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监狱照片】红色后代聚会上儿子透露薄熙来秦城监狱近况

核心内容：薄熙监狱照片，据本港媒体《星岛日报》报道,薄熙来之子薄望知近日透露了薄熙来在秦城监狱的近况。他说:“我爸挺好的,刚刚搬到一个新的房子,待遇都不错,由医护人员监护、陪同,现在可以通电话,过些日子就可以允许探视了。”

参加山西“红色后代”聚会薄望知日前与姑姑、姨姨等薄谷两家亲属出现在北京八宝山,参加原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夫人贾于慈的遗体告别仪式,成为众多前来吊唁者中受关注的人物。见到薄望知,人们自然与薄熙来这位长子间有许多关心的话题。有些老乡称赞望知是个“仁义、懂事的好孩子”,还与他合影。

薄望知的爷爷薄一波、姥爷李雪峰及谷开来的父亲谷景生都是山西老乡,陶鲁笳是五十年代山西省的领导人,彼此很熟悉。这次遗体告别仪式,也成了众多山西“红色后代”的一次聚会。薄熙来服刑监狱关押的都不是一般人薄熙来在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服刑。

秦城监狱是中国公安部直属监狱,1960年在苏联专家援助下修建。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秦城村(位于小汤山镇附近),因此人们习惯地称呼这座中国最著名监狱为“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最初共建有4幢白色楼房,排号为甲、乙、丙、丁,都带有审讯室。楼房一律三层,砖墙,坡顶。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大片空地,是供犯人放风用的。1967年,秦城监狱又增加了6栋楼房和6个院子。6座新监舍的排号顺序为戊、己、庚、辛、壬、癸。

有点深宫大院的感觉

只有政治思想过硬的军人才能担当看守人员

秦城监狱曾关押过众多中共高层人物,包括薄熙来父亲薄一波和岳父谷景生。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冯基平当年主持修建秦城监狱。多年后,他自己被打成共产党的“叛徒”,给投进了秦城。他曾经说:“我要是知道我建的这座监狱是关押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新中国成立后,秦城监狱关押过的知名人物包括饶漱石,他是高饶反党联盟主要人物。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1967年辈关进秦城监狱,罪名是“梅花党的党魁”和“美国特务”,王光美在秦城监狱入狱达十二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被判刑后也在秦城监狱中服刑。

秦城监狱关押过的最著名人物当属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公开审讯后江青于1977年被关到秦城监狱服刑。后来在秦城监狱服刑的人还包括: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成克杰(2000年被处决)、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像王立军、刘志军之流的,据说如今也在秦城监狱服刑。

根据目前所能看的公开资料,关进秦城监狱的囚犯有统一的球服,但囚犯一般不用穿囚服,可以穿自己的服装。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服刑期间多数时间穿着西服,还很摆谱。与此同时,囚犯一些日常用品也可以由家人提供。犯人的编号一般为四位数,前面两个数是入狱年份,后面两个数是当年入狱编号。薄熙来如果关在秦城监狱,他的编号前两个数应是13,后两个数就看他是今年第几个进秦城监狱的犯人了,但01号恐怕是没门了。

看着门面也不是一般老百姓进得去的地方

卫星图

秦城监狱因为多关押被判刑的政府高级官员,所以在伙食上那是要比一般监狱犯人好很多。有媒体称伙食标准比照部长级待遇,我看那是有点瞎掰。犯人伙食早餐提供牛奶、午餐和晚餐都是两菜一汤,饭后每个犯人可得一个苹果。

关注着薄熙来案的网民和电视观众,大概都从22日宣判现场的视频画面中看到这样一幕:当宣判结束,薄熙来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他紧握的双手禁不住颤抖,手背上可以看到清晰的老年斑。从这一刻,他由一位犯罪嫌疑人,成为了一名罪犯。

