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27军军长刘士奇被杀真相

1933年初,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27军军长刘士奇因遭人诬陷,被中共鄂豫皖省委以莫须有罪名错杀。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会上,中共中央为其平反昭雪。然而时至今日,由于某些原因,笼罩在刘士奇身上的"左"倾阴云仍未消散,他被害的真相仍未得以澄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特撰此文,澄清有关事实真相,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告慰死者,警醒后人。

一、莫须有的"三条罪状"

刘士奇,湖南岳阳县黄秀桥乡人,1889年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岳阳地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赣西特委书记,曾组织领导赣西工农群众十次攻打吉安城。1930年任红六军政治委员,组织策划了驻吉安国民党罗炳辉部武装起义加入红军。

1931年奉中央指示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任红四军、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东路游击司令员、红27军军长等职,对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红军高级将领、优秀的共产党员。

1932年9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张国焘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名义致信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让他与时任东路游击司令员的刘士奇、红27师师长徐海东等组成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郭任书记,统一领导鄂皖边区的斗争。

10月2日,中共鄂皖工委将边区红军与地方武装统一改编成红27军,刘士奇任军长,郭述申任政治委员,吴保才任副军长,江求顺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79与第81师,徐海东任79师师长。

红27军成立后,为配合主力红军西进,决定向东转移,到外线出击,以钳制敌人。于11月18日到达鄂东北根据地,找到鄂豫皖省委。历时一个多月,转战十多个县,大小战斗数十次,歼敌近四千人,行程三千余里。有效地打击了敌人,配合了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保存了数千人的武装力量,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群众的斗争信心。

然而"红27军到达鄂东北后,省委没有全面听取中共鄂皖工委和红27军在东线转战经过的情况汇报,没有及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而是听信了片面的反映,对军长刘士奇作了错误处理,于1933年初‘肃反’中将其错杀。"

那么是谁向省委反映刘士奇的错误呢?不是别人,就是那位后来成为红25军军长,曾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徐海东。

1965年1月,时任25军战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的徐海东应编委会要求,写了一篇回忆史料,文中罗列了刘士奇的三条"莫须有"罪状。而当年鄂豫皖省委正是根据这三条罪状才将刘士奇作为"反革命"处决。

一是在东线转战中丢弃伤员,不顾随军跑反的群众。

文中写道:"这时敌情严重,内部混乱,领导上不一致。……我们转移到湖北蕲春张家榜,第二次召开行动委员会,会上刘士奇坚持要把随军行动的伤员、群众全部甩掉,理由是群众和伤员太多,影响部队的行军作战。

当时伤病员有三十四个连约四千多人,医院工作人员八百多人(其中四百多是女的)。在土门潭附近第一次行动委员会开过之后,就将四百多女同志丢开不管了,曾引起我极大的不满。现在他们又要丢伤员,我气愤极了,立即坚决反对说:‘我们是工农的武装,敌人进攻,我们一方面打击敌人,一方面应该掩护伤病员和群众跑反。

特别是伤员,他们为革命流血负伤,应尽一切办法保护。’刘士奇坚持要丢,还指责我‘农民意识太重’,最后他们表面上答应掩护伤员、群众跑反,实际上却采取欺骗办法,说是集合群众开会,把群众大部甩开。

使无数的伤员和革命群众陷入敌人虎口,死伤极多。这件事使我十分痛心,使我开始觉察到,大敌当前,东路游击司令部领导人是惊慌失措,他们只顾自己,我应该提高警惕。事实证明我的分析是对的。"

二是把红27军领到长江边上,要过长江去。

文中写道:"当东路游击司令部改编成红27军(八月上旬)后,我们游击到长江边时,敌32师追得紧,我正在后面指挥部队阻击,军部领导准备过长江了。他们正派手枪班到江边搞船,我从后赶了上去,他们劝我一块过江。说什么:部队总是垮了带不走的,我们过江打一趟游击,到阳新、大冶去,那里群众条件好等等。

他们这种行为和言论,分明是畏敌逃跑,右倾保命,不顾大局。我联想到他们丢伤员、甩群众的一些做法,愤怒地说:‘你们不要队伍,过江去,光是红枪会就会杀了你们,你们走吧,我一个人带队伍。

