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冯雪峰 新发现的冯雪峰致丁玲的一封信(下)

雪峰说早就想给丁玲写回信了,但“几次要写信,都因交通不便,怕你收不到,同时想谈的话也不知从何说起而作罢。今天也怕不能畅谈”, 给丁玲写回信,在他看来是一件很郑重的、丝毫不能草率敷衍的事情。这一次蒋老太太托他转信,不能再拖了。

丁玲给雪峰的信里写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她是大略说了“八九年来生活的经过”。而雪峰在分别十年后的第一封信里,却几乎只字未谈自己,讲完如何帮丁玲的母亲解困救急,就讲到对丁玲十年来变化的感觉,和对她以后发展的期望。

雪峰说:“你的心情却的确有些不同了”,这“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心情的“平静”上,这是“在长期的磨炼中”“逐渐达到”的。雪峰在诠释“平静”时说:“大抵‘平静’须是见到深广,沉着而坚毅地工作的意思”,他两次使用了“深广”和“沉着坚毅”,是否可以理解,这两个词的意思就是坚强而有毅力,沉着而有韧性,深深沉下心来做事情。

雪峰所说的“不同”,是与1931年狂热的丁玲和1936年大哭的丁玲相比较,他的话有的放矢。

但他也深知丁玲的弱点,又很怕她在经历了许多的波折后情绪会有些消沉,所以又赶紧提醒和告诫说:如果把这种“平静”理解为“开始枯萎或停滞”或者是“对革命或创作的探求力、冲动性减退了的表现”,“那也是不好的,它的不好并不下于小资产者的‘任性’”。

雪峰为丁玲想得很细,他能够引领她,这始终是他能够深深吸引她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两本书    

丁玲给雪峰写信时,还带来了她“编的小册子”,和一本陈明在延安时写的书——《平妖记》。

那时陕北农村有一种很流行的曲艺形式,叫说书,大部分是老段子。1945年初,丁玲与柯仲平、陈明等人为了探索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也在延安成立了一个“说书组”,帮助民间艺人创作一些新节目。当时有个偏僻的村子叫聚财山,村里有个巫婆装神弄鬼吓唬人,县委派人调查,破了案。陈明根据这个故事,写了一个反对封建迷信的说书唱词《平妖记》,新华书店出了单行本。送给雪峰的,应该就是这本书。

《平妖记》不过是一本小册子,丁玲实际上是要向雪峰介绍自己的爱人陈明,意在通报自己的终身大事。雪峰自然表示祝贺,但是仍然没有祝贺的话语,只是在回信的末尾写了一句“陈明兄一同握手!”。他以一个文艺评论家的身份谈到对于这本小册子的印象:“陈明兄的作品,我读过一遍,没有特别意见,只以为为了需要,我从来就不曾反对这类作品,为了试验,我也不反对,不过一则在把握旧形式之先更需从社会生活及生活变革上去把握大众,二则特别注重语言的精髓,而不必全抄旧的调子,生出新的形式,——我觉得这两点是我们须特别注意的。

”

雪峰也回赠丁玲一册书:“与此信一同带上‘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单行本共五本。除你自己留一本外,送仿吾一本。假如可能,请各转毛与洛甫一本。”

1945年,党中央派人到重庆传达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了几次漫谈会,雪峰作了一个比较长的发言。后来《中原》、《希望》等四家杂志出版联合特刊,希望雪峰把发言记录加以增补发表,这样雪峰就整理出《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这篇论文,先是在联合特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三期上连载,1946年7月由上海作家书屋出版了单行本。

《冯雪峰评传》(陈早春、万家骥著)说:“这本书是冯雪峰著作中最有理论价值的一种。”雪峰自己也很看重,所以除丁玲和成仿吾外,他还特别转赠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位中共主要领导人。

毛主席不仅收到这本书,而且看了这本书,并有评价意见。1948年6月,丁玲参加中国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去布达佩斯出席第二届世界民主妇女代表大会,她从正定县的华北联大来到建屏县的西柏坡集合。6月19日她在舞会上见到毛主席。她在当天日记中说:“毛主席告诉我雪峰那本书有些教条,我答不上来,因为我没有看。雪峰那本书是寄给我的,同时有一本寄给毛的。他都看了,而我一个搞文艺工作的人却不看,我该是多惭愧呵!”

