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惠画家 郭松龄武装反奉:受张家恩 为什么造张家反

1925年11月23日,在郭军反奉的紧要关头,张作霖密见日方代表签下密约。

    “郭松龄反奉”在近代东北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是清朝灭亡辛亥革命以来,东北波及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次战乱。这次战乱几乎推翻了张作霖的统治,社会各界普遍受到震动。

事件平息后,说法颇多,其中有两种声音最有代表性。当年沈阳《盛京时报》有署名铁生的一段话:“郭公为改造东三省之伟人,为民请命,奋不顾身,今不幸罹于死难,凡我同胞,同深悼惜。今敬撰挽联一副,以哭当歌。上联云:“死者不复生,唯有前仆后继,偿我公未了志愿”;下联是:“忍者夫已逝,行将众叛亲离,尽他日依样葫芦”。

这种声音代表了民众反对军阀统治的普遍心声,是对郭松龄反奉行为的肯定和无限惋惜。另外还有一种声音,似乎更多地代表了彼时普通民众对郭松龄为人的认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署名“农民”登在《盛京时报》的一副对联:“论权、论势、论名、论利,老张家哪点负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尔夫妻占得完全。

”     如果站在张家父子的角度来说,郭松龄发动反奉战争似有不妥,但如果站在民众厌恶军阀统治或者顺应历史潮流的角度来说,郭松龄反奉就是正义之举。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事件,到底应该怎样评价它,又应该怎样评价郭松龄这个人?     没有张学良就没有郭松龄     郭松龄崛起于1919年2月,这一年,张作霖重开东三省讲武堂,郭松龄被调入东三省讲武堂任战术教官。

在这里,他结识了张学良,命运从此改变。时年郭松龄36岁,张学良19岁,二人一见如故,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加上兄弟感情。张学良曾这样评述他与郭松龄关系的开始:“学良有动于衷,又奇公学识,有罗为己用之意”。

从此,郭松龄扶摇直上,事业开始步入快车道。     张学良毕业后,出任张作霖卫队旅旅长,他向张作霖力荐郭松龄出任自己的副手。

此后,只要张学良升官,郭松龄也跟着升。从担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起,郭松龄先后担任调停直皖战争先锋司令、陆军第八混成旅旅长、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东路军第二梯队副司令、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主力之一第三军副军长、奉军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几年之间就当上了奉军主力的统帅。

在张作霖眼中,郭松龄已等同于儿子张学良,提拔他,就是扶持张学良。     对此,郭松龄心知肚明。

1925年11月28日,也就是反奉战争爆发后的第七天,郭松龄在河北滦州《晨报》上发表了《致张学良信》,信中关于这点说得很明白:“汉卿军长均鉴:松龄自受知遇,以至今日,一身所有,皆公所赐。

故夙夜策励,欲有所建立,以报大德,况老而无嗣,独夫终身,功名事业,悉无所用。凡所希之功名,皆为公而求……”     没有郭松龄也没有张学良     这句话准确地表述,应该是郭松龄一手托起了张学良,张学良早期的所有功绩都是在郭松龄的襄助下完成的。

    郭松龄担任卫队旅参谋长后,专心致力于训练、整顿军纪,不到一年的时间,卫队旅中的绿林积习一改殆尽,整个军队面貌焕然一新。

不久,张学良率领部队到吉黑剿匪,郭松龄以卓越的军事才干,指挥军队剿匪大获成功。

张学良初试便一鸣惊人,在奉军中得到“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美誉。      1921年5月,郭松龄被破格提拔为扩编后的陆军混成第八旅旅长,与张学良任旅长的第三旅合署办公。

张学良完全将军队的指挥权和人事权交给郭松龄。在郭的主导下,三、八旅开始创办军需独立制度、提拔军事院校毕业的学员出任官佐,战斗力大为加强,远远地将仍有绿林习气的其他各旅甩在后面。一段时间里,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军队成为奉军的模范军队。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由张学良任司令、郭松龄任副司令的奉军东路军第二梯队在奉军整体溃败中,撤退有序,在临榆、抚宁一线顽强地抵抗了几倍于己的追兵,阻止了直军突破山海关防线直取奉天的进攻,使得奉军的主力得以安全撤回奉天。

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将奉军编为三个军,张学良和郭松龄为第三军正副军长,是奉军的主力。

在山海关、九门口的主战场上,郭松龄在关键的石门寨、黑山窑战斗中,率领部队,身先士卒,英勇善战,一举突破直军防线,为奉军立下了赫赫战功,舆论和奉系集团内部也开始对张学良有了更多的期许。      1924年之前,张学良和郭松龄是一体的,张学良的事业就是郭松龄的事业,郭松龄的成就就是张学良的成就。

张学良并不讳言自己的早期军事生涯,郭有着巨大的功劳。     在长达七年的合作中,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共事与合作始终为奉系集团内部众多人士羡慕不已,也为外人津津乐道。

