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宪章 郑大华谈张君劢思想:宪政主张被忽视
编者按: 在6月30日,北京大学高等研究院举办的“张君劢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郑大华教授做了“张君劢政治思想的演变”的主题发言。他认为张君劢一生追求民主宪政,喜欢儒学思想,追随社会主义,其政治学术思想有一个演变过程;郑大华教授总结张君劢思想有三个面相: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
而国内目前对他的宪政思想、政治哲学的研究远远不够。以下为发言实录:
我对张君劢先生的研究比较早,1997年由中和书局出版了《张君劢传》,大概有50万字。去年,商务印书馆又把它再版了。张君劢思想非常复杂,人生也非常复杂。比如他是一个旧学者,他取得了秀才的功名,又在日本拿到学士学位。
苏维埃这个词是他第一次翻译来的,可他又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他和蒋介石关系很好,却被蒋介石软禁过两年。61岁时,周恩来送他一块匾,上书"民主之寿”,对他评价非常高。但是,1948年,他又是共产党所列第一批43名战犯的最后一名。
他懂3种外语,日语、英语、德语。他的学术思想不光是哲学,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张君劢在学术上的贡献》。对西方哲学介绍最多的是他,尽管很多介绍是点到而止,他参与立宪,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是他起草的,所以又被称为民国“宪法之父”。
他的思想很复杂,可以分成三方面:一个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追求,所以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喜欢儒学思想,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一生又追求社会主义。他的思想,基本有三个面相:他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
现在研究最多的、影响力最大的是他的文化思想。实际上,他的思想中真正有价值的是宪政思想。现在国内对他的宪政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相对薄弱。所以,我在《张君劢传》后记中说,要加强对他的宪政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
比如说20年代他就主张社会主义,60年代他到新加坡讲民主社会主义。他的新儒家思想开创于20年代。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张君劢发起的“科玄论战”(编者按:1923-1924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张君劢、梁启超、吴稚晖、陈独秀、邓中夏等参与论战),这两个开启了1920年代新儒家发展的潮流。张君劢晚年的《新儒家思想史》,发表了很多关于新儒家的政治主张。
我们研究张君劢的思想可能是动态研究,我认为,张君劢的思想受西方哲学的影响,20年受德国哲学家倭伊铿的影响,30年代受黑格尔的影响,晚年受康德的影响,他的政治思想有一个演变,学术思想也在演变。我们在后记提出:研究张君劢的思想,一定要研究张君劢思想不同时期的演变,我提交的论文是《论张君劢政治思想和民主宪政及其演变》,分四部分:一是20年代提出“理性政治”,背后的根基是民主政治。
为什么20年代提出理性政治?我们知道20年代军阀混战,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讲究的是武力政治。所以,理性政治的针对点,是北洋军阀时期的武力政治。理性政治表现为几方面:程序、制度,恰恰和武力政治是对应的,可以说这是第一个时期。
到1920年代后,张君劢批判共产党,也批判国民党。我认为对国民党的批判是从胡适开始,当时,北伐成功后 ,张君劢没有事做,办了《新路》杂志,对国民党上台批判发出第一声的是《新路》杂志,这个杂志现在很少找到,我是在湖南大学找到的。张君劢1929年由于办《新路》被国民党政治绑架,为避难,第二次留学德国。1931年9月17日通过西伯利亚回到北京,到燕京大学当教授,教黑格尔哲学。
"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思想史的影响非常大,比如当年参与"科玄论战"的这些人,都是自由主义者。"九一八"后,胡适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丁文江、钱端升等人拥护专制,这其中有一个民族问题。另外,就是胡适本身讲的自由主义在"九一八"后与之前讲的自由主义落脚点不一样。
"九一八"事变之前,胡适等发动了人权运动,要搞民主,他认为民主最大好处就是保障人权,保障国人自由。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提出了民主,认为民主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激发全国的力量来抵抗外族的入侵。
尽管都是讲民主,实质上出发点有变化。1920年代讲民主是要保障人权,保障国人自由,1930年代讲民主,是因为民主能够挽救中国危亡。实际上"科玄论战"、"民主论战"落脚点都是一样。
是民主能够挽救民族,还是独裁能够挽救民族?在这个论战中,张君劢先生参加了,他提出修正民主政治论,既不赞成胡适的观点,也不赞成丁文江的观点。他认为民主才能保障人民自由,但最大的问题是决策没有效力,独裁有效率,但不能保障人权。因此,1930年代张君劢提出修正民主主义,实际上是在民主框架内向独裁政治有一定转化。
“七七事变”后成立了国民参政会,他是国民参政会的会员。当时,发生了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尤其是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是他和左舜生等人搞起来的,影响力很大。然后是张君劢和梁漱溟发起民盟。1942年张君劢被软禁两年,在政治上又发生变化,在第二次宪政运动时,认识到中国政治不是缺少效力、缺少政府权力,而是缺少对人的权利保障。
