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大时间 余世存:在大时间里看世界 看自己
生于1969年。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自由撰稿人,著有《常言道》、《非常道》、《家世》等,最新著作为《大时间》。
我们要回去,回到传统文化,回到《易经》。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坐标。
小时候,父亲让我知道了中国农民对节气非常重视。那时每到春夏之交,他经常会串门,回家后高兴地告诉母亲:问清楚节气了,惊蛰、谷雨、清明、芒种……父亲说,早一天晚一天都会影响种子成长,影响整年收成。农作物的记忆竟如数学般准确,乡里人在播种这样的“大作”上,都分外虔诚、严肃。
这是我对节气与农耕文化关系的最早印象。后来看过一个英国人对江南农业的报告,就是论证了中国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产出是欧洲的几倍。这种天地间的交互作用很微妙。
前几年我在大理生活过一段,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极远古的时间和极僻远的空间有着微妙的联系。诸子百家那里的文化,在偏远的农村有着生动的存在。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在天地之间了,一种大的时空之间。在乡村,在空间的边缘,我们的时间会被唤起。而在都市,也并非占有了空间,它是一个时间的前沿地带,反而容易把时间丢了。
何为“大时间”?它应该跟现代社会的心理时间是相对的。现代人的时间是非常短小、浅近的,我们最关心的往往是一年两年的事情,缺乏那种时空关系的意识,从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轴来看问题,看世界,看自己。
我去大理生活,是一种回,甚至是逃:逃离都市,逃离纷乱的现代生活。
很多人意外,余世存怎么搞《易经》了?其实,我是回到《易经》了。
去云南之前,我只是读过《易经》,但完全没有深入。和很多学院派学者一样,从考古、训诂的角度去读,再从别人的解释中想象、判断,猜这卦是什么意思。在云南那两年,我的生活主要就是读书,系统读了《左传》、《春秋》这些经典,又开始读天文学的东西,因为在大理可以看星星嘛。
阿城在《河图洛书》里提到的那些人,我都读了。后来自然读到《易经》门前,通了一些,但还是有种感受:似乎所有书都读完了,但唯有两本没跨过去,就是《内经》和《易经》。不是有种传说嘛,说这两部典籍是外星人送给人类的礼物。
有时会想,所有的书,即使你再笨,也有专家帮你读了,像《论语》、《道德经》,各种注释本,照着看也能看出名堂。但唯有《内经》和《易经》,太难破解。我在那乡野星空下,边研读,边对古人心生敬佩,也折磨着自己。差不多是到了后来写完《老子传》了,我都回到北京生活了,再反复投入《易经》,才一点点解了扣。像是通了,笃定了很多,觉得有必要交出自己的一份答卷,于是开始写《大时间》。
这种感觉,就像中西方都讲过的:真正的师徒,不是徒弟去拜师,而是师傅来找徒弟。必须等你的心性到了,他才会去找你;如果你心性不够,他找到你,你佩服他,但你俩还是没那种缘分。我和《易经》大概就是这种关系。
我在春天动笔,从太阳回到北半球的复卦写起。复卦中有“朋来无咎”、“出入无疾”等辞,这不正是中国人过年送红包的现象吗?不正是近几年冬至前后大家开始重视养生意识吗?几千年前的辞句今天仍有效,让我理解了《易经》“观象系辞”的本质。这一卦卦的解读充满了惊喜。
我一直在说回到《易经》,是希望大家回到它本来的面目、状态,并且让它有效加持现代人的生活。古人说《易经》是“为君子谋”,而不是“为小人谋”,小人也指百姓众生,“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我这本书就是要把《易经》还给大众,让大家拿回一个工具,用来理解自己跟世界、跟时空的关系。
当然这个“回到”,可能还涉及我们这代人需要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坐标。我们这代人考学到大城市,内心一度想摆脱原有中小城市的亲人、朋友圈子,因为它绑架你,从情感上勒索你,你几乎想甩掉这个血统。但慢慢你会发现,无论到哪里,北京、上海甚至海外,那个文化脉络是摆脱不掉的,它如影随形追随着你。
从开始的对立、瞧不上,到最后完成和解,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很有趣。第一,那个你曾想摆脱的东西本质上摆脱不掉;第二,它是你生命的组成部分,要接纳它。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如此,我们在摆脱不掉传统文化的时候,是否有可能更积极地参与现代生活?这其实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要做的。中国传统文化,除了胡适、顾颉刚等做了整理之外,“五四”以来的几代中国人都把它放在一边,忽视它,甚至轻视它。
大家都在热烈地拥抱西方,借余英时的话,都是“急于用西方观念来为中国书作新解”。但一百年来的进程证明,这种单相思式的改造是有问题的,在对自己家的文化不够熟悉的情况下,就想把房子装成很现代的样子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你会发现内心还是安顿不下来。所以我们要回去。
我去了大理生活,其实也是一种回,甚至像是一种逃:逃离都市,逃离纷乱的现代生活。 在这次“逃离”中,我重新发现了《易经》,发现了个体与自然、与时空的关系,像进入了一种大尺度的时间。
《易经》的四象状态,就是一个时空图景,个人、家国、天下,就是东南西北、春夏秋冬。
我十几岁接触到节气对“农耕文化”的影响,从《易经》概念看,节气只是一个小单位。就像古人说《易经》,“易与天地准”,只要天地存在,这个大的时空模型就存在。《易经》的四象状态,就是一个时空图景,个人、家国、天下,就是东南西北、春夏秋冬。
我们把世界一分为四,时间就是春夏秋冬,空间就是东西南北。时间是不均匀的,一年四季的时间含义不同;空间也是不均匀的,高山河流的地貌不同,方位和能量也不均匀。比如:东方的能量相当于春天,南方是夏天,西方是秋天,北方是冬天。
