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怀孕了 晋诤(18)王羲之的官场经验:没有情怀 政治都是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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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九年(353年)冬天,东晋发生一件让朝廷内外大跌眼镜的事情,朝野推崇、众望所致的名流殷浩率领七万大军大举北伐,几乎全军覆没,折戟而归。三年前,曾经有这种说法:“殷浩不出来做官,百姓怎么办。”
如今,殷浩灰头灰脸的逃回京都,让人情何以堪。然而这一切,都在殷浩的老朋友王羲之的意料之中。在很多人眼里,王羲之是位书法家,其实他在政治上也很有作为,只不过他的书法成就太过耀眼,以至于掩盖了他的政治地位。
此前,丞相、会稽王司马昱认为殷浩素有声名,加上朝野对他都很推崇佩服,便以他作为心腹主力,让他参与总揽朝廷权力,想以此抗衡桓温,东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是公开的秘密,一直都是臣强君弱的局面,司马昱借殷浩之力对抗桓温也是不得已之举。殷浩一上任就和桓温互相猜忌,进而彼此产生了异心。
王羲之当时任护军将军辅佐殷浩,他希望大家以国家为重,企图调和双方的关系,多次劝说殷浩不要和桓温制造隔阂,认为只有朝廷内外融洽团结、和睦相处,国家才能安定,但殷浩没有听从。就在殷浩大军北伐前,又写信劝说殷浩不要轻开战端,劳民伤财,他深刻分析了当前的局势,提出了当务之急是巩固根本和应该采取的策略,并批评了以前北伐无果给国家所造成的危害,但殷浩同样没有采纳,并执意继续北伐。
王羲之不是不想收复故土,他对国家也是充满激情和希冀的,从他跟谢安的一番话就可以看出。谢安没出山之前,很满足现状,有一次对王羲之说:“人世茫茫,林泉高致,醉卧清谈,这样度过也当不负此生。”王羲之反驳他:“我听说古时大禹勤于国事,以致手脚都长了胼子;周文王处理机要,往往忙到半夜,还觉得时间不够用。当下是多事之秋,四郊多垒,战乱不息,这是士大夫的耻辱!值此时刻,每个人都应想着怎么为国家出力。”
但关键现在不是北伐的好时机,王羲之从军事的角度分析主要有四点原因,这我在《晋鉴》一书里已有写到,这里不详述。更让他担心的是,个人的私欲和政治筹码让某些人头脑发热急着北伐。北伐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人把北伐当成了政治资本,桓温、庾亮以及后来的刘裕。
桓温带部队都先后打到了关中灞上(今陕西西安东)和伊水(在今洛阳城南),后都撤回来,其中原因就是这个。这也就是只有祖逖为何能青史留名的缘故,他一门心思收复故土,不附带任何条件。
同时,王羲之了解殷浩是个谈辩之士,没有军事才能,出军必败,而司马昱所以听从殷浩之言,以国本为孤注,为抗衡另一大臣桓温的势力扩张。王羲之一再上书,试图阻止殷浩的北伐,结果是被司马昱视为另类。
这次大败而归,王羲之痛心疾首,愤怒形于言表:“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天下将有土崩之势,这简直是对殷浩当头棒喝严厉警告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王羲之的疾言厉色和《兰亭序》中所见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足以极视听之娱,完全是两样笔墨两样心情。
于是王羲之又提起笔来,写信给殷浩说,“力争战功,不是现在该干的事情。近来在朝廷内外任职的官员们,没有深谋远虑,却任意挥霍摧残国家的根基,每个人都追求实现自己的志向,最终却没有一桩战功可言。”
您殷浩出身于布衣百姓,承担着天下的重任,掌管者督察统管之责,然而却失败到如此地步,恐怕满朝廷的那些贤士没有一个会愿意为别人分担责任。如果您还觉得以前的事情考虑的不周到、细致,所以应该再去追求分外之功,那么虽说宇宙之广大,恐怕也容不下您!
在王羲之看来,因为殷浩的贪功喜大到了反常识的地步,败亡自在不旋踵间。他从天下的形势、官员的思想、国家的当务之急以及殷浩本人的处境等,劝殷浩不要为一己之功而陷国家于深渊,同时也将自己推上绝路。
王羲之上奏疏给会稽王司马昱,首先他强调了客观原因,认为殷浩的动机没有错,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收复故土稳定社会。“作为臣下,谁不愿意尊奉自己的君主,希望他的事业和前代一样兴隆昌盛呢?况且是在遇到了难得的时运的时候。只不过在力量有所不及的情况下,难到能不权衡轻重而随意行事吗?如今虽然有令人可喜的机会,但看看自身的情况,令人担忧的事情仍然多于令人可喜的事情。
他把殷浩的失败归结为敌我力量的悬殊。“成功未可预期,遗民损失殆尽,劳役毫无时限,征敛日益严重,以区区吴、越之地去征服统治天下十分之九的广阔地区,不灭亡又会怎样呢!不权衡自己的德行与力量,不彻底失败就不善罢甘休,这就是国内人士所痛心疾首而又不敢直说的话。”
最后他还诚恳劝谏会稽王,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但未来的还可以补救。“希望殿下再度三思,先奠定不可战胜的根基,等到根基牢固、势力强大时再做图谋,那也为时不晚。如果不这样做,恐怕危险就会降临到我们江南!希望殿下能暂时放弃虚华高远的想法,以挽救眼前千钧一发的危急局势,这才可以说是以亡图存,转祸为福。”
王羲之认为稳固东晋政权的上策莫若固守淮水的疆界。在淝水之战前,淮水是东晋与前秦的边界,也是建康的第一道防线,如果淮水不保,长江亦将告急,建康也就整个袒露在前秦的进攻范围之中。既然王羲之把淮水的战略位置看得如此之重,当然会有“厕大臣末行,岂可默而不言”的据理力争。
对于当时的虚谈废务,王羲之指出,“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因此,他寄希望于会稽王的话,可以说是以退为进,积极进取的全局观。
从奏疏可以读出,王羲之毕竟不是彻底的政治家,而是人本思想者,为官为宦,固然忠君,但恤民之思往往更为固执。这样,每至关节,就不能把政治目的放在首位,往往向良心发问而终至忐忑。在他眼里,没有情怀,政治都是苟且。
王羲之的言论猛烈而激切,但又保留着善良淳朴之心。王羲之的人生出处,实际上筑基于儒家的仁爱之心,整个充满了一种清畅激扬的情调,只不过这种情调更富文人情怀而非政治诉求。在那个充满门阀之争、权势之争的东晋年代,恰恰最缺乏这种官场中的士大夫气。而这士大夫气在后世得到了发扬,到了唐朝,唐太宗明而求之,才有了“贞观之治”的盛况;到了宋朝,宋仁宗大胆用人,才有了庆历新政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