法庭上的薄熙来身着黑色长裤和白色长袖衬衣,脚踏一双白底黑面的运动鞋。理髮后的双鬓露出斑斑白髮,比一个月前庭审时显得更加憔悴。走进法庭时,薄熙来笑着向旁听席上看了一眼,那儿坐着他大哥薄熙永和小弟薄熙宁。长子李望知这次没有到场旁听。旁听宣判的共有116人,比庭审时的110人多6人。

在审判长宣读判决书要点时,薄熙来先是站着,双手时而交叉在身后,时而放在身前,手中还拿着一个蓝皮笔记本和眼镜盒。后来他坐在了椅子上,歪着脑袋听宣判,脸上一直挂着笑,还不时抬起手,用手背擦鼻子。

而到了最后的宣判环节,全场起立,两名高大的法警在两侧按住他的肩头和手臂。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听到这些判决时,薄仍面带微笑,双唇紧闭,头不时微微后仰,扬起下巴。胸脯或许是由于急促的呼吸而剧烈起伏。

10时55分许,戴着手铐、低着头的薄熙来被两位法警押送出法庭。这个法庭,他永远不会再回来。等待薄熙来的,是北京秦城高墙内的牢房。

秦城监狱人和事

过去改造高级战犯?现在关押贪腐高官

过去改造高级战犯?现在关押贪腐高官

秦城监狱,因关押中国最高级别的犯人而被称为“中国第一监狱”;

它因“硬件和软件”都与其他监狱不同,而被外界称为“最神秘的监狱”;

它改造教育过国民党战犯,被林彪和“四人帮”利用迫害过革命干部,又审讯收押过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高墙里的那些人和事都充满了传奇;

如今,秦城监狱又因成为一些贪腐高官的“最后归宿”而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探访秦城监狱,解密高墙内50年的风云变幻。

探访“中国第一监狱”

11月11日上午,一场大雪之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驱车来到北京市昌平区,探访位于小汤山镇附近的秦城监狱。

经热心人指点,记者的车沿着一条旧公路一直开到燕山脚下。路的尽头,出现一座高大的暗红色牌坊式大门,四周是高约5米的灰色围墙,墙顶上装有探头。大门上没有招牌,但有一名戴着洁白口罩的武警站岗。当地村民告诉我们,这里就是秦城监狱。

监狱门禁森严,有三道“岗”——最外面是几个铁路障,再往里有一道电动不锈钢伸缩门,然后才是大门。大门是两扇紧闭的铁栅栏门,足有3米高,旁边还有侧门。大门里面不远处,有一排房屋,挡住了外人的视线。执勤的武警不让外人在门前逗留,记者只得沿着监狱外的一条路往东走去。马路对面有两个居民村:右边是秦城村,左边是象房村。

在象房村村委会,60多岁的村主任王占仁饶有兴致地向记者介绍了秦城监狱和他们村的一些情况。

秦城村和象房村在1960年之前是一个村,叫秦城象房村。王占仁曾听老人们说,他们这里原来是一座兵营,四面修有高高的城墙。这座兵营或许是秦朝时留下来的,所以叫秦城。兵营废了之后,百姓住了进来,并在这里养过大象,于是就叫秦城象房村。如今的秦城监狱也因此而得名。村后的大片土地,一直是隶属于公安部的劳改农场。

此前,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秦城监狱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隶属于公安部管辖的监狱。监狱建于1958年,是苏联援建的。上世纪50年代,中苏订立的援助项目共有157个,其中之一便是秦城监狱。但因秦城监狱属保密工程,对外不公开,所以外人一般并不知道。

秦城监狱由苏联专家设计。最初,监狱共建有4幢白色楼房,排号为甲、乙、丙、丁,都带有审讯室。楼房一律三层,砖墙,坡顶。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大片空地,是供犯人放风用的。“文革”期间,高级“囚犯”陡然增多。1967年,秦城监狱又增加了6栋楼房和6个院子。6座新监舍的排号顺序为戊、己、庚、辛、壬、癸。