据张学良1926年12月31日自责通电中说:“爰识郭某(指郭松龄)于寒微,遂竟倾心相属七年,赞翊擎画多方,昕夕无间,情同手足,方期危舟同济,共渡狂澜……”时人评价说:“张对郭推心置腹,而郭对张也鞠躬尽瘁。

一般人都认为郭是张学良的灵魂”。张学良自己就曾经公开地说:“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

张氏父子纵容郭松龄     张作霖一心一意希望张学良继承他的衣钵,成为一名统领千军万马的统帅,所以,对尽心尽力辅佐张学良的郭松龄就分外看重,使得郭松龄在不到七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小小的军校教官而成为奉系集团的核心人物。

当时,张作霖身边有三个最为倚重之人,其中,“经世治国”的人物是王永江,智囊人物是杨宇霆,而军事指挥人物就是郭松龄。     张氏父子的充分信任和格外看重,使得郭松龄开始信心膨胀。

在张学良的部队中,张学良是主官,但说了算的却是郭松龄。这固然与张学良的充分信任、充分放手有关,但也与郭松龄抓权有关。在军中,郭松龄对属下军官的任免有着绝对的权力,当时奉军中流传,只要求到郭的一个纸条就可以升官。

    郭松龄相貌冷峻,不苟言笑,他身材魁梧、高大,蓄有八字胡子。无论寒暑,总是一身军服在身,举止做派刻意追求整肃、严谨,是个格外注重军容的军人。

这在多出身绿林的奉系人物中显得出类拔萃,却也有些格格不入。     随着职位的升迁,郭松龄性格中的弱点越加明显,他孤傲、盛气凌人、刚愎自用、意气用事,并且心胸狭窄,揽权的企图越来越明显,但这一切,张氏父子都看到了,也听到了,却予以宽容和谅解。

奉系集团内部本身隐藏着重重矛盾,有“士官派”和“陆大派”、“老派”和“新派”、“文官派”与“武将派”之争。

张作霖对于影响奉系发展的后两个派系之争看的较重,解决得也很好。但对于士官派和陆大派的纷争过问的并不是太多,因此这两个派系的矛盾愈演愈烈。尤其体现在郭松龄和杨宇霆身上,两人几乎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杨宇霆作为“士官派”的领袖始终压制以郭松龄为首的“陆大派”。在这种长期的矛盾中,不仅张作霖没有更多地关注,就是张学良也没有去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加以劝导,反而对郭松龄表现出同情和支持。

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当郭松龄已经表露出反意,张学良也没有引起应有的警觉。 1924年11月12日,郭松龄对张学良说:“上将军(指张作霖)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回,我要推你继任东北首脑,改革三省局面。

”年仅24岁的张学良听了,骤然失色。但却没有批评郭松龄,更没有劝导他,表现出一种可怕的漠然处之。     对此,张学良只是在郭被杀后才有所感悟。

张学良在1928年曾给第三、四方面军团军法处处长朱光沐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弟之放任职权乃弟之大错误,然未曾有一人谏我也……”     郭松龄实际想取张而代之     郭松龄早年是同盟会会员,有着很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在东北讲武堂时期,郭松龄与张学良就曾多次在一起畅谈共创伟业、大展宏图、造福桑梓的梦想,二人互相激励,誓以造福天下为己任。

    郭松龄滦州起兵时,打的是“伐不义,兴正义”的旗号,列举了张作霖多年穷兵黩武、给东北老百姓带来苦难的诸多罪行,明确提出“少帅代替老帅”的主张。

    对此,张氏父子信以为真。郭松龄发出讨奉通电时,张作霖以为张学良和郭一同密谋反对自己,逼自己下台,大骂张学良学唐太宗李世民,逼老子下台。

眼看着郭的大军势不可挡地向奉天杀来,张作霖一边准备火烧大帅府,退往日租界,一边给张学良写信,“恭请”张学良回奉主政,让他和郭松龄一起上台表演。张学良得信后,大放悲声,气得欲跳海。

    郭松龄起兵反奉之初,是打着张学良的名义进行的,不仅郭的部队被蒙在鼓里,就连张学良也是被蒙骗。张学良在得知郭发布通电是“清君侧”,惩办杨宇霆,请张学良主持东三省大政之时,想尽各种办法企望能够与郭松龄见上一面,然而郭却决绝的不与张学良见面,甚至不接张学良打给他的电话。

张通过写信仍幻想可以劝说郭松龄幡然悔悟,甚至可以答应郭提出的任何停战条件。     张学良在给郭的信中写到:“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

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乃父。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

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不能解决。至兄一切善后,弟当誓死负责,绝无危险……”在这封信里,张学良明白无误地向郭松龄表明自己不可能背叛自己的父亲张作霖,同时表示,郭松龄起兵动机,“弟所洞亮”。向郭松龄提出只要息兵停战,一切条件都可以商量,并保证事后郭松龄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