’军部其他一些领导人,见我态度坚决,有的不言语,有的当即表示和我一块,不过江去。红27军领导人这才说:‘我们不走,转去找部队’"。

三是不想返回苏区。

文中写道:"进至离苏区约四十五里一带,又开行动委员会,讨论行动问题。这时军部领导人又不肯进苏区,说苏区境内都驻满敌人,坚持转去打一趟游击。我又坚决反对他们的意见。……军部领导人坚持在白区游击。

我看说不服他们,只好说:‘我来的清楚,去的明白,把三团交给你们,我带一团回苏区找主力。’他们看我态度坚决,军部领导人又说:‘你能打出一打路来,我们就回苏区。’我当即表示一定打一条路,并讲了如何打。他们同意后,当晚我带一个团走前卫,边打边走,胜利地返回了苏区。"

文中继续写道:"在东路游击这一个多月里,虽然处于强敌前堵后追的严重情况下,我没有产生过惊慌失措,在几次严重关头,我挺身而出,抵制了红27军领导人的错误……。"

"1932年9月(应为11月)下旬,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上,省委的同志们一致认为,我在东路游击行动中,所持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会上表扬了我。大家一致认为,我反对军部领导人的过江计划,是挽救了红27军的重要关键。省委会上严厉地批评了军部领导人的右倾逃跑主义的思想。"

从徐海东这篇回忆史料可以看出,向鄂豫皖省委"片面"反映刘士奇问题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曾任红27军79师师长的徐海东。

1981年《人物》杂志第三期曾发表了徐海东的这篇回忆史料,题目是《徐海东生平自述》。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徐海东将军传》,将《自述》作为附录收集于后。《人物》发表的《自述》,对有关红27军这段内容文字作了重大修改,删去了一些具体内容和细节。但《徐海东将军传》一书中却将刘士奇准备带队伍过长江一节描写得很具体。这两处有据可查的文字,即是徐海东诬陷刘士奇的有力证据。

在罗列的刘士奇三条罪状中,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第二条,即过长江的问题。刘士奇之所以被错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条罪状。

1932年9月,鄂豫皖苏区反第四次"围剿"失败,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西进川陕,从而使鄂豫皖苏区沦入敌手。留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的省委对张国焘这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主义意见很大。当即派代表上书中央,建议中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并尽快要四方面军返回苏区。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省委召开会议,一面批判张国焘的逃跑主义,一面着手组建红25军,将红27军并入红25军。刘士奇因不是省委委员未参加会议,而郭述申与徐海东作为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徐海东向省委主要领导反映说刘士奇曾要将部队带过长江去。省委领导听后大为震怒,于是便决定对刘士奇采取断然措施。此时,郭述申被派去执行其他任务,一个月后,当郭述申返回省委时,刘士奇已被错误地杀害。

1933年1月5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有这样一句话:"对于27军的行动及刘士奇同志的错误,亦另有决议由邵达夫同志口头报告。"邵达夫是当时鄂豫皖省委派往中央的交通员。那么这个口头报告的决议内容(无原件)反映了刘士奇的哪些错误呢?

接到鄂豫皖省委的报告后,由王明主义主持的中央于1933年3月15日写了《中央致鄂豫皖苏区党省委信》。信中说:"我们认为放弃苏区不仅是丢掉红军之政治的经济的基础,而是会动摇工农群众对我们的信心,使他们置身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前而得不到红军的保护与适当的防御手段。

这样,在我们恢复原有苏区与扩大新苏区的事业中,将要受到更多的困难。加上我们个别的队伍行动中的错误,如刘士奇同志所领导的队伍的行动,打骂跑返的群众,乱抢东西,这对于群众会发生最不良的影响。"

信中又说:"对伤病士兵的处置,于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影响和工农红军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根据你们代表的报告,你们对于伤病兵的处理真是不可容许的罪恶。……这是近乎公开的反革命的罪恶,而省委仅给罪魁以严重的警告,这是最腐朽的自由主义。

省委完全不了解这一罪恶的行动,会在群众中发生不良影响的结果。现在事虽过去,但我们依旧向你们严重提议,立即逮捕罪魁,交群众革命法庭审判,依革命法律严辨。并将这一处置结果,在广大的群众与红军战士中宣传。"