按照关押对象的不同,秦城监狱50多年的历史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世纪50、60年代,关押的主要对象是满清要员、日本战俘和国民党战犯,军衔至少在少将以上;第二阶段,“文革”时期,关押的主要对象是高级右派和所谓的“反革命头目”;第三阶段,上世纪70、80年代,关押的主要对象是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的成员;第四阶段,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押的主要对象是省部级腐败官员。

村主任王占仁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的父亲也曾当过多年的村长,他们和秦城监狱的交往一直没有断过,见证了监狱50多年的发展史。但50多年来,王占仁只进过一次秦城监狱。那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秦城监狱的一位副监狱长找到他,请他帮忙给监狱打几套办公家具。送家具的时候,经过特批,他才得以进去。

他说,那时候秦城监狱有三道门(后来在外面又加了一道,现在有四道),他进了第二道门,那是监狱管理人员的办公区,再往里就是犯人所在的监区了。遵照监狱方的要求,王占仁不敢乱看,也不敢多问。他只记得进出都查得很严,不准随身带任何东西。他在里面待的时间不长,安顿好家具后就出来了,但总感觉背后有眼睛一直在盯着他。

外人虽进不了监狱,但有机会见到秦城监狱里的犯人。一个机会就是当犯人们到农场劳动时。秦城监狱的旁边,是大片劳改农场。服刑人员在军人押解下到农场里劳动,村民们可以远远地看到他们,但不许打招呼。另一个机会就是当服刑人员刑满获释时。在监狱的大门口,有时可以看到一些车和人聚集在那里接出狱的人。大多数刑满释放人员比较低调,通常选择悄悄地离开。

王占仁说,虽然秦城监狱近在咫尺,但对他和村民们来说,“高墙里的那些人和事仍然是很神秘的”。

关押和改造贪腐高官,成为新时期秦城监狱的主要职责。在我国,对普通犯人执行刑罚,无论其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还是死缓,一般是就近执行,即在哪里判决,就在哪里执行。而对于省部级贪腐官员(含副省部级),不论他(她)在哪里被判决,大多会被集中到秦城监狱来服刑。

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秦城监狱，谁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被送进秦城监狱的贪腐高官,外界无从考证。但统计资料显示,近10年来被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超过100人。其中,除8人被执行死刑外,被判死缓的占11%,无期徒刑者占8%,有期徒刑10年以上者占21%,有期徒刑10年及10年以下者占15%。

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或在此服过刑。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等等。在秦城监狱,特殊囚犯的生活待遇,会比在普通监狱优越。

据近年走进或接触过秦城监狱的有关人士描述,秦城监狱关押高官的牢房除了面积较大,有的还配有写字台、卫生间、坐式马桶和洗衣机。据《凤凰周刊》披露,一些在押官员除了“可看书读报”,每天还有一段时间可看电视,一般集中在晚上7点到9点。

某些身体欠佳的特殊囚犯,饮食可一日四餐,用餐标准和费用由国家规定和支付,家属亦可私下打理。如衣服、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用品可由家人提供。监狱虽有统一囚服,但这里的囚犯一般可不用穿。

除了贪官,近些年秦城监狱还关进一些其他的“特殊”罪犯,如危害国家安全罪犯、外籍犯、知密犯、国际间谍等。社会上曾广泛流传:一些犯法的文艺界知名人物也进过秦城监狱,如央视前文艺部主任赵安、知名词作家张俊以和著名演员刘晓庆等人。但据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调查,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进过秦城监狱。

