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文革出轨细节:在前夫大姐家中通奸 曾下跪认错(2)

1967年中期,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

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但转而又想到:***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人受牵连。

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萦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

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当时已愤怒得不顾一切了,不顾我尚在受监督,也不顾我擅自离校会遭红卫兵一顿毒打,我真会跑到外语学院找张某人理论。

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妈(指她生母)了。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10年,女儿也6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来往频繁。当时在外语学院,章张之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就在我最痛苦、软弱时,出现了一个既同情我、又仰慕我的人。一天正在劳动时,高音喇叭传来揪出某某现行反革命、打倒某某现行反革命的口号。不久牛棚里又多了几名难友和我们一起劳动,任务是到稻田去除稗子。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

她因为视力不好,分不清稻田里的禾苗和稗子,常把禾苗当稗子拔掉了。因此常遭红卫兵训斥,说她故意破坏。她在劳动时总是胆战心惊地跟在我后面,要求我教她如何识别禾苗和稗子。

一次劳动小歇时,她向我透露她有一个女儿。她伤心地说:将来孩子长大了,要是知道有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妈妈怎么办?还不如现在死了算了。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很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奈,对她深表同情。

不久工宣队进校,在派系斗争中被揪出来的难友先释放了,女教师先离开了牛棚。但她仍不时关心我的处境,想方设法避开监视,冒险给我递小纸条,以此传递外界的消息来宽慰我。直到1969年2月我才获准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时这位女教师不顾监视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互相倾诉各自的苦难。两人有时谈到深夜,愈谈愈感到患难见真情,愈谈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不久事情传到章的耳中,她气冲冲地责问我,说我丢了她的脸,跟我吵架。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现在我和你一样也有了外遇。不过你做在先,我做在后;你做的是暗的,我做的是明的。咱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

我是1969年10月去江西的,直至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以后,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结束,全体教职员工撤回北大,我才回到学校。

而那时章含之已是通天人物。1971年章含之随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待她返京后,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也有几位燕大老同学在外交部工作,所以章与乔部长的事很快传到我耳中。我听后一点不吃惊,心想:这回准是她又爱上乔冠华了,以我的亲身经历,不难想象她是如何取悦乔部长的。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不过,当时她从未提起是毛***叫她离婚之类的话。近年她口口声声说是毛***叫她离婚的,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分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