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婚恋观念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庐隐婚恋观的形成及意义

摘 要:“回到女性文学作品本身和回到女作家本人”,这是刘思谦先生在《“娜拉”言说》引言中提出的号召。目前国内学界对庐隐的研究与论述主要关注点在其作品,缺乏对庐隐本人生平经历的关注与论述,割裂了作家与作品之间的联系。

本文把庐隐生平经历作为主要出发点,将其生平婚恋经历作为中心视角和主体对象,对其短暂生命中的几段婚恋经历进行详细解读,力图再现女性最真实的经验与声音,并结合西方女性主义经典理论,肯定庐隐女性意识特别是女性婚恋意识的形成过程及其对于中国妇女思想解放的意义。

关键词:庐隐 女权主义 婚姻经历 婚恋观 意义 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伴随西方各种妇女解放思想的蜂拥而入,中国妇女身上的镣铐枷锁似乎一夜之间被挣脱。

庐隐是“五四”时期享誉文坛、个性鲜明的女作家,茅盾曾称她是“五四”的产儿,“觉醒了的一个女性”。任何一位女作家,她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才是作家。在婚恋方面,庐隐大胆热烈、勇敢坚强,成为追求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先行者,其自身经历与文学创作,都完全符合肖瓦尔特“女人气”、“女权”、“女性”三个渐高式的阶段[1]。

庐隐坎坷的婚恋经历,使她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婚恋观,她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思考进行写作,向我们展示了男权社会下女性挣扎的无力与婚恋自由的虚妄,对中国妇女解放具有很大意义。

第一,争取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反抗专制父权文化 女性受到男权中心主义的压迫与束缚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早就揭示出来的一个本质主义命题。

正如朱丽亚・克里斯蒂娃所说,父系社会的建立源于一场性别之战,战争的结果是作为胜者的男性成功实现了对战败一方女性的控制、奴役与压抑。长久以来,女性作为一个低等性别被拦截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之外,使女性对男性逐渐由人身依附到精神依附,导致女性自我意识的泯灭,男性操持着整个社会秩序,他们是“话语权的拥有者,是秩序的规范者”[2]。

作为统治者的男性通过意识形态的建构来获得对女性支配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而家庭则是贯彻这种意识形态的最基本统治单位。

中国是具备庞大而严密父系政治文化体系的父权制度的社会,女性从一出生就被强制按照男性意志去承担使命,传统文化堡垒中崇高而神圣的“孝女贤妻良母”是女性最圆满的归宿。

这种传统女性角色文化模式在五四时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新女性争取到的第一个权利就是摆脱旧式包办婚姻,自由恋爱自主婚姻。 庐隐的第一段为人所知的爱恋是发生在十七岁的时候,对象是自己姨母的年轻亲戚林鸿俊。

林比庐隐大几岁,曾留学日本,后来父母双亡无法继续求学,只好投奔庐隐的姨母并结识了庐隐。二人情投意合,但黄夫人不满林家境贫寒,要求庐隐接受家中安排的婚姻。

母亲与兄长的专制蛮横与势利引起了庐隐的极大反感,“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意接受”[3],庐隐大声喊出了自己的自由宣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神圣与不可抗拒性在这里开始崩裂。主体的觉醒使无数新女性由温顺的“天使”变成了决绝的“妖女”,为挣脱黑暗束缚发出了第一声呐喊。

出人意料的是,婚后的林鸿俊思想迂腐,不满庐隐进行各项社会活动,其所向往的家庭生活正是庐隐所鄙夷并坚决排斥的。庐隐决心解除婚约。

异性恋的罗曼史一直都在向妇女渲染着女性的历险、职责和完成,父权制通过各种方式使女性从小养成一种“男性认同”心理,爱情变成男性统治的竞技场,女人在这种异性恋关系中成了男性间的交易品与附属物,自我完全缺失。

似新实旧的婚姻中男权文化观念根深蒂固。庐隐深刻的认识到,对于女性来说,“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4]。庐隐不愿意也不甘心充当房间里的天使,也不愿去默默追寻所谓“女性的奥秘”[5],她不怕被人讽刺为“妖妇”[6],坚决离开,争取了属于自己幸福的自由选择权。

第二,蔑视包办婚姻,挣脱“天使”之枷,暴露家庭黑暗,批判父权罪恶 在男权文化社会中,家庭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强制系统,男性的权威依赖家庭逐步建构起来,家庭也因此成为女性的囚牢,将女性隔离于政治经济文化之外。

作为父系统治的关键性枢纽,家庭既“是女性被派定的归属,同时也是牢笼,将她与世隔绝,蛰居与被动驯服的无自我意识状态”[7]。

个性解放的启蒙运动唤醒了女性的独立意识和新的价值观念,向她们许诺了一个美好的爱情神话和一个乌托邦理想社会,但却没有为新女性提供一个置身现实人世的立锥之地。庐隐在与郭梦良的婚姻中就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