2002年,北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因监舍改造,将一批重要犯罪嫌疑人转往秦城监狱下属的第一看守所内,其中就包括当时因涉嫌偷税漏税在押的刘晓庆。张俊以等人,在出狱后还声称“在监狱放风时曾见过刘晓庆”,这说明他也不是被关在秦城监狱。至于刘晓庆后来自己说“在秦城监狱如何如何”,一位专家说:“那不过是借秦城监狱之名抬高身价罢了,秦城监狱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陈希同狱里狱外忙治病，正是秦城监狱的特殊,使贪腐高官们一旦进入高墙内,他们的信息也就进入不透明阶段,其服刑情况和生活情况,公众都无从得知,只有一些零星的报道见诸报端。

据《新周报》等媒体报道,陈希同是“四人帮”之后被监禁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他曾历任北京市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国务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98年2月27日,陈希同因侵吞贵重物品、腐化堕落、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失职等问题被逮捕。1998年7月31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陈希同以贪污罪及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同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定,驳回陈希同的上诉,维持原判。

陈希同案当年曾轰动一时,但此后不久就淡出公众视野。

陈希同在1995年引咎辞职时,曾被“双规”居住在北戴河,后转往内蒙古呼和浩特监狱,再转至北京良乡,正式宣判后被送入秦城监狱服刑。陈希同的刑期是从被逮捕之日起计算的,按原刑期需要到2014年2月才能获释。在监狱里,有时候因为自己的要求被看管人员拒绝,陈希同会大吼大叫,称自己是“北京的大贪污犯老陈”。

2004年,陈希同曾因健康问题,被紧急送往北京复兴医院。这次突然发病后,陈希同向相关部门领导写信,以“心跳异常、心血管供血不足等老年疾病”为由,要求“保外就医”。后经协调,自2006年8月下旬起,陈希同获得有条件的保外就医。

2007年6月,有关人士透露,陈希同曾与人在北京某高级饭店共进午餐。

据该人士描述,当时陈希同气色看上去还好,头发有些花白,走路需要人扶。在座者不敢问及他在监狱里的情况,但陈希同自己谈到了一些:监狱的条件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能单独做些事情;24小时受监控,但后来慢慢习惯了;还可下棋、打网球,这是他多年的习惯,监狱会派小战士陪着打。

保外就医期间,陈希同主要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经过批准可以见到一些老朋友。从2008年开始,陈希同病情趋重,就不再见外人了,主要在家养病,有时会到医院就治。但据说,陈希同在住院单上用的是化名。

自今年4月中旬开始,79岁的陈希同,在住进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救治后,院方已多次发出病危通知。陈希同已是直肠癌晚期,还有并发的心脏病,基本只能依靠药物维持生命。

陈良宇过着有规律的生活

在秦城监狱里,目前还关押着一个与陈希同同样级别的人。他就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200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纪委《关于陈良宇严重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陈良宇当日被正式逮捕,后关押进秦城监狱。

2008年4月11日,陈良宇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项罪名,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与陈希同等高官不同,陈良宇一审判决后没有上诉。

陈良宇在秦城监狱的编号为“0702”,07即年份,02即当年移交至秦城监狱的重要嫌犯编号。对于高官等重要罪犯,秦城监狱实际上承担了看守所和监狱的双重职能。

今年6月份,一些香港媒体报道称,“陈良宇在狱中享用近200平方米的大套房,每日餐费达200元”等。一时间,关于秦城监狱在押高官待遇问题的新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后,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栏目对此事做了专门报道。

主持人杨锦麟引述内地媒体的报道说,其实,陈良宇是被关押在一个接近20平方米的套间里。这是秦城监狱重要犯人的单间监室,内有单独的洗手间、坐式马桶等。牢门是铁皮包着的木门,门上方及厕所都有“窥孔”,供哨兵24小时监视之用。

陈良宇的房内设施只有一张距地面约一尺高的矮床,需要写材料时,看守会送进一张小学生用的单人课桌供临时使用。没有凳子,床铺就是他平日坐的地方。墙壁也经过特殊处理,以防止其自杀。

