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为什么废汉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在废弃文言文,废除汉文(字)的运动中,钱玄同则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今天我们熟知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是陈独秀和胡适,这不存在太多的争议,但新文化运动若缺少了钱玄同,是否能造成那么大的声势,则殊可存疑。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曾发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精辟地指出:“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
”所以,“我们要巩固共和政体,非将这般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这得到了钱玄同的回应,他写信给陈独秀:“先生前此著论,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
”从此,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而且表现得空前激烈,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各个方面展开全面攻击,最激进的是他甚至提出“废除汉文”,他说:“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然而问题是,若真如钱玄同所说,彻底把古典中国的学问打翻在地,那中国该怎么办呢?钱玄同继续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把希望寄托于欧化。他提出废除汉文以后,可以语根精良、发音整齐的世界语代替。1917年,他还在《新青年》上发表《对文学刍议的反应》,激烈反对作文“用典”,他说:“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
”他提出“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
他还主张改革书写格式,提倡用标点符号,还采用和西方书写方式相同的左起横写的书写习惯,这一主张率先在《新青年》杂志得到应用。不仅如此,钱玄同还挟他文字音韵学的雄厚功力,致力于汉字注音和简化汉字的工作。
1920年2月1日,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受到时人的热烈吹捧。1922年,他又问“国语统一筹备会”提交了一份《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等文化界,教育界名人的联署和支持,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关简化字的第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案。
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采用钱玄同主编的《简体字谱》草稿之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简化字324个,这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化字表。但是,这套方案却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强烈反对,不得不于1936年草草收回。抗战爆发后,汉字简化运动也不了了之――抗战救了汉字一命!此外,汉字拼音的出现对解决汉字危机也功不可没,因为用固定的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有利于人们识记汉字。
就总体而言,汉字简化和汉字注音两大方案,既不废止汉字,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汉字的识读书写和国语发音的统一,是一个比较中庸平和的汉字改革方案。新中国的文字改革运动持续近30年,实际上继承的就是这一传统。
汉字是世界上最优美、最独特的文字,也是世界上稳定性和延续性最强的文字,它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是中国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然而,在五四时期,“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字不灭,天理不容”等口号甚嚣尘上,汉字遭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和挑战。
我们今天反思“废除汉字”这个口号时,确实感受到问题之严重。显然,如果这些口号得以实施,那将是从根本上毁灭中国的文化。而事实上,因为抛弃了文言文、繁体字和传统经典,目前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和传承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呈断裂状态。
但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甚至是百余年来的汉字简化运动以及汉字繁简之争,人们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能衷于一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