这一段爱情可谓众所周知,对象就是与庐隐有着两年短暂婚姻的郭梦良。郭是北大学生,二人相识于老乡会。郭性格深沉但有思想有见解,这点很博“羡慕英雄”、“服膺思想家”的庐隐喜欢。在同乡会里,二人经常一起交谈讨论,私下还不断的通信,渐渐成为知己并相爱。

可郭梦良老家有个父母包办婚姻的妻子,他们的爱情遂遭到很多人的非议与责难。庐隐后来的小说《海滨故人》反映的就是庐隐与郭梦良相恋时的心情和处境[8]。1923年,庐隐和郭准备结婚,却遭到了双方亲友的极力反对、嘲笑和唾骂。

“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庐隐勇敢地抵住了各方面的压力,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口号。可悲的是,婚后的生活并不像庐隐心中的设想那般美好。

庐隐随郭梦良回到福建家乡,同郭母和其前妻住在一所房子里,家里错综复杂的关系让她焦头烂额,每日还要料理琐碎家务,只感到劳碌烦躁,世人的讽刺与伤害也没有因他们的结合而停止,天生敏感而自尊心强的庐隐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心情一度抑郁。

制度的变革不能代替文化和传统的革新,文化作为一种最具有绵延力量的无形之物总是在氤氲中。恋爱方式改变了,但女人被传统文化造就的身份与角色却没有太多的改变。

于是,女人们被迫面临两个世界,一个是自我,一个是社会。好不容易挣脱了封建父权的统治与束缚,却又迈进了传统男权家庭的幽暗堡垒。亲身的经历让庐隐深刻的体会到,所谓的新式婚姻并没有改变旧式婚姻的实质,只是跨过了一个看似光鲜瑰丽的门槛,并不能从根本上给女性带来自由和保障。

在对女性的压迫中,婚姻实现了父权与夫权的合流与共谋,他们共同以男性身份与女性对立。 第三,构建姐妹之邦,解构异性婚恋观,肯定女性的自我独立与价值 20世纪70年代,西方激进女权主义队伍里流传着一句口号:“女权主义是理论,同性恋是实践。

”[9]莉莲・菲德曼解释说:“‘女同性恋’描述了一种关系,这是一种两个女人之间保持强烈的感情和爱恋的关系。

……共同的爱好使两位妇女花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起,并且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10]。庐隐与石评梅的感情就完全符合莉莲・菲德曼的解释。 这是一段不算恋爱的恋爱,但却对她婚恋观的形成至关重要。

庐隐在师大附中教书期间,与石评梅成了同病相怜的好朋友。“君失娇杨我失柳”,二人互相慰藉,互诉衷曲,一起痛哭一起狂醉,共同分担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没有人了解她,除了她也没有人了解我”[11]。

不久石评梅因病去世,庐隐彻底成了一只伤痕累累的孤雁。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就是庐隐对这段感情的怀念之作。这样真挚的女性情谊在庐隐笔下有诸多显现,如青年女子之间的真挚友情(《海滨故人》中的露沙、云青、玲玉、宗莹),女性同性恋的爱情(《丽石的日记》),还有受男权伤害的女性之间的相互同情(《蓝田的忏悔录》、《时代的牺牲者》)。

“讲真理,但以倾斜的方式来讲”,如此多姐妹情谊的描写不能不说是庐隐对异性婚恋观的一种尝试与挑战。

正如波伏娃指出的,“对于女人来说,同性恋可以是她逃避自己处境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是接受这种处境的一种方式”,是“在特定处境下被选择的一种态度”[12]。姐妹情谊的产生与姐妹之邦的构建,“将男人置于一种无所适从地性焦虑之中,从而完成了一种对男性的阉割形式”[13]。

庐隐避开了与强大男权文化的正面交锋,以“倾斜的方式”来对异性恋婚姻与男权文化进行控诉与反抗。另外,按照拉康的观点,对姐妹情谊的抒写实际上表达的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个人”如何借助“主体间性”来确立自身主体性的过程,人是通过持续不断地认同于某个形象而产生自我,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决定人的主体性。

以此来看,同性恋爱的意义不仅在于消解男权文化霸权,挑战异性婚恋观,更在于“女人希望以此方式,在自己为‘物’之景面下,找到自我之体认;但她将试着在她的‘另一我’中找获自己”[14]。

不管庐隐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的觉醒与成长都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陷入女性身份焦虑,转而崇尚精神恋爱,对男权话语的屈服与消解 在父权文化造就的两性关系中,女性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她不指向任何的所指,又可任男性填充进任何的内容。

妇女解放思想唤起的自我意识,掺杂在新旧两种文化心理中,致使新女性的生活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她们既渴望充分地实现自我,又希望为自己的行为负起传统的道德责任。庐隐与瞿冰森的恋爱中无法摆脱自我束缚的悲哀与痛苦就根植于这种新旧参半的文化心理。

这段姐弟恋鲜为人知,对象是庐隐丈夫郭梦良生前一位朋友的弟弟,名叫瞿冰森。这件事情的始末却被细致入微的描写在她后来的日记体小说《归雁》中,借助女主人公纫菁与男青年剑尘的故事透露出她这一时期的心情。

剑尘英秀挺拔,较纫青小几岁。纫青自觉饱经忧患,想到剑尘母亲对他的殷切希望,决定用理智来约束自己的感情,“当热情如怒火在我心里焚烧的时候,我替自己浇下一桶冷水,我用自己的剑扎伤我自己,喝自己的鲜血!