值得一提的是,像陈良宇这样的重要犯人,所住的监室基本都在第一层,室内所有永久性设施都被去掉棱角,打磨成圆形。

陈良宇的监室设有三道岗哨,有一个独立分队负责贴身看守他。除了没有自由,他可以看报纸,看内容受限的电视,还可读书、写材料。

服刑期间,陈良宇可以不着囚服。他多数时间还是穿西装,但不打领带。他平时可在有规律的生活中打发时间。比如,在每天9点到10点的单独放风时间,陈良宇一般会从监室门口开始打太极拳,打到放风地的门口再回去,或者散步。但他到哪儿,两名看守就跟到哪儿。

另据《凤凰周刊》报道称,“服刑后,陈良宇曾提出用个人的资金改善伙食,并开列所需食品,如红酒、桃仁等,但遭到拒绝。”据陈良宇的辩护律师高子程透露,他曾于今年上半年随其家属探视过陈良宇。他说,63岁的陈良宇现在两鬓斑白,但精神状态比被“双规”时要好很多。

神秘的“反腐教育基地”，与秦城监狱内单调乏味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墙外的世界依然丰富多彩且处处充满诱惑。

那些身处高位、拥有权力的官员,因为没能够抵挡住某些诱惑,陆续走进秦城监狱。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如今的秦城监狱,已成一处极具现实意义的反腐倡廉教育基地。一些中央部委机关和地方公检法机关的人员,常常到秦城监狱来参加反腐倡廉教育等活动。

2005年9月,国家审计署曾组织署机关50多名司局级干部参观秦城监狱。在参观过程中,秦城监狱的负责人介绍了监狱的发展历史和基本情况,以及经济犯罪的主要类型,还重点分析了一些在押官员走向堕落和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及其认罪情况。

据参加此次活动的一些干部事后回忆:“身处秦城监狱的高墙内,面对那些曾经和自己同为国家干部的高官们,真的很受触动。”审计署的网站还专门为这次活动做了总结,认为“参观秦城监狱是加强机关廉政建设的重要活动,是一次生动现实的人生观、世界观、权力观教育,对增强领导干部的廉政意识,促进廉洁从审,严格执行审计纪律‘八不准’都有积极的意义”。

今年国庆节前夕,湖北省曾专门组织公安监管系统的民警,到秦城监狱进行培训学习。一位自称“警察老宋”的参与者,在自己的博客里详细地记录了这次培训学习的经过。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曾与这位警察取得联系,他说除了受到深刻教育,还对秦城监狱的“神秘”留下了深刻印象。

“老宋”他们70多个人,在秦城监狱招待所住了10多天的时间,其间得到了一次参观“秦城要犯监区”的机会。他在博客中写道:“组织的人在我们还没进去的时候就告诫:坚决不准拍照。其实我们都没有带照相机。走进监区是排着队进的。

我们没有进去的时候,大门口只有一个武警值班,我们来了,就增加了两个武警岗。(这个)重犯监区就是两栋四层楼的监房,高高的窗户只看得到里面的灯,一盏灯下就是一个曾经的省部级以上高官。我们围着这两栋楼走了一圈,便算参观完毕,里面的结构,怎么管理的、有什么设施等,一概不得而知,可能人家也不打算让外人知道吧。”

尽管如此,“老宋”回到住处后,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记下自己的观后感:“浓云冷雾铁门寒,人静孤灯夕照残。休道曾经龙滚水,西风吹尽莫凭栏。”

时间回溯到50年前。秦城监狱的第一批“房客”,是国民党战犯。他们在这里接受改造,告别过去,迎接新生,书写了一段段有趣或感人的故事。

农场里的“体育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高级战犯,被集中关押在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1958年10月,公安部战犯管理所组织身体强壮、有劳动能力的战犯,到京郊小汤山的秦城农场参加劳动。据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文强回忆,他们到达农场后发现,一块地皮上围起了高墙,还拉着电网,里面正在盖房子。

