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一坚身价 金花集团:吴一坚现身说企业的成长历程(一)
吴一坚:其实,做生意也好,搞企业经营也好,起步这个阶段都是循序渐进积累完成的。企业从无到有,财富由少到多,不可能一下就有一桶金。
我现在想不起来当初自己怎样完整地赚到了第一笔钱。1983年我从部队退伍,开始做生意是1984年,1985年才正式知道什么是经营,屈指算来,已有18年了。
刚开始在广东、上海、海南一带搞家电、服装的经营,是个体户,那时只有一个很朴素的观点:做点生意赚点钱,过点好日子。
记者:然后呢?
吴一坚:1986年、1987年在海南,那时家电市场非常火爆。有了前几年的积累,经营开始有了规模。
记者:从小到大应该有几个阶段吧?
吴一坚:这个,现在记不清楚了。把一个小企业做大,这中间的反反复复、起起落落的经历实在是太多了。确切地说,它是一个轨迹,带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如果你要我做一个划分的话,应该是从财富的尺度来讲——
第一个阶段,是从1987年到1991年。在这之前,经营有很大的流动性和差异性,因为是看到市场上缺什么,就到市场去调或采购这个东西。1987年以后,我主要是经营家用电器的生产、制造,这个阶段把经营相对地固定在某一个行业,而且做到一定规模。这个阶段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完成了初级阶段游击性经营的过程。
第二阶段,是从1991年到1997年,开始懂得并尝试资本运作了,企业走向成熟。管理层从一个人、几个人,发展到企业有了一个相对健全的班子。
第三阶段,是从1997年以后到现在,完全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企业在这个时候有了巨大的飞跃:产业结构也从以前的劳动密集型向高科技产业发展,从相对简单的产业向科技含量较高的方向走,企业的规模、人数、产值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飞跃。
与此同时,企业走向诚信、规范经营,金花股份作为一家公众公司进入了资本市场。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企业不仅走向了正规化,而且按照行业标准进行审核,企业文化的充实完善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成就一个大企业,必须要凝聚很多有能力的人,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记者:您觉得您的每个阶段彼此有哪些不同?
吴一坚:这得看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如:1984年到1991年这个阶段,对市场没有什么认识,还没有想去做一个企业、企业家,那时相对的简单化、现实化。我不管什么情况,能做做一点,我也不管是哪个行业,有机会就去做一点。
那时,我非常现实,创业条件也非常简陋。应该说,第一个阶段给人的感觉是既非常盲目、又充满活力。虽然艰辛,但利润空间很大,也非常灵活。
到了第二个阶段,不同之处在于人相对地成熟了。一是缘于对市场的认识。同时接触到很多有知识、有财富、有经营阅历的一些老板以及政府官员,对社会的责任意识萌发了,知道了人生的意义,有了成就一番事业的决心。
当然,在第二个阶段,我学会了思考,于是也感到了思考的压力,要做什么事,怎样才能做成,社会需要什么,要做多长时间等等。
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成就一个人,是要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容才能做到的,还要有一个社会群体和社会环境的支持。
我也发现自身存在的缺陷和缺点,主要表现在对事物本身欠缺分析能力。那时,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一个成功的人,成功的事业,他的背后需要多么大的支持。我对这种支持力量的认识是相对模糊的,有时决策还很冲动。另外是在解决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带有简单和不全面性。
第三个阶段,就跟目前一样,我认识到社会的发展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共同推动的事业;另一方面,成就一个大企业,必须要凝聚很多有能力的人,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而良好的政治制度是保证是基础,这才知道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不容易。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十五大”以后,能够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么多人都要富强起来是很不容易的。
于是做事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使命感,觉得很多财富应贡献给社会,而不是个人,我们创造的财富应该回馈到社会中去。
我现在的财富不是个人的,一旦脱离了“为人民”这个准则,那么财富的价值就没有了。所以,从我们来讲,要想报效国家,惟一的途径就是把企业办好,办一个能赚钱和能解决更多就业的大企业,才可能给股东和社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一个篱笆三个桩
记者:比较明显的标志或代表是什么?