又过了三十多年,丁玲仍然记得这件事。1983年5月30日,她在第一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讲话时说:“日本投降后,我到了张家口,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把他的书寄给我。我把他的书转给了毛主席。”

六、还有两本书    

雪峰十分看重丁玲的创作才华,始终关注她的创作道路。1932年1月,丁玲的小说《水》刚在《北斗》上连载完,雪峰立即写了一篇论文《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里面不仅评论了《水》,而且系统地总结了从《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田家冲》,一直到《水》的创作发展道路。

他的论文是严厉的,讲成就留有余地,讲缺点毫不留情。他赞同《水》是一篇“好的作品”,“是我们所应当有的新的小说”,又说:“如果更妥当点说”,“不如修正为这还只是新的小说的一点萌芽。”文章结尾一句是:“这些缺点,都使《水》只能是新的小说的一点萌芽,而不能有更高的评价。”

十几年后他依然十分关注丁玲,以“盼望之至”的心情在信里说:“我以前曾要你寄你的作品,无论印的未印的,现在也希望能读到你全部的东西。我是为了想理解你在创作上的发展,并且想写一论文,专论你在十五六年之间的‘心’的经历的。

我要你寄文章,并非拉文章,因为我不编刊物。现在你仍能搜集你的作品给我么?!”此时雪峰没有任何行政工作,有了充分的时间,并且经过了这些年的磨炼后,感觉过去的写作只是“练习与摸索”,“现在才是开始真的写作”,因而他想实现心中的一个夙愿。

但雪峰希望阅读丁玲的作品,首先是想要了解丁玲这十五六年间“心”的经历,因为“从艺术创作上说,一个革命作家必须有艺术的实践成绩,才能证明他的改造和成长是真实的”(冯雪峰《丁玲文集》后记)。

丁玲手中也没有这些年所写的“全部的东西”,有时她要找一篇自己的文章,还要向在国统区的胡风或是楼适夷求助。雪峰只得自己去找。1947年10月,由雪峰编选的《丁玲文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里面收入了七篇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水》、《新的信念》、《入伍》、《我在霞村的时候》、《夜》)。

雪峰写了一篇《后记》,这篇后记曾经以《从〈梦珂〉到〈夜〉》为题在《中国作家》杂志单独发表。雪峰写道:“因为作者不在上海,出版者就请托我来编这个文集了,我自然应该承受的”,“这并不是可以代表作者全部作品的所谓选集”,“不过,这七篇,照年代先后的顺序读起来,读者也可以得到关于作者的一个大致的轮廓,明白作者所经过来的奋斗与创作的路程的”。

七篇作品中,上海时期有三篇,延安时期有四篇,雪峰在讲前三篇时基本使用批评的眼光,论述后四篇则是赞赏的语气。他说:“我以为如果把《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夜》等篇加以比较的研究,尤其把《水》和这些后来的作品加以比较的研究,则有很大很深刻的意义。

那意义是在于这之间标明着一个更大的距离。”转折点是《水》,“这作品是有些公式化的,同时也显见作者的生活和斗争经验都还远远地不深不广”,而“《水》里面所表现的缺口和不足,就由她后来的实践上和创作上坚实的成就来填补了。

那却是一段相当长的非常艰苦的斗争历程,并且一步不离地和人民的艰苦的长期斗争在一起才能达到的”。雪峰认为,丁玲只有到了解放区才会有这样的进步与成绩,他对她这些年的道路和创作都是满意的,他以欣喜和赞赏的语气说:“作者跟着人民革命的发展,不仅作为一个参与实际工作的实践者,并且作为一个艺术家,在长期艰苦而曲折的斗争中,改造和生长,而带来前后这么大的距离。

一个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成为真正人民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需要在艺术上有他的标志。”这标志,就是后四篇延安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可以作为作者对于人民大众的斗争和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也可以作为作者自己的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

结尾,雪峰写了一句略带感情的话:“这只是到1941年为止的,此后有她的新的更大的发展,这里不谈了,且请读者和作者原谅我越分地写了这许多字,对作者也表示我的怀念罢。”

十分巧合的是,丁玲在延安时,美国女记者斯诺·海伦曾经问她:“你最怀念什么人?”丁玲回答:“我最记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真是心心相印啊。