一些战犯好奇地问带队的公安干部:“这是什么地方?”得到的回答是:“这里正在修建一所‘体育学院’……这是很先进的‘体育学院’,是跟苏联人学的。”

1960年春,这些战犯又被送到了这里。他们此时才恍然大悟——所谓的“体育学院”,原来就是他们的“新家”秦城监狱。

第一批被送进秦城监狱的战犯,共有200多人,都是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要员和高级将领,包括级别在军长以上的将领、省主席以上的文官和将官以上的特务。

刚走进秦城监狱,战犯们就发现,这里的设施比功德林监狱好得多。当时,监狱大院里有4栋楼,他们被关在离大门最远的那栋里。每间牢房都很大,装着白色的玻璃,能透进明亮的光线,但从里面看不到外面;牢房内有卫生间、洗脸盆和抽水马桶,水龙头的开关是用脚踩的那种。每层楼都有淋浴设备,还配有洗衣机。

战犯们很快又发现,在秦城监狱,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比如,监规没有以前那么严了,由他们自己选出的学习组长制定有关规章制度;经常开展集体活动,只在犯错误时才被关禁闭;可以在监区内走动,参加劳动时还能到监狱外活动……甚至还有专人为军衔在少将以上的战犯洗衣服。

不过,这毕竟是一座监狱。一些战犯在外出参加劳动时发现,从牢房门口到监狱大门,要通过9个大小不同的铁门。他们因此戏称自己是“九门提督”。

犯人们的“别样”生活。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秦城战犯改造纪实》一书,披露了国民党战犯和其他犯人在秦城监狱里的一些情况:

所有被押送到秦城监狱的犯人,首先要在一间小屋内接受检查,不适合带入牢房的东西,如鞋带等,都会被扣留。紧接着,他们会领到统一的黑色“制服”,以及生活必需品,如毛巾、脸盆、牙具、饭碗、手纸等。随后,管理人员带着他们进入相应的监区,移交给相应的负责人……

在秦城监狱的普通监区,犯人们住的通常是集体牢房;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为30元左右,需自备饭盒;到了吃饭时间,管理人员会通过专门的送饭窗口,将饭菜送进去;每天的正餐一般是“一菜一汤”,以及用米、面、粗粮混合做成的主食。

而高级战犯们大多在高级监区,住的是单人牢房;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一般为120元左右;一日三餐中的正餐,大多为两荤一素一汤;由监狱统一配送饭盒,而且是开门送饭;每周一还能得到牛奶、水果之类的补品。

每天早上7点,犯人们听到哨声后起床,晚上9点听到哨声后准时睡觉。平时,即便是在白天,他们也不能躺在床上。晚上睡觉时,普通犯人的牢房不熄灯,他们不能背对着监视窗睡觉,也不能将手放到被子里,否则就会被叫醒接受训话。此外,犯人们不能大声喧哗,也不能乱写乱画、唱歌、做鬼脸等。

秦城监狱对犯人放风的时间也有严格规定。高级犯人每周都有1-6次单独放风的机会,每次20-60分钟。牢房外的平地上,有一个个用高墙隔成的方格。放风时,一名犯人在一个方格里活动,而看守则站在高处进行监视。

“四郎探母”事件，1960年10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著名作家斯诺谈话时说:“我们的监狱不是过去的监狱,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也是工厂或者是农场。”国民党战犯进入秦城监狱后,互称“同学”,开始接受思想改造、劳动教育和学习互助。

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大部分战犯,都能脚踏实地接受改造,但也有人态度消极。原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就是出了名的落后分子。他整天吊儿郎当,经常讽刺积极接受改造的人。有一次,汤尧为此受到批评后,在卫生间里高唱《四郎探母》——“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明显是在发泄心头的不满。另一名战犯听到后质问他:“这样一个严肃的改造机关是‘笼子’吗?你是什么样的鸟?你要展翅飞回台湾吗?”