”[15]她假装冷漠无情地拒绝了剑尘的爱情,剑尘不但不了解她的真实用意,还用刻薄的话语刺激她,继而又找到一个年纪很轻的女人结婚。 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新家庭大多建立在以“个性解放”为旗帜的家庭革命的基础上,而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便是新女性将如何面对这场婚姻革命中的道德难题。

精神恋爱至上这种遮蔽原欲而单纯追求“乌托邦”爱情的女性叙事,陷入了表层决绝反抗与不自觉皈依男性叙事的悖论之中,其出发点就具有极大的悲剧意味。

可惜庐隐此时还未清醒的认识到这些,她无法被“洗礼”的奉献意识与道德困境,让她不断压抑自我,屈服男权。面对这个戒备森严的男权社会与新旧文化交杂于自我内心的病态心理,觉醒了的女儿们无路可走又无法回头,“结婚不好,不结婚也不好,歧路纷出,到底何处是归程啊?”[16] 第五,挣脱男权藩篱,追求自我独立价值,实现男女家庭地位的平等 所谓“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对于自身角色、地位的一种自我认识,其中包含作为“女性”和作为“人”的女性自我性别意识与主体意识的融合。

女性既不能忽视自己作为与男性无差异的“人”的平等地位,又需要正视两性差异,张扬女性自身的独特性。面对强大而复杂的外部世界,如何来定义自身是主体精神生存所必须思考解决的问题,这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则充分体现了主体对于自身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理性思考和认知,这对于女性的解放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最后的这场爱情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庐隐作为一个新女性的自我认同与主体意识。 1928年3月3日,庐隐结识了李唯建。二人在相识之后的交谈与通信中逐渐相爱,但庐隐丧夫还带着一个孩子,而李唯建年轻有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庐隐胆怯了,一次次忍痛拒绝了李唯建的好意。

即便如此,李唯建还是不顾一切的追求着庐隐。经历了很长时间痛苦的思索与挣扎后,庐隐终于敞开了心扉,接受了这段感情。庐隐在清楚地认识到强大男权社会下女性的婚姻地位,再一次选择了无视世俗眼光,追求自己的幸福。

“家庭是由男女共同组织成的,对于家庭的经济,固然应当男女分担;对于家庭的事务,也应当男女共负。除了妇女在生育期中,大家都应当就其所长服务社会,求得个人经济之独立。

男女间只有互助的、共同的生活,而没有倚赖的生活”[17]。 女性认清楚自己在历史和文化中的“第二性”地位之后,她们不再以哀怨、死亡或者沉默来反抗男权文化,而是焕发出自己独立的价值和光彩。

这是一个勇敢的历史性的姿态,这种质变的条件,来自于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张扬和拒绝男权社会规则的内化。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萌发是女性解放的关键和开始。 结论: 庐隐短暂的一生就此画上了句号,她唱着情歌而来,踏着哀乐而去,在爱情面前,她是热烈大胆的,又是困惑彷徨的。

庐隐以她的亲身经历、体会为底色,用她细腻的感情、清醒的思考,一直都倔强而坚强地走在寻求自我救赎的道路上,她是“一个受时代虐待的女性,又是一个叛逆时代的女性”[18]。

一个觉醒了的新女性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她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挑战来自男权社会的爱情定则对于女性自我的压抑和阻碍,女性要直面父权社会无处不在的吸纳、阻碍、世俗的同化和规训,她要捍卫生命的价值和自我的独立,就必须接受首先自省自己的精神世界,清楚来自“父亲”的扭曲女性生命逻辑的爱情定则,有勇气面对来自世俗的批评诋毁、父权社会温文尔雅或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招安,当她经历了这些,焕发出独立、勇敢、自尊、智慧的光芒的时刻,当爱情成为她生命中的力量源泉而不是生命的沼泽的时刻,她才能够说拥有了真正的爱情。

在一个男权文化根深蒂固的社会,女性挣脱束缚确立自我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定会经历一次次挣脱与再次奴役的转换和较量,也会经历一朝获得和瞬间失去的尴尬。

即使如庐隐一样,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都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女性的“天使”之枷,但她一生都在锲而不舍地追寻,从没有自我,到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和自我认同,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动态过程,也是一个逐步摆脱奴役的过程。这就是庐隐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也是她对于中国妇女解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