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纪录片 陈晓卿:2012年作者纪录片印象
55岁的查晓原是北京邮电大学“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毕业生,1982年分配到宁夏电信局。如果按照社会给他规划好的路线,他现在应该是移动或者联通某个分公司的老总。然而,一段支教经历改变了查晓原的人生轨迹。
2004年8月,查晓原到西海固地区海原县做了一年义务教师。“在这儿,我见到了真正的西北,真正的中国乡村。”他开始尝试着用DV摄像机记录下自己生活的这个村庄。
老查有几个电视台的朋友,在技术上能得到一些指导,他决定自己拍一部纪录片,“以前我看到电视里播过一些关于乡村的纪录片,我觉得自己拍得能比他们好”。此前查晓原曾经下海经商,有些积蓄,经济上的压力不是特别明显。
海原县九道村6岁男孩虎虎成了查晓原的主人公。虎虎出生后不久,就被父亲遗弃,母亲是一个有智力障碍的农民,平时只有姥姥、姥爷照顾他。虎虎2012年上了学前班,影片开始的背景声音是他背诵的课文,“小河流水清又清……”画面是荒凉的黄土高原,虎虎正和母亲一起挖草药。这里贫瘠得仿佛被世界遗忘了一样,影片用直接电影的方法,平静地记录着这个西海固人家的起居。
贫困并不是影片表现的重点,虎虎身上的积极和达观是真正吸引人的部分。这个6岁的孩子已经开始承担家族中男人的责任:放羊、喂牛、挖甘草发菜、收土豆、拾柴火……物质匮乏丝毫没有改变他乐观的天性,院子门口有几块砖,他就能和小伙伴们一起把它铺成宫殿,躺在上面,像个帝王;春天果树花开了,虎虎找来一段绳子,爬上树去造一个秋千,喊小伙伴们过来享受。
他对世界充满好奇,可以把自家的鸡蛋放到树梢鸟窝里,也可以不知深浅地把土蜂窝招惹一下,尽管后果是被蜂子蜇得眼睛都睁不开了……甚至他生病时,作为家中“最有学问的人”,会向家里人不容置疑地交待:“先给我找一片安乃近,要是等一下还不行的话,你们再给我来两片四环素。”
多年前,侯德健为了比照台湾和大陆的人文生长模式,打过一个比方:在温室里,撒下一万颗种子,会成活九千九百颗,而在原野上,撒下一万颗种子,也许只有一百颗发芽,然而事情的不可思议之处正在于此——温室里的树苗最高只能长到温室的顶部,而原野上的新芽一旦成长,就会参天。这个比方完全可以移植过来比喻东部发达城市和西部乡村。
2012年的“凤凰视频纪录片大奖”把最高荣誉授予《虎虎》。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真实吗
颁奖现场,查晓原显然对结果有些意外,这是他第一次得到纪录片最高奖项的鼓励。老查自称只是一个纪录片爱好者,他甚至不知道制片人在摄制组里的作用。在国外,像老查这样用心记录社会,以一个人为中心完成作品的纪录片工作者有个统一的称呼,叫“独立导演”或“独立制片人”。
十多年来,国内的独立制片人屡次在国际电影节展上有所斩获。这样一批纪录片,对解剖社会、记录时代不可或缺。这也是我在主流媒体工作时,一直关注独立制片人作品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独立制片人一直是纪录片产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灵感来源,即便是好莱坞这样已经十分发达的电影工业系统,对于独立制片人也从来不吝惜热情的拥抱。
因为他们的存在,可以从观察角度、制作手段以及表现手法等方面,不断给予成熟的产业以新鲜的刺激。
近几年来,国内的独立制片人更加关注人,注意传播效果,同时在影片中传递出温暖、积极、向上的信息。
同志导演范坡坡成名已久,2012年他完成了作品《彩虹伴我心》。影片拍摄了中国大江南北的六位妈妈,她们用亲身经历讲述了与同性恋孩子相处的故事。
同性恋在中国已经不是特别敏感,然而公共传播平台一直对此讳莫如深。此前一些表现这类主题的纪录片作品,主人公大都是两类人:一类是无助、痛苦、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一类是先锋时尚、充满反叛和不妥协的斗士。
《彩虹伴我心》则展现了一个个完全生活在正常家庭的同性恋伴侣。他们勤奋好学、善良质朴、对父母孝顺有加……完全是“正常社会”的一分子,让人对他们的生活状态、行为状态多了很多理解。
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纪录片此时恰恰应该是沟通的使者。
独立制片人为时代留存影像历史的价值,是主流媒体难以企及的。诗人沈洁2012年完成了作品《二》。在西南的群山中,导演的镜头逼视生活,那是一个在乡镇上整日东游西荡,无所事事的十四岁少年——周海二。
影片开头是一个长达两分四十五秒的镜头:海二跪在家门前,背景是昏暗灯光下喂养妹妹的母亲。父亲不停地入画出画,用巴掌、脚和棍棒教训着主人公。海二时而啜泣,但更多是蔑视般的沉默……真实到有些惊悚的画面,很容易让人想起摄影师卡帕那句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沈洁寸步不离地观察着海二的一切,飙摩托、泡发廊、帮小弟打架……貌似杂乱无章的生活里,你能感受到一个乡间少年的野蛮生长,以及他周遭日渐凋敝乡村社会的一个侧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际媒体把眼光聚焦到了国内独立制片人身上,他们希望了解正在经历快速发展的中国,也希望看到为了发展付出的代价。
在纪录片的创作理念上,所谓的真实究竟是否存在一直是学界热衷探讨的,但始终得不到结论。其实举个例子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在国内制作的历史纪录片中,每每提及1970年代,使用那个时代的资料画面,几乎每位编导都会不由自主选择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这部在当时被我们认为“极不真实”的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