由于环境险恶,加上交通不便,中央的信到达鄂豫皖省委时已是下半年。11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再者,关于刘士奇反革命,他的罪恶,虽然省委未照中央指示来审判他,实是严重错误,此种恶劣影响,以后在工作上常留痕迹。至于他人已在今年上半年由其他许多反革命罪恶之暴露而逮捕处决,已有报告到中央。"也就是说,省委年初扩大会议期间,未经审判,就已将刘士奇处决。

二、不能成立的罪状

对于徐海东诬陷刘士奇的"三条罪状",原中共鄂皖工委书记、红27军政委、原中顾委委员郭述申于1989年3月4日,专门就这三个问题回答了红25军战史编委会的同志。这个谈话后被整理成《郭述申谈红27军的几个问题》附录于《红25军战史》一书内。

郭述申在谈话中说:"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很重要,作为当时红27军的政治委员,我有责任对这几个问题加以说明。"

"首先我想谈一下红27军的外线转战问题。对红27军的外线转战如何看,在有关资料中反映出一些同志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甚至认为红27军可以向外线转战,但道委机关不应到外线去。我不知道这些同志的看法依据是什么,我只想谈谈当时的实际情况。

红27军的成立是由刚刚成立的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决定的,从内线转向外线的行动方针也是经工委讨论决定的。之所以决定向外转战,我记得有三点考虑:一是为钳制敌人兵力,配合主力红军向西转移。

……当时对转战方向我们也作了具体分析,敌人从北面压来,方面军西去,向南活动范围狭小,只有向东。实践证明,红27军向东线转战的行动是对的,起到了钳制敌人,配合方面军行动的作用。

二是皖西北根据地已完全被敌人占领,在敌人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各级领导和群众都没有思想准备,严竣的客观斗争形势,迫使我们必须转移。当时时间紧迫,形势十分危急,根本来不及作工作部署,一切都是在行动中仓促进行的。

……三是这样可以避开敌人锋芒,挫其锐气,在外线转战中寻机歼敌,待形势和缓后再转回根据地。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由于采取了外线转战的行动,才得以保存红军力量,为后来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奠定了基础。"从而驳斥了徐海东诬篾当时工委与军部领导"这时敌情严重,内部混乱,领导上不一致"、"这时军部领导人,又不肯进苏区"及"军部领导人坚持在白区游击"的说法。

"其次谈一谈随军‘跑反’群众的问题。红27军从成立时起到回到皖西北根据地,始终有大批群众随军行动,主要是‘跑反’群众,也叫‘避难团’。

这些群众有一部分是省委机关人员从新集撤退过来的,有一部分是跟红四方面军‘跑反’到燕子河畔时被敌人截堵下来,其中有些部队伤员,还有一部分是皖西北的道委机关干部家属和基本群众,共二万人左右。

这些群众数量大,临时从各地聚集到一起没有组织领导,行动起来像一盘散沙。部队行动,他们就成群结队地跟着走,部队住下,他们也漫山遍野地住下,有时还燃起火来,使部队目标大,行动困难。遇到敌人时,他们又到处乱跑,有时把部队都给插乱了,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行军作战。

当时,鄂皖工委和军领导曾几次研究,想摆脱这种被动局面,也试图把群众组织起来,但由于敌情紧急,情况复杂,几次都没组织起来。我们也设想分出部分部队,把‘跑反’群众带回根据地,但因兵力不足,无法实现。

因此,只好边作战边掩护群众,处境十分艰难。在行动过程中,部队和群众之间也发生过一些矛盾,特别是在后面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有时群众行动慢了,对群众耍过态度。

在作战紧张,敌情严重时,有的群众被敌人冲散或自己跑散,有的被敌人炮火击中,也有的主动离去的。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鄂皖工委和军领导从来没有抛开群众的想法,更没有作过什么决定。

相反,我们强调要掩护群众,负责到底,一直把剩下的大部分群众带回了皖西北根据地。群众在随军行动中,对部队的行军作战是有影响的。""红27军在当时那种异常艰苦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对掩护群众转移是尽了最大力量的,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符合实际的。"

"最后谈一下红27军的行动计划问题。红27军始终是在中共鄂皖工委和军部的领导下行动的,一切行动计划都是工委和军部领导共同研究决定的,就是在紧张的战场上,也是由军领导碰头研究的。即使是临战的当机立断,军长刘士奇都和我商量,有时来不及也在战后说一下。

