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刘士毅 萧克上将:29年选前委书记大家选陈毅不选朱德毛泽东

核心提示: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大多数代表投了陈毅的票,我也在内。为什么大家选陈毅而没有选毛泽东或朱德呢?当时朱毛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在我们看来,尽管这些意见多属认识和工作方法上的不同,可是给部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他们俩人的威信也有些影响。陈毅在大敌当前,出面调解朱毛的矛盾,基本稳定了局面是对的。于是就选举陈毅担任前委书记。

本文摘自《萧克回忆录》,作者:萧克,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

下井冈山前两天,我营营长王展程调红军学校当教员,我由营党代表改任营长。下山时,调原29团3营营长陈俊来我营当党代表。陈俊是湖南宜章人,第三师范学校学生,比我大两三岁,是一位忠诚而谦和的同志。

我军从茨坪附近的土岭出发,从小行洲西南下山,走的是一条比较隐蔽的小路,绕过黄坳,经大汾、左安、营前、杰坝、崇义,一直向南。每天行军五六十里,同时还做群众工作。沿途经过许多村庄、集镇,老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当时,我们的经济也很困难,缺吃少穿,但大家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给穷苦的百姓增加负担。

走了大约两个星期,来到大余。大余旧称南安府,是个不小的城镇,有两三万人口,还有几个外国教堂。部队在大余住下来,打土豪筹款,改善生活。

我们下山后,赣敌李文彬21旅(辖41团、42团另加一个归他指挥的68团)和刘士毅的独立15旅(由独立7师改编,辖29团、30团)从遂川向我尾追。到大余后,我们估计敌人会来进攻,打还是不打?军委在天主堂开了个党的活动分子会,朱德、毛泽东、陈毅、林彪、何挺颖都参加了。

会上有两种意见,多数人主张打,28团团长林彪、党代表何挺颖是主张打的,特别是何挺颖,态度十分坚决。少数人认为不能打,但在这种气氛下,也不好十分反对,军委就决定迎战李文彬。

这个决定是仓促作的。当时,既没有摸清敌人进攻的方向,也没有搞清敌人进攻的时间。第二天侦察员突然跑来报告,说敌人追来了。队伍立即拉出在来路迎敌,红28团担任主攻。由于林彪事先连地形都没看,队伍拉出离大余县城四五里地就和敌人接触了。李文彬是朱培德的部队,有战斗力,兵力和装备又强,我们冲来冲去,一直打到下午三四点钟,终不支而溃退。部队失去指挥,建制打乱了,很多人乱跑,军部、团部都不知在哪里。

我营退下后还保持着没乱,其他机关和失去建制单位的零散人员跑到我这里,要往队伍里插。我想:如果把建制插乱,部队就无法作战了,便下命令:不是2营的人,临时编队,跟在后面走,任何人不许插到2营队伍中。

这样时走时停,到天亮,林彪带着团部和其他部队陆续到了。上午,28团集合起来,一看,团党代表何挺颖负了重伤,1营党代表熊寿棋和在31团工作的黄益善都负了伤。

林彪让我营走在前面,1、3营在后,向南往梅岭走。到了梅岭又向东去。

第二天下午,走着走着,又听到左边10多里的地方打起来了,后来知道是31团与敌人接了火。第3天,军部、31团与我们汇合,又沿着九连山北麓向东急行。那一带都是崇山峻岭,偶有村寨,也是些少数民族。时值数九寒冬,部队在冰冻寒天中行走,很多人衣着单薄,大部分人穿草鞋。

群众没有受红军的影响,有的逃跑,即不跑,对我们也是怀疑的。地主武装还来骚扰。我们既要对付后面穷追不舍的敌人,又要克服自然界的重重困难。这一段行军很危险,也很艰苦。

有一天行军,我营担任全军的后卫,一股敌人追上来。我们把其先头部队打退,抓了两个俘虏,经审问,知道是广东军阀王应榆的部队。我看过一本书,上面说在遭遇战中常常敌情不明,一发现敌人,就要"争取先机之利"。

我根据这个原则,遇到这种情况,给他一个冲锋,因为他走前面的是尖兵排、连,人数不多,你自己虽然也不能多集中兵力,但以不大的兵力突然冲击敌人不大的兵力,只要打退敌人的先头,多半可以抓住几个敌人,至少收容敌方几个伤兵,敌情就明白了。等到敌大部队赶到,我或打或掩护撤退都行。

这个原则给我很大启示,在指挥作战中,我常用这个方法。

有一天走了20多里,天快黑了,我们就在一个村子住下。离住地四五里的村庄,有个党支部。快半夜时,几个党员来报告,说敌人天黑后到了他们村里,情况十分紧急,我们立即起床,悄悄出发了。若不是地方党的同志来报告,第二天拂晓我们就有可能受敌袭击。毛泽东后来曾以此例来说明军队做群众工作、建立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性。