第二天,监狱里召开对汤尧的批判会,让他检讨唱《四郎探母》的思想根源。一开始,他不慌不忙地辩解说:“我对同学的批评有抵触,想效仿‘阿Q精神’,来一个自我安慰,把自己比作被同学囚禁在笼中的小鸟,希望能展翅飞到人民行列中去,为祖国建设作贡献。”这种检讨显然无法过关。在管理干部的追问下,汤尧最终承认他想早日逃到台湾,继续与共产党作对。管理干部们听罢点点头,随即结束了批判会。

这一下,汤尧犯起了嘀咕。其他战犯也都认为,他肯定会受到重罚。但出人意料的是,管理干部反倒表扬了汤尧:“你们当中有这样思想的人很多,只是没有人敢这样暴露。政府鼓励大家暴露思想,暴露了就会慢慢地去改;不暴露的人,不等于就没有。我们相信最后绝大多数的人,能完全去掉这种思想。”

“吃软不吃硬”的汤尧,被管理人员的这番话打动了。不久,其他战犯发现,他有了积极的改变。

“劳动积极分子”

“经过劳动改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改造国民党战犯的目标。但多数战犯过去都是养尊处优的人,让他们自愿参加劳动,谈何容易。

最初,秦城监狱的管理干部,只让高级战犯们象征性地参加一些劳动。后来,管理干部宣布了“自动报名,量力而行”的办法,要求他们每周都要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如缝纫、理发、洗涤、修鞋、烧开水等。但自认为没有劳动能力或不感兴趣的人,也可以不参加。

对于这一办法,一些年龄较大、身体不好、有抵触情绪的战犯嘀咕道:“没有几年活头了,再劳动也还是一个战犯!”但也有态度积极的。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当时不到50岁,在高级战犯中算是年轻力壮的。他报名参加了缝纫组、理发班和送饭组。

沈醉虽然积极,但毕竟干什么都“手生”,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他爱上了踩缝纫机,但常常把机针弄断。每到这时,他都会急得满头大汗,担心被扣上“损坏公物”的帽子,就连忙写检讨,说自己“粗枝大叶、不爱惜公物”等,请求处分。

沈醉还喜欢给人理发。刚学会理发不久,一次,他拿着剃刀给另一名高级战犯刮头发,刚动手就听到对方大声叫“痛”,几乎与此同时,他正在打理的脑袋上冒出了一股鲜血。这次“事故”之后,沈醉意识到自己的“刀功”还很差,便更加刻苦地练习,不久就成了“秦城监狱头把刀”。

高墙里的“探长”

在所有战犯中,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文强的改造经历,最为传奇。

文强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堂侄。他小时候是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玩伴,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是周恩来的学生,毕业后成为骨干共产党员。但后来,他背叛革命,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名老牌特务。刚被关进功德林监狱时,文强拒绝写悔过书,并大喊:“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到秦城监狱后,眼看一批批完成改造的战犯都获得了特赦机会,文强的思想也开始发生转变,表现越来越好。后来,他甚至当上了战犯小组的学习组长。

此外,文强还发挥“技术特长”,成为高墙里的一名“探长”。

一次,缝纫组在清点衣服时,发现少了几件棉背心。文强不动声色,让原军统少将站长黄康永暗地里进行“侦察”。黄康永在自己值日那天,趁着打扫卫生的机会,把每个人的铺位都“摸”了一遍,发现有个战犯的枕头特别鼓。文强无权搜查,只得将情况汇报给监狱的管理干部。

干部们以“防止危禁物品被带进监房”为由,检查了“小偷”的枕头和被子,找到了棉背心。事后,文强并没有告诉其他组员,而是单独跟“小偷”谈心:“大家过去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不要做这些出格的事,现在到了新社会,更应该同甘苦。”从那以后,秦城监狱里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通过思想改造、劳动教育和学习互助,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200余名国民党高级战犯,相继过上了新生活。1975年,最后一名国民党战犯也走出了秦城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