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的儿子 杨天石:整理《钱玄同日记》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傻的事
在学术界,杨天石以蒋介石日记研究知名。几十年来,他在这一领域用力最勤。因而,当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由其主编的的三卷整理本《钱玄同日记》时,确实令人颇感意外。“从参加这个工作到最终出版,前后持续了20多年,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傻的一件事情。如果我用这些时间做钱玄同的研究或写别的什么书,估计三四本书都写出来了。”最近,本报记者访问杨天石先生时,他首先这么说。
钱玄同日记始于1905年12月9日,这一天,钱玄同赴日留学,自上海启行。终于1939年1月14日,距离其在北京逝世仅3天。长达35年。全部为手稿。分装97册。原由钱玄同本人编号自存,钱玄同逝世后,由其子钱秉雄保存。
杨天石介绍说,钱秉雄将这批日记,钱玄同与师友的往来书札、藏书等一起租屋珍藏。“文革”期间,鲁迅博物馆挑走了71册日记和部分章太炎、鲁迅的书信,其他则全部被红卫兵抄走。“文革”结束后,鲁博作价几千块钱,给钱秉雄先生作为补偿。抄走部分陆续发还,计24册,另第15册(1916.10.26-1916.12.31)、第46册(1926.2.12-1926.6.22)则不知去向,始终没有找到。
杨天石用“机缘”来描述他当年接手投入钱氏日记的整理工作。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哲学史界一批学者组成《中国哲学》编委会,用以书代刊的形式连续出版系列著作《中国哲学》。方立天、庞朴、楼宇烈都是该刊编委。
该刊主要发表中国哲学史的学术论文,同时还设置“资料与回忆”栏目。这个栏目最早由该刊主编主持,发表近代重要哲学家的回忆录和相关资料,颇得学界好评。后来主编忙,就委托杨天石负责。杨天石了解到钱玄同的日记还没有发表过,就计划将日记放在这个栏目中连载。
最初动员钱秉雄提供日记,钱和长子钱端伟都积极支持,鲁博方面最初遇到点困难。后来周谷城出面协调,问题得以解决。鲁博当时的馆长王士菁和继任的陈漱渝都大力支持,协议由鲁博资料室的工作人员整理,抄家后发还的部分也就顺理成章地交该室工作人员继续整理。
工作流程是,先由鲁博资料室的工作人员整理出初稿,再由杨天石审核、校订,负责解决所有疑难问题,最终定稿。杨天石当时的博士研究生刘贵福协助做了不少工作。刘贵福后来即以《钱玄同思想研究》为题写了博士论文,出版了专著。
整理工作难度极大。第一,钱玄同书写匆忙、潦草,难以辨认。钱玄同记日记,完全为自用,没有考虑过别人阅读的问题。第二,钱玄同的学问太大,牵涉到经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书法学、碑帖学等多个门类。第三,引用的古代文献太多,经史子集无所不引,而且大都随手写来,并不严格按学术规范,注明书名、篇名、卷册、页码,查对这些引文,宛如大海捞针。
第四,文字复杂。日记牵涉到多种文字:如中文、日文、英文、世界语等;中文部分又包括甲骨文、篆书、行书、草书、历史上出现过的简体字、俗体字等多种字体,近代以来设计过程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汉语拼音方案,还有钱玄同本人创造的简写字、合并字以及各种符号。
第五,更重要的是,没有第二个本子可以参考、校对。
大多数日记开始读的时候根本不知所云,自然无法断句,更无法施加标点。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读,反复读,读了多遍以后,对钱玄同的书写规律逐渐熟悉之后,才能慢慢读懂。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字不认得。
杨天石就请钱秉雄帮忙,但是,钱也表示不认得。做研究,写论文,写传记,有些字不认得,可以跳过去,不管它,但是,标点、整理,任何一个不认识的字,甚至一个符号,都无法跳过,必须认真对待,反复揣摩,只有完全读懂了,能正确释读了,才敢断句、标点。有时,一段文字,因为其中有几个字不认得,经年不得其解,突然认识了,全段就豁然贯通了。这时候,杨天石说,“真像发现一个小恒星那样高兴。”
钱玄同的转折和近代文化发展的进程大体一致
读书报:听您这么说,整理工作可谓“艰苦异常”了。出版过程呢?也很困难吗?
杨天石:是的。最初,辽宁一家出版社想出,合同都签了,但出版社拿到稿件之后,发现排版难度太大,于是决定毁约,宁可赔钱也毁约。2001年,北大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都表示愿意出。最后我选择了北大出版社,因为钱玄同当年就是北大教授,《新青年》就是北大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他们编辑的,因此,给北大出版社比较合适。不过,该书从签订合同到出版,还经历了好多年,其原因,就一言难尽了。
读书报:和12年前福建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的12卷本《钱玄同日记》相比,三卷本的整理本有何价值和意义?它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
杨天石:12卷本《钱玄同日记》是鲁博影印的。它和整理本的区别在于:影印本保存原貌,但难读,读起来很吃力,有人戏称为“天书”,整理本则基本按简体字排印,为研究人员的阅读扫除障碍,提供方便,好读、易读。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将两个版本对照着读一读。
读书报:钱玄同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在政治立场和文化寻求上却经历了数度转折,而且这种转折常常是一百八十度的。如,政治上最初崇拜康有为、梁启超,是保皇党,后来迅速转变为共和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又如文化上,从“师古”“复古”“存古”到“五四”时期激烈批判传统文化,推崇“欧化”。您如何评价钱氏的这些转折?这种转折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是否具有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