在寻邬孔田圩,归李文彬指挥的68团准备侧击我军,幸被我前卫便衣侦察发现。我们马上转了个弯,避开这股敌人。但到吉潭,终于还是遭到敌人的袭击。

在吉潭宿营的第二天拂晓,敌人分3路袭击我军宿营地。我们还没起床,部队给打乱了。陈毅险些被俘虏,朱德军长带着3个卫兵杀出一条血路才冲出来。我营的党代表陈俊也给打散了。

从吉潭出来走了十几里路,遇到一条河,我带着两个连到河对面占领河岸阵地阻击敌人,坚持了两个小时,军部才从我左边里把路过了河。我们赶紧撤退,跟随大部队向东转移。这一次又避开一个大危险。

从吉潭退到了罗福嶂,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隐蔽的村庄。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一下,前委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28团改为1纵队,原来的3个营分别改成1、2、3支队,特务营改为4支队,林彪任纵队长,陈毅任纵队党代表。我任2支队长,胡世俭为党代表。胡是湖南郴州人,曾任宜章县委书记,在28团、29团党委工作过,很有宣传鼓动能力。

从罗福嶂出发,我们又转向北面前进,走寻邬、澄江、会昌、瑞金。敌人穷追不舍,在离瑞金东面不远的地方,我们同福建敌人郭凤鸣部打了一下。

后来又发现追敌,是赣敌刘士毅独立15旅。军委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部队行动。我记得朱德在会上说:"南昌起义失败后,只剩八、九个连,还能打,我们现在还有22个连队,要打,要煞煞敌人的威风。刘士毅部队战斗力不强,我们在井冈山时同他交过手,曾在遂川县城打得他七零八落。"于是决定打刘士毅。

第二天,我们到了大柏地。我营奉令在大柏地来路4里处担任警戒,主力到大柏地宿营。大约下午两三点钟,敌人来了,我营占领阵地,打了两个多钟头。那时正值冬季,五点来钟天就黑了。我们撤回大柏地,当晚休息,军部部署第二天再打。我营党代表胡世俭负了重伤,就在这天晚上死了,当时才20多岁。

第二天,1纵队为右翼,3纵队为左翼。胡少海率1支队从大路右边山上爬过去迂回到敌人左侧后,截断敌人的退路。3支队在正面,我支队为第二梯队。正午时分,纵队部令我支队从正面大道左侧攻击敌左翼,3个连同时冲击,一下子捉了200多俘虏。这时1支队已包围敌人左后侧,俘虏了二百四、五十人。左翼3纵队也打得好,将敌人击溃。到下午3点,独立15旅完全被击溃了。这是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第一个大胜利。

这一仗打得好,消灭了刘士毅部主力五分之二,俘虏七、八百人,缴获了很多枪,拿都拿不了。我们也有伤亡,我这个营伤亡40多人,牺牲了一个连长李见林(湖北汉川人)和一个副连长王宝元(北方人)。第二天出发,为了抬伤兵,缴获的武器无法拿,我就让司务长把一些不好的枪堆成一堆,一支支地对着石头猛砸,几下砸一支,很快就砸破了一大堆。

大柏地战斗胜利了,大家非常高兴。因为从井冈山下山以来一路打败仗,被敌人穷追、袭击。这一仗扭转了长途行军中的被动局面,振奋了士气,是大革命失败后我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一次有战略意义的胜利。

从大柏地到宁都,国民党第14军军长赖世璜的弟弟赖世琮率一个保安团驻守宁都,该敌受到大柏地战斗震慑,不战即弃城逃跑了,红军没发一枪一弹便占了宁都城。宁都是赣南一个很大县城,过去是州治。我们找到商会,筹了5000元款,每人发了1元零用钱。

在宁都住了一天,又出发去东固。3纵队为前卫,毛泽东随3纵队走,朱德、陈毅随1纵队在后。在井冈山时,我们就从报纸上得知,有一个叫李文林的共产党人在东固搞游击战争,但具体情况不清楚。我们在离东固25里的南隆住了一晚,这里有我党领导的秘密政权,也有群众组织和游击队,但不打红旗,和白区通邮通商,人们自由往来,不像井冈山地区有赤白对立的现象。

当地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东固红军2、4团的情况。这时我们才对东固地区的红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从南隆往西走就到了大山环绕的东固。这时,群众和游击队都到街上欢迎我们。他们没有打红旗,但那种热烈动人的场面真叫人感动。过去我们在井冈山眼光比较狭小,虽然知道井冈山以外还有游击战争,但不知别处有苏维埃政权。