这种四分法是共通的。就像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人提黄金、白银、青铜、黑铁时代;文艺复兴以来康德、马克思、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把人类文化分为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包括印度人的成、住、坏、空,这些划分和春夏秋冬其实没什么差别。
所以我在《易经》里看到一个大时间,它是一个世界图景。全球化其实是超越时空限制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与时空的关系是共通的。我们不仅仅是中国人,也是东方人,同时享有西方人的成果智慧。我们不只讲仁爱、讲感恩,也要讲正义、讲逻辑。
其实中国人应该有自豪感。因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东方,属于时间的春天阶段,一元复始,生生之大德,中国人繁殖力、生命力都是罕见的。中国人幸运地处在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阶段,当人类的精神从春天出发的时候,中国人恰好在春天状态。
中国人先学的是春天的文化,例如以孔子为代表的仁爱的东西;成长后接受夏天的文化,如印度文化、佛法;近几百年接受西方的秋天文化。反过来,西方人可能太理性了,他们要往东走,要去春天,回到人类的童年阶段。
但春天又是一个“初生”阶段。为什么我总说中国人是“类人孩”?因为缺乏西方意义上的成年人格和公民责任。所以我们被称为“子民”,被大家长统治。再比如,都说中国人不讲逻辑。其实逻辑的时空方位是西方(秋天),但中国人讲抒情、讲诗歌、讲直觉,这个是在东方的。
辩证思维在南方,两世思维(对于中国人最陌生的)在北方。一个人一辈子都会经历这四个思维:我们小时候是东方人的思维,善于抒情,直觉力强;到了40岁左右,逻辑性会增强;到了晚年,很多人贪生怕死,但也有人想早死早投胎,这就是两世思维。
整个人类精神也受制于这种时空的演进。《易经》中说“帝出乎震”,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北半球北纬30度附近(即中国先天易的震卦区),不约而同出现了老子、孔子、释子、苏格拉底等“天才儿童”,这些轴心时代巨子的思考至今仍给我们启示。
也有人说我研易“走火入魔”了,说老余“妖”了。
因为对卦爻辞的熟悉,我只要知道一个人的出生时间,便能随口讲出其性格特点和生活遭遇。有人就认为我研易“走火入魔”了。特别是听说我写了《大时间》,也有朋友开玩笑,说老余“妖了”。我只能说通过朋友的行为给他做预判,这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冲撞:他认为自己是科学主义、理性思维,把我判定为占卜式的、不可知的、宿命论的东西。他没有意识到这本质上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直觉思维。
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学《易经》更让人敬畏,更坚定人生宇宙的信仰。那种收获是难言的,我常说,这不亚于一个理财高手惊奇于大时间里的点线之美,也不亚于一个天文学家惊奇于先人仰望星空发现了天文之美之善。
其实我也是人到中年才打开这部书,我也曾跟很多人一样对它抱有偏见。有这么一个典故:上世纪30年代,荣格遇到胡适,他问胡适《易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胡适就说,别管它,那是一本关于古老的中国的魔法汇编。荣格知道胡适是实验主义大师,就问他是否用过《易经》算命。
胡适说算过,荣格再问他算得准不准,胡适说,可能有个70%。后来问得胡适都不好意思了。荣格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这个实验主义哲学家都没有读懂这部国学典籍,很遗憾。
当然也没有必要把《易经》思维说得这么神乎其神,它其实跟我们青少年的思维差不多,或者是中文系的文学思维差不多,是不需要推理过程的思维。就像牛陇菲先生说胡兰成对“赋比兴”的阐释是最厉害的: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中间有联系,那叫比喻;没有联系,没有逻辑,才叫兴。这是一种童心思维、直觉思维,是一种悟性、灵光一闪。
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只要有另外的自己存在,只要有40岁、50岁之后的我存在,此时的我就应该退居一个状态。我现在的思想完备了,已经能够指导自己的人生,但我永远还要想到有50岁的我,这个时候的思考就不是绝对的,要意识到还有一个老年的我。我们作为人要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性。
余世存答问
问:研究《易经》,又用四年时间写了《大时间》,平常你会不会不由自主暗暗打量遇到的人?会给自己看吗?
答:有时候会。《易经》的时间和空间设定了几个最初的元素,就像源代码一样,它给定你之后,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拿它去衡量一切。比如说看人的身材、长相能判断出他是什么型;然后听人讲话,能判断出这个人命中有没有震卦、有没有水那一卦。我是贲卦的,有心愤怒,无心就活得安逸些。
采访手记
因为读了余世存的《老子传》——那真是一次颇为奇妙的阅读体验,此后再见到他时,不论何种场合、请教何种话题,我都会有种错觉:觉得眼前像是老子本人穿越时空附在这位现代学者的身上。如果说人是有气象的,那么余世存的气象,愈来愈像我想象(理解)中的老子。
他总说自己在“逃”,像是一种自嘲或自谦。他曾感觉世间的一切都不是他的,他曾想到高尔泰——高尔泰被流放时,仍在小纸片上偷偷写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跟宇宙的联系。他觉得自己也差不多,他曾在一种孤绝的状态下,在语言和思考里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