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半熟人社会 贺雪峰: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
衡阳县文光村目前的三个村干部中,村支书王大信自1970年代即开始担任村主职干部,有20多年村支书的经历。村会计肖运亮以前当过生产队长,1992—1999年到广东打工,2000年担任村委会副主任,2005年担任村会计。
妇联主任王石元也一直在广东打工,2004年回村,因为原村妇女主任辞职,而担任村妇联主任。从村干部任职时间可以看出,村支书对全村情况可谓了如指掌。事实也是如此。在我问有关情况时,村支书总可以扳着指头给出详尽的答案。
2005年4月村委会换届选举后,村干部逐户统计了全村所有的人口,准确数字是1448人,比上报数字的1360人多出了88人,其中包括长期在外打工不在村的人口,也通过各种关系搞了个一清二楚。
村支书不只是十分了解全村面上的情况,而且甚为了解每个农户家庭的情况,及其中的各种社会联系。正是因此,村支书在调解村民纠纷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光村的口号是"矛盾不出村",就是说,村民之间的小纠纷,在村民组内部消化解决,大的矛盾,则由村干部来调解。
王书记讲,他每年要调解七、八起村民之间的纠纷,各种离奇的纠纷都有。所有纠纷的一个特点是很难严格按法律来处理,都是些类似家务事的难断案。不过,村支书因为对冲突双方都十分地了解,他可以十分具体地(也是有自己原则的)办法来调解冲突。王书记说,最近10多年,几乎所有村内矛盾他都能有效调解。
农村纠纷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及时调解,就可能上升为恶性事件。当冲突双方有了矛盾,而传统社会中消解矛盾的力量(比如宗族及士绅)已不存在,而传统社会中的面子压力或熟人社会中的面子压力还存在时,冲突双方无法找到下台的台阶。
在矛盾不能化解,纠纷不能及时调解时,冲突双方要么一方压倒另一方,要么两败俱伤,很难和平解决矛盾。一方压倒另一方也只是暂时的,因为一方明着赢了,输的一方就要暗中扳回:或者将对方的鱼毒死,或者将其庄稼毁掉,或者公开从外面请人帮忙。
冲突由小到大,长期得不到解决,最终酿成恶性事件。而如果村干部介入进来,则冲突双方就有了下来的台阶,冲突没有长大就被制止了。村干部有自己调解冲突的艺术,他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双方都有面子且可以下台的理由。
没有长大的冲突随着时间的消逝,很快就被遗忘,冲突双方的矛盾消逝了,握手言和。村民组内和村庄内,不会因为有过村民之间的冲突,而影响对村庄的认同,村庄依然是我们的村庄,村庄的矛盾只是生活中的浪花。正如"夫妻吵架不记仇",村民的矛盾是一家人内部的矛盾。
村干部调解矛盾时,因为他对矛盾双方的极其了解,他就可以极具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他可以算计清楚他采取的软硬措施的后果,从而可以有力地控制住调解纠纷的进程及其结果,并量身定做调解的结果。村干部调解纠纷时,当然会搬出各种法律、政策,又搬出各种冲突双方所共通的地方性知识,但村干部只是针对冲突双方搬出村庄的知识,这些特定知识是针对不同敏感性的锣鼓的锤子,离开村干部这个地方性知识的载体及村干部对冲突双方的充分了解(所谓响鼓不用重棰,那些不响的鼓,则要用铁锤了)。
调解是一门以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艺术,是和稀泥,以达成双方的妥协。
相对于村民之间的冲突尚在萌芽阶段,村干部就会及时介入进去有针对性地调解来说,公安部门及司法机关"除非打死了人",他们不会介入。而一旦打死了人,公安司法机关再介入进去就迟了啊!