这次到东固,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观念就是这里是个没有公开打红旗的苏区。到东固的第二天,在河边召开了大会,红军2、4团的代表也来了。陈毅主持大会,2、4团代表讲了话,有一句话我还记得:"我们2、4团有战斗力,打团把敌人是没问题的。

我们的战术叫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红2团是赣南地区农民暴动组织起来的,李文林任团党代表和团委书记。团不设营,只有6个连。红4团是由地方游杂部队组织起来的,团长段月泉,只有三、四个连。东固的群众非常好,我们住在东固的时候,他们送米、送菜、送柴,保证了我们3000多人的吃、住、用,使我们得到下山以来最好的一次休息。

我们在东固还做了两件事:一是改编部队。前委开会研究今后行动,准备部队分兵,朱、毛、陈分开行动。为此,将1纵队改编为两个纵队,即把3、4支队分出来,组成2纵队,纵队司令由朱德兼,对外称刘忠(朱德的化名)。

这时,红4军辖3个纵队:1纵队,纵队长林彪,党代表陈毅,辖第1、第2两个支队。2纵队,纵队长刘忠(朱德)兼,没有党代表。辖第3、第4支队。3纵队,纵队长伍中豪,党代表旷朱权。辖第5、第6两个支队。二是传达了"六大"决议。

"六大"文件是快下井冈山时收到的。五斗江战斗时,我们打败了国民党第9军27师81团,我听毛党代表说,书记官是我们党的秘密工作者,是这位同志通过关系送来了"六大"文件。在东固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由毛党代表亲自传达"六大"决议,共传达了3次。

在东固住了一星期,赣敌李文彬率3个团进逼,张与仁旅也进窥东固,此时我们得悉井冈山已经失守,彭德怀率红5军突围下山,正向赣南活动。

本来我们下山是为解井冈山之围,井冈山失守,就得重新考虑战略方向。

前委开会研究,"乃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

这个决定有重要意义,原先我们都有一种在固定地区作长期斗争的思想,认为只有"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才是正确的,现在这个决定,实际突破了红军初创时期在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为以后在闽赣两省大范围的游击行动,以至最后创立中央苏区,打开了一条道路。

2月25日,我们撤离东固,临行前,把一些走不动的伤病员,包括周子昆、毛泽覃、陈东日等共二三百人留在东固。部队走水南、白沙、藤田、招携、苦竹、广昌,又向南,走白水、驿前、石城、壬田市。

一天,我支队为前卫,走到瑞金东面约30里的虎头嘴,发现敌人从东南来堵截我们。当时不了解东来之敌的虚实。恰好纵队政委陈毅来我支队直接掌握情况,在他的同意下,部队立即转向东南,进入闽西,插到了古城与汀州南面的四都坪。这不是军部的预定方向,但在游击战争时期,军部规定前卫纵队的领导人,可以根据情况临时决定全军性的行动方向。

这时汀州敌人一个团来进攻,军部决定迎战这股敌人。我支队奉命担任正面主攻。敌人占领了对面一座山,中间隔着一条小河,河上有座桥。那时是冬天枯水季节,河水很浅。战斗打响后,我支队有的从桥上过去,有的干脆涉水,很快冲过了河。敌人虽然在山上,但火力不强,连机关枪都没有。

我们展开队伍,呈扇面往上冲,敌人也有一部向我冲,副支队长温朝盛率一排多人从右侧突击,敌退却,我部乘胜迅速前进,占领敌中间阵地。这时,1支队也从右边打了上来,敌人完全垮了。

这一仗我支队俘虏了20多个敌人,从缴获的武器看,有些枪是汉阳金陵兵工厂造的,有些就是本地造的土快枪,火力不行。从战斗力看,他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不会利用进行反击,而我们一接近,他又不敢拼刺刀,证明敌人战斗力不强,士气不高。这一仗最大的收获是摸到了闽西敌人的虚实——武器差,战斗力不强。当晚,前委开会,决定打汀州。

汀州是闽赣边南面——武夷山区一带较大的城镇,过去我们不敢打,一直向南走就是想避开这里的敌人。现在清楚,汀州敌人战斗力并不强,完全可以打。

第二天打汀州,3纵队为前卫,2纵队、1纵队跟进,由于南方山区小路只能走一行,行军队伍拉得很长。我们在后边才走了二三十里,就远远地听到前面打枪,还没赶到,敌人就垮了。2、3纵队追击,我1纵队只是跟着走,没有捞到仗打。

汀州比大余、宁都更大、更好。从1928年退出郴州以后,我还没有到过这么大的城市哩。部队在汀州得到了很大的补充,每人发一套新军装,还发了绑腿和八角帽。说到帽子,有个笑话:下井冈山时,很多人没有帽子,我们就把打土豪弄到的布做包头,缠在头上,有蓝的,有白的,有绿的,缠得宽宽的。听俘虏说,他们在四都坪同我们打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付打扮,十分害怕,边打边跑,吓得腿都发软了。

