与艾达保持距离。吊诡的是,艾达对张学良展开猛烈的进攻,竟能调动张学良驾驶飞机,带她在北平上空盘旋。
不久,齐亚诺被调往上海,艾达随夫前往,张学良亲自驾车送行,双方依依惜别。张学良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她的秘书告诉我,说我送走艾达后,艾达在火车上大哭一场。我问她哭什么?他说,艾达喜欢上你了,你却不理她,她难过,所以才大哭呀!”
张学良之所以与艾达交往还有两点因素,一是艾达希望张学良戒毒,二是支持他抗日。果然,张学良去上海戒毒期间,艾达每天早晨准时打电话到巨簌达路128号,向米勒医生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并为他最终戒掉毒瘾而发出由衷的欢呼;祝愿他以强健的体魄去抗战。
张学良寓居高乃依路1号后,艾达常来电约张学良外出聊天、跳舞。艾达此举遭到于凤至、赵四小姐的反对,更因出任意大利外长的齐亚诺突然承认伪满州国,被激怒的张学良出于民族大义,毅然寄回艾达给他的所有情书,与艾达夫妇断绝了联系。(秦维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