当时,虽然各项工作有分工,但领导同志间很注意征求意见,相互尊重,因而大家思想比较统一,关系比较密切。特别是刘士奇和我,我们两个主要领导人从没有发生过分歧意见,没有互不通气的时候,相互间想到什么,认为应该怎么做都是毫无保留的谈出来,对其他领导同志也如此。

……在我的记忆中,红27军研究行动计划时从没有考虑过要过长江的问题,更没有要过长江的计划。

在当时要过长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红27军行动过程中离长江最近的距离也有几十公里,不仅听不到长江的浪涛声,而且连看都看不到,更不会象有些资料中写的那样,什么准备渡江船只呀,军领导对过江的意见不一致呀等等。

我作为鄂皖工委书记、红27军主要领导人之一,从没有考虑过,更没有谈论过过长江的计划,也没有听见过其他的同志向工委和军部提出要求过长江的意见,至于讲到准备船只过江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那么徐海东有鼻子有眼地捏造刘士奇要带部队过长江的依据是什么呢?郭述申在谈话中说:"记得我们转到宿松县境时,站在高山顶向南远眺,曾看到一片湖水,远远望去,天水相连。当时,我与徐海东、刘士奇在一起。刘士奇一边指着远方的湖水一边和我们说:‘那一片水是不是长江?长江南岸有我们的红军,还有我们的根据地呢。

’由于形势紧张,我们未及久停,边说着边走了。有人说刘士奇同志提出过长江的计划,如果是刘士奇这次闲谈江南情况时引起的问题,那纯属误解、误传。后来刘士奇在肃反中被错杀,其原因可能与误传过长江的问题有关。这可真是不白之冤。"

1934年1月,鄂豫皖省委召开第四次常委扩大会,郭述申因刘士奇的"反革命"问题而蒙受不白之冤。会议批判他犯有"一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是"这些机会主义的最主要、最明显的代表,"撤销了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职务。

1980年7月,安徽革命斗争史资料收集整理办公室派人赴京采访,郭述申就这次会议《对郭述申同志的决议》作了说明。他说:"刘士奇同志是在完全同主力部队断绝联系的情况下,同我们一起组建了红27军,他作战勇敢,有指挥才能,不但善于作军事工作,也善于作政治工作。

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过大家的努力,既保存了我们的红军部队,又保护了群众。刘士奇同志在红27军的工作是有贡献的,对革命是有功绩的。

但他却被诬陷为‘畏缩逃跑’、‘丢掉群众’、‘取消派’、‘反革命’的罪名被杀害。这是历史上一大冤案,应该予以平反。《决议》中所指责我‘完全投降在反革命刘士奇意志之下’也是错误的。"共和国成立后,徐向前元帅也评价他:"工作积极,平易近人,干群关系好,是一位好同志。"

三、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刘士奇被错杀后,虽在1945年被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但时隔20年后,1965年编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战史(初稿)》第一章第二节有关"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段内容中,提到被杀害的师以上干部中却只字不提被错杀的刘士奇。究其原因,还是与徐海东有关。

1965年初,即在《战史》初稿编成印刷之时,徐海东在他的回忆史料中仍对刘士奇罗列了以上三条罪状。由此可见,徐对刘的看法和成见仍然没有改变。因此,《战史》初稿不提刘士奇,不为其平反昭雪,也就不足为奇。

徐海东为什么要诬陷刘士奇,而且对刘士奇抱有如此根深蒂固的成见?笔者认为,应从心理上、政治上、思想上去分析。

首先是心理上。众所周知,人是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综合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特质,这种性格特质往往会影响其人终生,并不因其政治信仰或思想觉悟的高低而得以部分或彻底改变。人的喜怒哀乐,思维定见,往往会沿其固有的思想维模式持续蔓延,尤其是其对某人或某事的第一印象,一旦形成某种深刻的成见,便很难改变。

而徐海东对刘士奇的成见恰好就来自其第一印象。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刘士奇自幼便因真菌感染而成为癞痢头,即民间常说的"癞子"。

在当时旧中国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一直未能痊愈。而刘士奇又特爱面子,不愿在人前示短,故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头上总戴一顶帽子。熟悉他的人,了解他的人,并不因此而歧视他、嘲笑他。但也有些人,包括徐海东,恰好就因此对其印象不佳,从而发展到厌恶他、鄙视他,甚至打击他,这就是徐对刘成见根深蒂固的主要原因。