就在我到文光村调查前的几天,村支书刚处理了一件纠纷,是同一村民组两个妇女打架,起因是其中一个妇女怀疑另一个妇女与自己丈夫有染,而与自己的儿子一起打了另一个妇女,被打妇女的丈夫及儿子均外出打工去了。被打妇女气极,到打她的妇女家寻死,打人的妇女害怕出事,来找村支书调解,村支书出面,处理打人的妇女赔偿130元医药费,并当面向被打的妇女道歉。
被打的妇女认为处理的钱太少,支书讲,每个公民都有用法律保护自己的的权利,你若不满意,可以上诉立案。
被打妇女沉默。隔几天村支书到被打妇女家问情况,被打妇女认为村支书处理的公道,因为打人者已经道歉并赔了钱,她的面子挽了回来。而村支书问为什么另一个妇女打人,是否怀疑其丈夫不检点时,她又不愿再说,而这正是她愿意道歉的原因。如果村支书不能及时有效地调解处理,这起妇女打架事件很可能就是以死人作结。因为被打妇女已经横下心来准备拼命了。
村干部十分了解每个村民,因此调解时可以因人而异,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措施,对硬的要讲理,对软的要压。清官难断家务事,是因为清官对家务不了解,了解的话,就可以去断。
村庄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的矛盾,关键是要在萌芽阶段就得到及时处理,让矛盾双方都有台阶可下,并可以保持着脸面。熟人社会中的丢脸,是很大的事情,因为一次丢脸,就会次次被人看不起,这是完全不同于陌生人社会的情况。
也正是因此,熟人社会的矛盾,需要由熟人社会内部来解决。文光村的好处是有一个极其了解村庄情况、负责任、有方法且威信高的村支书,这个村支书就因此有效地化解了村庄内可能扩大的各种矛盾,文光村因此可以做到"矛盾不出村"。
但即使文光村的王书记也说,他对村民组有些情况也不够了解,还需要村民组长来协助解决,其实,村民组内大部分小矛盾也就是由村民组长来解决的。村民组三十户左右人家,是一个共同的人情单位,也是一个娱乐单位,是一个真正的熟人社会。
村民组内的每一户都十分地了解其他户,村民组长与每天生活于其中的村民组的农户,熟得不能再熟了,他因此可以为村干部提供关于本组最为详细的记录,可以充当村内纠纷最为及时的调解人。村民组长还是文光村各村民组内农户办丧事这样的大事时的当然主持人。
有了村民组长,文光村只有三个村干部,也不觉得村里事务忙不过来,有了村民组长,村干部就将触角伸到了几乎每个农户的家门口,成为村中万事通了。文光村支书不仅依托村民组长,而且充分发挥村中党员作用,经常召开村中的组长 党员会议,通过组长 党员会议,王书记就成为了村中的"山杠爷"。
不过,当前中国农村的情况较为复杂,由文光村的调解扩展到全国农村,要十分地小心。就是在文光村,10多年前农村电视机尚少时,晚上村庄禾场就成为村民聚会的好地方。天上月光明亮,禾场上讲者情绪激昂,小孩子围着人堆转来跑去,有些人在人堆远处蹲着观望。
村东丢了鸡,村西现了野猪,关公秦琼,印度伊朗,东家长西家短,什么样的话题都可能会谈到,什么样的内容都会引起听者情绪的反应,讲者自己在讲,听者并不全听。打打闹闹,生活的意义全在里面,一天的辛劳消于无形。电视机进村以后,村民就回到了家庭,禾场上从此没有了晚上聚谈的人群,村民的生活也由公开变得是隐秘。
外出打工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文光村有约400人外出打工,几乎所有20—40岁的村民都在外打工。人口的流动,使村庄内情况远比封闭村庄复杂得多。村支书讲,文光村已有10个吸毒青年,吸毒青年必然会偷东西。前几年有人来传教,有了10多户基督徒。
最近少些了,还有六户,因为基督教宣传有病不用看,其中有人因耽误了治病而死,使基督教的名声很臭,以前公开的祷告活动,现在变得秘密起来。因为打工,本村男孩娶回外省的姑娘,本村的姑娘又嫁到外省去了。总之,村庄被现代的诸种因素所切割,这个熟人社会,已在行政村一级变得有些陌生,成为了半熟人社会。
半熟人社会不止是村民之间的是否熟悉,而且正如文光村的情况一样,除了村支书以外,另外两个村干部(村会计及妇联主任),都是在外打工回来的,对村里的情况就不很熟悉,其中村妇联主任完全不熟悉村里情况,村干部人数既少,他们还不是专职的干部,村委会选举进一步使村干部变得不稳定,这就使他们在处理村庄内的纠纷时,有可能不能适时、准确、有明确针对性地使用熟人社会中的规则,从而造成纠纷调解的低效。
农村社会因此就出现了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型的各种不适应性状况,而在农村政策设计中忽视了这种转型,就可能出现很大的问题。
今天的文光村因为有一个熟悉情况且负责任的村支书,而避免了各种矛盾向外逸的问题,其他农村也可以避免吗?且我们自上而下的政策考虑到了这种因为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型产生的矛盾外逸吗?
在文光村,村民喜欢说,村支书是一村之主,组长是一组之主,正如家长是一家之主一样,没有家长这个一家之主,家庭内部的和谐相处就变得困难。在村民以为村支书及组长就如家长一样时,村组的内容就很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