吴一坚:从我本人来讲,这个不同点体现在:人的法制观念、社会责任,以及对整个事业的使命感,逐步加强。
记者:在每个阶段都遇到哪些困难和压力?
吴一坚:没有太具体的压力。在第一个阶段,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有什么压力。说句难听话,那个时候经商,那么大的世界还能没有我们生存的地方?
在第二个阶段,说句心里话,企业做到这么大,我觉得自己在专业上、知识上、社会阅历上特别的匮乏,因此有一种非常想把自己包得很紧的感觉。要做那么多事,带那么多人,从内心感觉自己总是那么小,那么年轻,怕被别人看不起,怕因为决策失误,带来损失以后脸面无光。或者说,自己遇到困难时,不知道找谁,不知道怎么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觉得非常尴尬、被动,这就需要很大的勇气。
到了第三个阶段,我觉得非常轻松。这是因为:一是经营规范了;二呢,认识到“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自己是“桩”,也是“篱笆”,失之淡然,得之亦淡然,没有负担。
这种失落,使我经常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和周围伙伴发生不一致了,或者是自己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你的伙伴、合作者不再和你同舟共济了?
记者:您有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失败?
吴一坚:哎呀,这个太多了。倒不是因为失败而刻骨铭心。我觉得,在整个经营和决策过程中,有时候对我刺激最强烈的倒不是失败,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比如:与合作者共同的合作中,因为价值取向不一致,或认识不一样而分手。这种时候,对我的刺激很深,非常强烈。
记者:大概有几次?
吴一坚:有好几次。不过,经过几次以后,我们更注意机制的调整。现在,我既不管财务,也不管人事,反倒使企业运行非常健康。
记者:当时您的心理和感情状态是怎样的?
吴一坚:心理上有很大的失落感。这种失落,使我经常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和周围伙伴发生不一致了,或者是自己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你的伙伴、合作者不再和你同舟共济了?
记者:那一阶段,您是怎样挺过来的?
吴一坚:靠调整。首先,认识一下我自己做的事对不对;二呢再检查他人,在这些问题上和处理的过程上做得对不对?如果都对,那么这是一种现象,可能原因不在我这。如果有不对的地方,那么要么调整人,或者调整事。
记者:挺过来后,感触有如何?
吴一坚:更健康了,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我们不仅仅能紧密合作,而且是近距离合作。到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在一起工作,或没有在一起,但大家都能有效地工作,视野更广阔了。
很多人说金花企业集团是所学校,培养了许多人才
记者:您重新再经历一次,以您现在的经验又会怎么做?
吴一坚:现在有很多猎头公司、很多企业看中我们企业的人,希望从我这儿挖一些人去。有许多伙伴们或者高级经理有时说:是不是待遇有问题?你看,我们的员工都被人挖去作经理了!
我说,很简单,可以这样想:比如我们的财务人员,如果都被银行挖去作行长了,银行对我们不是更了解了?或者到其他企业去当干部、当领导、当管理者了,那么,我们之间的合作领域就会更广泛。他,可能在我们企业是一个部门经理,职权有限,但他到另一个企业,作为一个高级管理人员,职责更广阔,有这样的合作岂不是更密切、更深层次?而且合作的成功机会更多。
现在离开我们金花企业集团的部门经理、员工,我们初步算了一下,在西安当老总的有6个、部门经理的有十多个、高级经理人员也三、四十个。很多人说金花企业集团是所学校,培养了许多人才。其实,许多离开金花的人更想念金花,而且更为金花着想。这些人把金花的优良品质带走,而且传播下去,其在金花受到的锻炼、经验,在另一个企业得到更多发挥,传播给更有效的群体,这无形中给金花带来了很大的无形资产。
可以说,这些人也是金花的财富,因为虽然他已经不在金花企业内部,却为企业做了很多工作。因此,在节假日和离开金花员工的生日,人事部门、办公室都会寄去问候。这些离开金花的员工,他们在商业机会上也首选金花作为合作伙伴。我经常听到有人自豪地说:“我是从金花出来的!”