所以到40年代的时候,他的政治发生了变化,提出保障人权,认识到中国不缺少效力和政府权力,而是缺少对人民权利的保障和制度的保障。
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和30年代修正民主主义又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和他本身体验有关系的,和他本身受到的软禁和打压有关。软禁两年后,大概1944年底放出来,因为美国副总统访华,1945年参加了旧金山会议、联合国会议。
因为他是中国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代表,之后就在美国,一直到开旧政协会议才回到中国,参加宪法修改。民盟9个代表,他是9个代表之一,参加了协商,所以,张君劢在民盟的地位很高。
那时候民盟很多人认为我们要实行平等,先要解决穷苦老百姓的生活问题,然后再搞民主。张君劢的认为恰恰相反,经济民主重要,政治民主也重要。但是,先有了政治民主,才可能有经济民主。有经济民主不一定有政治民主。因此,他主张先建立政治民主。这是他和民盟其他人的重大差异,也是和后来民盟一批人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
张君劢与民盟的问题,在《张君劢传》中,我写了将近20万字,这里不再说了。张君劢为什么率领民主社会党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制宪国大?主要是有三个原因:一是对宪法迷信,因为,蒋介石同意说,只要民社党参加,就通过这部宪法。
当时国民党很多人反对通过这个部宪法,因为这既不是国民党、民社党的,也不是共产党的,而是几家要求的结合,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而是综合的,所以国民党内反对声很大,蒋介石说我做工作。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他带领着一个民社党,有一批人要养活的问题,比如说陈文希等一大批人。他参加了国大改革政府之后,这批人就可以安排了;第三个原因是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有差异。他首先强调的是政治民主,而且张君劢对宪法有一种万能论的崇拜。
签“双十协定”的时候,他在国外。当时,党内分成5个小组。梁漱溟认为军事第一,所以他参加军事组。还有一个宪法组,张君劢直接参加了宪法组,他对宪法一直有崇拜,宪法万能论。包括后来他参加改组政府也是出于这个。
张君劢的宪政思想,人权保障问题、宪法制度安排问题等等,都极具现实价值和意义,现在对张君劢宪政思想研究远远不够。
张君劢(1887-1968),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江苏宝山人(今属上海市宝山区)。民国宪法之父,被部分学者认为是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参加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
宣统二年(1910)回国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1913年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1915年回国。1918年起游学欧洲三年,师事倭铿,又常往法国求教于柏格森,广泛涉猎西方的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
1926年,与李璜合办《新路》杂志。1932年,与张东荪一起召集“国家社会党”筹建会,创办《再生》杂志。1934年任国社党中央总务委员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常委、民社党主席等职。
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上海国立自治学院、民族文化学院院长。1949年经澳门去印度,1951年后寓居美国。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同时发声于思想文化界。他的著述涵盖了历代中国政治与思想、儒家思想史与新儒家哲学、中国宪政、民主社会主义等诸方面内容,将西方哲学、宪法和宪政思想介绍到中国。
著有《立国之道》、《新儒家思想史》、《义理学十讲纲要》、《明日之中国文化》、《儒家哲学之复兴》、《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等。
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林增平教授和龚书铎教授,1990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并任国内外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兼职教授或兼职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著有《张君励传》、《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梁漱溟传》、《民国思想家论》、《民国思想史论》、《晚清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等。
(此稿根据郑大华教授6月30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张君劢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上讲座录音整理而成,未经发言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