其次,从政治上分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窃据中央领导地位后,大肆推行苏共那套极左的政治思想路线,在党内进行残酷的"肃反"斗争,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数以万计的党内同志、红军指战员打成各种名义的反党份子与反革命份子,严重地削弱了党和红军的力量,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与影响。

当时的鄂豫皖根据地,在张国焘领导下,极力推行这套"左"的错误路线,使数万党员、红军指战员、工农群众,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倒在错误政策的屠刀下。

张国焘走后,其流毒仍未消散,这种"肃反"扩大化错误,一直持续到1938年,鄂豫皖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时方才结束。是当时各革命根据地中持续时间最长,错杀自己同志最多的地区。

受此环境影响,一些善于投机钻营,或对其他同志有成见的人,乘机造谣诬篾他人,打击报复,以泄私愤。徐海东对刘士奇的诬篾就是受此种错误路线影响,是一种有意识的报复行为。

再次,从思想上分析。反映出其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劣根性,即农民小生产者的自私与狭隘心理。徐海东出身农民,当过窑工,参加过旧军队。参加革命后,虽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与影响,从低级指挥员逐步成长为高级指挥员。但因战斗繁忙,并未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其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未得到彻底改造。

因此,受周围环境影响,随时随地都会反映出来,甚至还会得到恶性膨胀。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根据党指挥枪的原则,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政治委员就是代表党在军队的具体领导,具有最终决定权。

同时,作为军人,下级服从上级,服从命令是其天职。但在红27军东线转战中,作为师长的徐海东,却数次拒绝接受军长与政治委员的正确命令,闹情绪,甚至要带走他所领导的部队,搞分裂,强迫军部领导听从他的不同意见。

这种自恃作战勇敢,不服从命令的行为,是一种严重违犯党的组织原则与军纪的形为,也是其军阀主义思想残余的表现。按党纪、军纪规定,刘士奇与郭述申完全可以对其进行军法制裁。

但考虑到大敌当前,应团结一致;且徐海东是位具有一定军事指挥才能,作战勇敢的战将,在战士中拥有一定的威信,故军部领导对其相当尊重与宽容。但徐海东却从其狭隘的心理出发,对刘士奇抱有很深的成见,从讨厌他发展到不尊重他,最后私欲膨胀,进而诬陷他、排挤他,妄图取代他,致使省委偏听偏信,从而将刘士奇错杀。

徐海东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英勇善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先后九次负伤,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长征途中,他率领不到3000人的红25军,粉碎十几万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

并与陕北红军一起,为迎接党中央与毛主席、迎接中央红军,把革命的大本营奠基在陕北立下了大功。毛泽东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1979年1月24日,在其追悼会上,中央军委的悼词称他是"我党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

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徐海东是人不是神,在其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也同样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诬陷刘士奇是一例,长征途中枪杀被俘的西北军陕西警二旅旅长张汉民等20多名中共秘密党员又是一例。但毕竟瑕不掩瑜,其大节是好的,晚节也是好的。

只是明知中央已经为刘士奇平反,20年后,他仍固执己见,坚持其对刘士奇的诬篾之词,拒不改变其看法,这是不应该的。相反,彭德怀同志1958年错误开展军事学院所谓"反教条主义",错整了刘伯承、粟裕、肖克、李达等人。晚年时,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遗言中,托自己的侄女向这些同志认错道歉。徐海东就没有彭德怀这样博大的胸怀。

1981年《人物》第3期发表的《徐海东生平自述》,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徐海东将军传》,仍坚持其对刘士奇的诬篾之词。甚至在2000年播放的《徐海东大将》电视片中,仍诬称刘士奇在东线转战中,一人独享满桌的鸡鸭鱼肉,徐海东与之斗争的片段。

众所周知,在当时的艰苦转战中,数万红军指战员与群众都食不果腹,作为军长的刘士奇却一人大吃大喝,怎么可能?如真这样,为什么军政委郭述申不制止,当时郭述申又在哪里?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正因为徐海东顽固坚持其对刘士奇的错误看法,就连当年参加《战史》编写组的同志也看不下去,其中一位老同志听说我是刘士奇家乡人,于2000年辗转找到我,希望我能替刘士奇写篇文章,将其被害真相公之于世。因各方面原因,迟至今日,我才写成此文,以慰烈士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