现在在金花的省、市劳动模范、岗位能手、青年企业家有近百人,而且每年都有一批被评选出来。对此,我觉得心情很愉快。造就优秀人才,这也是我们金花值得骄傲的一笔财富。
有了事情去找钱,而不是拿着钱去找事情
记者:每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应该有些很传奇、很机缘巧合的故事?
吴一坚:的确有很多。有人认为是传奇,而我认为并没有什么神秘。
人生的机会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在这样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下,机会很多,但对机会的把握和认识是很重要的。很多条件的有机结合,就是一种机会。机会没有明显的标志,能够把握很多机会,并使其产生作用、产生效益,这就是机会的价值。我可能比较注意这方面。因此,往往不太可能的事情,我却做成了;往往在不利的条件下创造出了有利的因素。别人看上去很神秘,其实很自然。
记者:比如说?
吴一坚:比如说,我过去搞电视机厂,想建厂,首先就得买地。其实,不一定,我可以去找有土地的合作。当时是,对方出土地,我们建厂,确定双方的合作关系,约定20年后连厂带设备归对方,20年以内利润分成,我们多一些,对方少一些。
有了这种条件和基础,我就开始想第二个问题:建厂也需要有钱,建什么厂要找好市场。比如:建电视机厂,八十年代电视机卖得特别火爆,搞这样的产品,市场一定有很多人想买。确定了这样一个思路后,我去找经销商告诉他:我们打算在多长时间内推出这样一个产品,如果认可这种合作,请提前付给我预付款,给你一个优惠价格,使你有利润空间。因此,经销商非常喜欢。这样就有了预付款。此外,还要有过硬的技术。
有了土地、有了钱,又有了这样的人才,电视机厂建成后,产品如期交付给经销商,这项工作就完成了。
在想法变成现实的过程中,许多是求人的事情,却一定要变成是被人求的事情,这样成本就很低。
第二,我想讲的是:有了事情去找钱,而不是拿着钱去找事情,经营方式上要有正确的思路。
对我们来讲,很典型的就是世纪金花购物中心。世纪金花开业那一年(1998年),被人们议论为中国商界的“倒闭年”,当时市场很疲弱。我们则分析,这是一种市场急需要转型的情况。很简单,一个东西卖不出去,你越是打折卖、促销卖,东西越不值钱,别人越不想买。为什么你不想什么好卖卖是什么呢?我们入市也是如此。
及时入市,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效益,更给整个区域经济带来一次强大的冲击,世纪金花带给西安百货业的贡献不亚于一场城市商业革命。
一个管理者,不仅要有优秀的专业能力,还要有博大的胸怀,要有高远的政治见解和社会责任感,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
记者:在您事业的发展中,您认为您成功的个人核心素质是什么?
吴一坚:在某些人看来,我可能是成功的,但我自己并没有这样认为。因为,现在竞争平台不一样了,特别是入世以后,地球更小了,我自己更觉得尚未成功。成功只能是相对地讲。
一个管理者,不仅要有优秀的专业能力,还要有博大的胸怀,要有高远的政治见解和社会责任感,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
记者:那您认为:您成功的个人核心素质是领导才能、冒险与胆识、预见性的眼光、思考、执著,还是什么其他的因素?为什么您觉得这些是成功的核心素质?
吴一坚:思考更重要,把计划变成策划,把策划变成方案,直到部门分配,然后通过有效的布置、检查,但对于突击性的工作就要执著。这关键是看哪个方面,不是一成不变的。
记者:米卢讲“态度决定一切”,您怎么看?
吴一坚: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不够彻底,态度可能是一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的基础,而不是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对任何事情,态度决定“干与不干”、为什么干这件事、你想干什么,你正干什么事情。但人家不想干,你的态度就没有用了。
记者:您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富有,您觉得快乐吗?
吴一坚:你这个问题很片面。富有不一定和快乐划等号,富有不一定快乐。我现在的快乐不一定因为富有,可能我快乐但不是因为我富有。我认为两者没有必然的关系。
做事情如果没有理智,肯定出不了彩
记者:您觉得您是否做过很冒险的事情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那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您是如何处理的?结果如何?
吴一坚:这个很难界定,关键看哪个方面。我需要理智,当时不处理可能是最好的处理。许多东西需要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