这篇文章与十几年前论述丁玲作品的那篇有明显不同:当年丁玲在上海文坛走红时年轻气盛,雪峰重在挑毛病,煞风头,怕她翘尾巴;如今丁玲饱经坎坷心情平静,雪峰的文章则充满了鼓励与期望,像是一个严师,用欣赏和慈爱的眼睛,注视着自己多年不见的学生。

雪峰总结了丁玲的旧作,更期待着她的新作:你“工作了多年,生活了多年,斗争了(也被斗争了)多年”,现在应该“准备从事比较概括性的,历史性的,思想性的较巨型的作品的写作”,“这实在是我最关心的。你‘平静’是我所希望的,但在写作上引起‘野心’和燃烧起‘热情’则更为我所希望!”他认为,丁玲已经具备了向更高目标冲刺的能力。“我最关心的”,“更为我所希望的”,这些话深深激励着丁玲。

就在雪峰写信的这个月,丁玲和陈明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下到农村去了。在土改中,丁玲牢记着雪峰的忠告,开始酝酿写一部以土改为题材的“比较概括性的,历史性的,思想性的较巨型的作品”。为此,当时正在北平开展工作的周扬致电华北局,想要商调丁玲去北平主编报纸副刊,丁玲都没有同意,表示“愿意留在老根据地和农村”。

1979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新出版,丁玲在前言中说,当时写作这本书时,腰疼得很厉害,但想到这本书是为了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和鼓励而写的,是要呈现给毛主席看的,就有了力量,就坚持伏在桌子上一个字一个字写下去。

现在我们知道,支撑她写下去的,除了毛主席之外还有一个人,就是雪峰,她是要不负雪峰,她也是要呈现给雪峰看的。

1952年3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了斯大林文艺奖金,5月,雪峰就写出了近万字的长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雪峰高度评价了这部小说和它的作者,他写道:“近十年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成长着;几个比较优秀的作家,已经逐渐能够写真实的人,丁玲的这一本小说是这一方面的一个更为显著的成就。

”这部作品是一个重要的收获,“不仅因为它是几部写土地改革的作品中更为优秀的一部,在一定的高度上反映了土地改革,而且还因为这标记着我们的文学在反映现实的任务上已经有一定的成就和能力,标记着我们文学的一定的成长的缘故”。

关于这部作品在文学发展上的意义,雪峰认为,“这一部艺术上具有创造性的作品,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的、史诗似的作品;同时,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在现时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

雪峰称赞全书“可以说是一幅相当辉煌的美丽的油画”,特别像“果树园沸腾起来了”这一章,“这样美丽的诗的散文,我相信没有一个读者读了不钦佩的,这是在我们现在还很年轻的文学上尚不多见的文字”。同时又“希望作者更多注意语言的洗练、明朗和大众化”。

丁玲把雪峰这些话记在了心里。第二年2月,她因患腰疾在辽宁旅大治疗,听到北京来的同志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书店里很多,“便找了这本书翻翻,不是依次序的,首先就看了第三十七章‘果树园沸腾起来了’。边读边发现了里面有很多不通的句子,不恰当的字,和太文,文得不好的字。我心里真难过”,从而“现在下决心要修改它(大的修改不可能),至少要把文字上修理得少些缺点或错误”,并且立即动手。

五十年后,丁玲1983年5月在第一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讲话说:“全国解放,我们在北京又见到了。他第一句话就说:《桑干河上》写得好!1952年他写了一篇评论文章。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评论我作品的文章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些文章,都是在雪峰论文的基础上写的,难得有个别篇章,个别论点,是跨越了他的论述。”

雪峰对丁玲,是既知其人,亦知其文,他们是真正的知己。1979年4月,丁玲刚刚从山西回到北京,就写了《悼雪峰》,讲到她与雪峰五十年的交往时说:“人之相知,贵在知心”,“雪峰是最了解我的朋友之一,是我文章最好的读者和老师,他是永远支持我创作的。”

纵读雪峰这封信,几乎没有一个表示感情的词语,但通篇却充满了深挚的感情,充满了一种兄长般的关怀、爱护与思念。他不表白,不渲染,不动声色,把感情深藏心底,“深广”而“明快”——这是最高尚的情操、最真诚的感情。我们从雪峰的信里,也深深“理解到什么叫真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