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墓地 南沙河畔的杨增新墓

    八达岭高速路辅路东侧,南沙河北岸桥东,立着一通石碑。这是一块墓前的“神道碑”,墓主人杨增新,是民国初年的第一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清史馆编纂国史馆总纂王树楠所撰写的碑文,记述了杨增新一生的功绩。

    杨增新是清朝封建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读书人。王树楠的碑文中说,杨增新字鼎臣,是云南蒙自人,“少英伟,有大志”,己丑(光绪十五)年进士,任甘肃渭源知县、河州知州,“所至有青天之目”。

在河州,他用和平手段平息了叛乱,减免赋税,发展经济,“招流冗,垦荒田,裁丁粮”,“民皆称便”。同时,他拿出自己的俸禄,办起了两个书院,毕业生中九人乡试中举。他还在衙署里开办“孝廉堂”,招收当地子弟入堂读书,他亲自授课。

河州一时文化大兴,人才蔚起,为一省之冠。他本人也由于政绩优秀被保举为知府、升为道员。朝廷推行新政。杨增新按照光绪皇帝的旨意,办起了陆军、师范、巡警、工业等新式学校,并“以一身总九局事业,而核案无缩留,新政灿然大备。”

    新疆建省,人才缺少。由布政使王树楠举荐,杨增新调进新疆,先后任阿克苏、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道台。由于工作出色,他受到了朝廷召见。

    武昌革命爆发,影响波及新疆。革命党人在伊犁起事,杀死伊犁将军志锐,成立了军政府;同时,南疆哈密地区发生铁木耳领导的农民起义。境外的战火也燃进了新疆;外蒙军队攻进科布多和阿勒泰,俄国增兵喀什。新疆外危内乱。巡抚袁大化在逃离新疆前,推荐杨增新为都督兼布政使。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杨增新,认为解决新疆危机的关键在于伊犁,于是召开塔城会议,通过谈判与伊犁军政府达成统一,又收编了铁木耳的武装,平定了南疆。然后,他派军队增援科布多,并与俄领事谈判,实现了新(疆)、(外)蒙停战。

    根据包尔汉早年写的回忆录《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中说,农民起义的首领铁木耳先是被收编,尔后被杀害了。

    阿勒泰在清末为特别区域,直属北京,朝廷派设办事大臣。王树楠在碑文中说:杨增新认为,阿勒泰是新疆的北部屏障,如果失守,将成为新疆的“肘腋大患”。于是他派兵援守阿勒泰 ,设立阿山道,派任道尹,将阿勒泰 地区置于新疆的管辖范围内。科布多最后归了外蒙。保住阿勒泰地区、使之没有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是杨增新的一大功绩。

    新疆土地广漠,旧的道、府、厅、州、县行政区划不利于掌控。而且都督权力有限,“南不过吐鲁番,西不过精河”。自从杨增新分设阿勒泰和喀什两道,“增设焉耆、和田两道尹,复创设墨玉、且末等十一县、柯坪七角井等七县佐”,各级政权如“棋布星罗,声势相联络,有身使臂指之效焉”,——杨增新控制了整个新疆。

    新疆政局稳定之后,杨增新见“库储如洗”,军饷久绝,决定发行纸币,改革赋税,并清理财政,惩治贪官,下令开渠垦荒。几年后,“天山南北辟地至百数十万亩,增税十数万石。军粮民食,赖以不匮”。

他还“分遣学生游历中外,学织毛、织布、制革、制煤油、造糖、酿葡萄酒之法”,引进甜菜种子和优良粮种发展农业,购置机器,发展工业。考虑到财政的最大负担是军队,于是“不动声色,裁新军近百营”,但却没有引起哗变。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难民涌入新疆境内“近五六十万人”;沙俄旧部军队“窜入我境者,恃强要挟,多不法”。杨增新“命卸武装、缴军械”,将他们安置在奇台,给予衣食,并调后警戒防其生变。杨增新软硬兼施,使这些俄国人就范。1920年夏,沙俄残部阿年阔夫和巴奇赤“拥众万余”,窜入阿勒泰地区作乱,道尹无力制止愤而自杀。杨增新调集部队四路围击,“巴军溃败,阿山平”。

    苏联新政权建立之后,主动派人来洽谈恢复通商的事。杨增新提出:通商可以,但要废除早年的不平等条约,苏联商人必须照章纳税。苏联方面同意了。1920年7月,新疆方面设立伊犁税关,向苏联商人征收进出口税。不久,塔山也设立了税关。此后,新疆又通过谈判和苏联建立了相互平等的领事关系。新疆是全国第一个没有外国领事裁判特权的省。

    杨增新在统治新疆时杀过不少人。对此,王树楠在碑文中没有完全隐讳:“李辅黄、冯特民不守约章,潜图不轨”,“磔于市”——这两个人其实是革命党。碑文中还提到一个叫马福兴的军官,是杨增新的云南老乡,因为有功被委以喀什提督。但是这个马福兴“荒骄贪暴”,残害无辜,并且密谋叛乱。杨增新逮捕了马福兴父子,“戮于市”,“人心快之”。

    据包尔汉回忆,杨增新杀人也是心狠手辣的。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一些云南籍军政要人暗中活动,企图让新疆宣布独立公开反袁。杨增新则表示:不要把新疆卷入内地的“政争”之中,中央首脑是谁,国体是什么形式,都同玉门关外没有关系;新疆的首要任务,是保持省内的稳定。

于是这些人私下议论说,不推翻杨增新,反袁便没有可能。这些议论被杨增新的密探听到了,报告给了杨增新。杨增新便分别处死了这些人。其中有两个是在酒席宴上当着客人,突然命马弁用刀砍死的。客人吓得钻到了桌子底下。

    1928年7月7日,杨增新被他的下属樊耀南所杀。新疆从此陷入战乱之中。

    杨增新统治新疆十七年,事必躬亲,与各厅长属吏“谊若师弟,故人皆爱之”。他曾向政府提出退休请求,“官民上下闻之,如失慈母”——这些可能是“谀墓”之词,不能全信。不过有材料说,他的灵柩离开乌鲁木齐时,“五万余市民夹道挥泪静送”,这也可能是真的。

    杨增新的灵柩取道苏联西伯利亚经满洲里运抵北京,安葬在京郊南沙河畔。他的坟墓前临南沙河,面朝大西北,向着遥远的新疆。

    神道碑原立在旧安济桥头、现在主河道的北岸,东距坟墓有三四百米。坟墓外围汉白玉石,呈圆柱形,高出地表两米有余,河水多时,坟墓立在水中。“文革”中,一些“破四旧”的人企图铲平杨墓,拆掉周围的汉白玉石,露出一个水泥筑就的大疙瘩,无法再破,只好罢手。

如今那个大水泥疙瘩已经不存。石碑现所在的位置,是修建八达岭高速路和南沙河新桥时移过来的。碑座周围的栏杆,是昌平文物部门给做的。

    杨增新平生奉行十不,即:“不求温饱、不修边幅、不喜阿谀、不爱游艺、不信谗言、不蓄姬妄、不受行贿、不积珍宝、用人不分地域,为学不耻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