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的生活习惯
钱玄同喜欢谈天说地,不少回忆文字都用“谈锋甚健”来描述他。所谈内容,是不拘一格的。他的朋友和同行黎锦熙回忆:“除要讨论的问题(关于国语的当然最多,但也有其他的学术问题,如他看书忽有新解,待我辩证,或拟有文字,互相斟酌等等。
)彼此尽量分析辩论然后决定外,同时必杂谈所见所闻,天南地北,无所不说;古今中外,愈引愈长。他熟于戊戌以后迄于当代的秘闻轶事,性情之隐微秘密,言行之滑稽突梯,凡其所知,亘数十年,无不罄述。
”钱玄同的弟子魏建功也回忆说,钱先生把去友人家聊天称为“生根”,“说是到了不走,屁股生了根了。”“‘生根’的习惯,是早在下午四时,晚或六时,先生提了他的皮包、手杖进了各家的客厅(多半就是书房),坐下了以后,海阔天空的谈起。
我所得益于先生的‘知人论事’、‘言道治学’种种方面,全是在这些时间里。”魏建功还开了个一张名单,列出当年与钱玄同经常过往的人物:沈士远、胡适、单不庵、鲁迅、刘半农、周作人、马幼渔、马叔平、黎锦熙等。
所谓“生根”,还有一层意思,即钱玄同好说而不好动,就健康而言,这是一种不良的生活习惯。黎锦熙当年常拉着钱玄同一起去中山公园,黎后来回忆说:“天气暖热时,我总主张他同往中山公园,他谓之‘大雅’,但他一入茶座,便不起身,我则散步,遇友攀谈,久始归座吃饭,他讥我为‘惹草粘花’。
”钱玄同的另一个不良习惯,是在很长一个时间段内,不怎么在家里住,而是住在师大教员宿舍和孔德学校。他的子女回忆说:“在傍晚的时候,他回到家里看一看,呆不久,不吃晚饭又出门去了。
”钱玄同的不少友人在回忆他的文章中,也都提及这一点,但似乎不太在意这种生活方式的负面作用,即他不在家吃饭,也不在学校包伙,而是或者吃饭馆,或者去友人家蹭饭。
钱玄同是语言学家,他把约友人下饭馆称为“雅”(动词,原意为上饭馆找‘雅座’吃饭);把上朋友家吃便饭称为“骗”(意为“骗饭吃”);如有人主动请客,他则称为×ד赏饭”。黎锦熙说:“(钱玄同)二十年来,‘食’的生活,每天都如此。
”长年吃饭馆、吃请,反馈到身体上,后果可想而知。钱的子女回忆:“父亲在1929年以后,患高血压症,血管硬化,神经衰弱。”钱玄同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过一个估计,他告诉子女:“我的体质虽不如你们的伯父和祖父,他们都活到七十四五岁,但我想我活到六十多岁是可能的。
”事实上,这个算不上长寿的自我估计还是过于乐观了。抗战爆发一年多后,钱玄同即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年仅52岁。与钱玄同有些相似的是,胡适当年在北大当文学院长,晚上也是天天外出应酬,11点后回寓所,几乎雷打不动。
胡适虽比钱玄同多活了差不多二十岁,但也死于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两人的结局与他们当年的“过度吃喝”,不能说毫无关系。
钱玄同喜欢访友聊天,却不欢迎朋友来访。魏建功与钱玄同相交二十年,也只去过钱家一次。钱夫人长年患病,几经危险,身体很糟糕。一些朋友曾劝他纳妾,这在当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为钱玄同断然拒绝:“《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魏建功回忆说:“他向来不作狭斜游,说如此便对学生不起。
他一辈子没有交过女朋友,说他自己最不喜看电影,难于奉陪,又不惯替人家拿外套。他有时和我‘雅’谈,说他也有些感到‘鹅绒’(这又是他的常语,新文学作品中‘天鹅绒的悲哀’之省略语也),有时报告我:‘今日我又掉了车轮子。
’(古典‘脱辐’二字之白话翻译也,因为他有时回家和太太言语别扭)可是他对于夫妇一‘伦’,始终如一。
”钱玄同的某些行为,与他在《新青年》上大声疾呼的某些言论,看似是相违背的,他自己解释说:“‘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缠,缠了二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
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藉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