到汀州以后得到蒋桂战争爆发的消息。这里还有段插曲:我们从广昌向南走时,赣敌张与仁旅来追。在距壬田一二十里的黄柏圩,我们的后卫尖兵和敌人接上了火。双方保持接触。快到中午,敌人突然集合,回头向北去了。

侦察员向军部报告,军部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到汀州后得知蒋桂战争爆发的消息,才明白张与仁旅为什么回头向北。

军阀混战是红军发展的大好时机。3月20日,前委在汀州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并"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这时,我们得知彭德怀、膝代远率红5军到了赣南。4月1日,红4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与红5军会合。接着,两军一起到于都县城,并在于都东门外河滩上召开了4军、5军第二次会师庆祝大会。滕代远主持会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都讲了话。尔后,彭德怀率红5军回湘赣边区,毛泽东率3纵队,朱德率1、2纵队与军部,在赣南分兵活动。

大概是4月中旬,军部率1、2纵队攻打宁都。上次进宁都,守敌赖世琮不战而退,这次也是这个民团头子却不走了,率领他的6个连坚守宁都城,我们围了6天6夜,没有攻下来。

宁都城墙有两丈高,还有外壕。我们2000多人,从四面把城围起来,我率2支队从西门进攻。我估算了一下,城墙有9里长,旧中国一里是570米,9里就是5310米,我想,这么长的城墙有3000多个跺口,五六百人是守不过来的,就采取了一个办法。

靠近城西门外约百米处有一幢火砖砌的铺子,上下两层,后面还有些住房,也多为两层,我让士兵在下层挖了不少枪眼,从枪眼处可以看到敌人,也可以射击,我们的枪眼小,敌人不容易看到我们。

上层有窗,更好观察射击。

开始几天从枪眼向城墙上打枪,吸引敌人的火力,并不强攻。等到第6天,我估计敌人也麻痹了,锐气已过,就令部队停止打枪,准备了一些长梯子放在铺子边,然后让一些赣南兵对着城墙喊话。敌人见我不打枪,又跟他们拉家常,也停止打枪,有的还站起来看。

我见城墙跺口处站了很多人,下令"快放"!二三十支枪突然射击,敌人受到袭击昏了头。我又指挥早已准备好的进攻部队,拖起梯子,靠近城墙。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见我军已登上垛口,便纷纷向两边逃跑。

我们占领了城西门,向两边延伸。各部队也纷纷爬城而上,攻下了宁都城。这是红4军下山以来第一次攻下的有敌人据守的州城。

这个战法,我是从《三国志》上学来的,曾国藩说过:"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初气过锐,渐就衰竭"。此次我为进攻者,可反其意而行。在攻城前,先包围,弄清城壕深浅,城墙高低,准备好过壕和登城工具。我根据军部指示,开始几天从容作准备,万勿"初气过锐"。准备好了,不在早晨、黄昏、夜晚攻击,而在将近中午,敌人不注意的时候,一鼓而进,登上城墙。

打下宁都城,四周都有当地党组织领导的游击梅花点,军部决定在这里大力发动群众。

在宁都住了几天,我们又转向福建。这时,福建的游击战争已经开展起来了,与我们第一次去时情况大不一样。红4军转战闽西,三打龙岩,捷报频传。但这时前委内部发生了一些争论。自从大柏地战斗后,我们都打胜仗,形势很好,红4军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争论,当时我不明白。

后来回想起来,起因是打下宁都后,前委决定恢复4军军委,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恢复4军军委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本来是件好事,但是,新上任的军委书记刘安恭主持军委会议,作了条规定,让4军党的最高组织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

这个决定一提出,许多人就议论纷纷,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6月初,在湖雷开会就争论起来。那时党内不忌讳争论,党的文件、党章都规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员对问题有看法,在未作出决定之前,可以自由讨论。

争论的焦点开始是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以后又引发出了许多问题,如对出击湘南的看法,对坚持井冈山斗争和赣南游击的看法,对4军各种制度、政策的看法,而争论最大的是"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要不要一切归支部",以及有没有流寇主义和军阀残余等等。6月中旬,我们在新泉住了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那几个问题。

这中间,林彪和刘安恭起了不好的作用。

"七大"前林彪给前委写了一封信,意思是有前委就不要军委,还说设立军委"这是个无耻的阴谋"。我们读了后都不高兴。要不要军委,是组织形式上的问题,哪里说得上是"无耻的阴谋"。

刘安恭采取的一些做法也很不合适,如他"把4军党分成派",并且说成是拥护和反对中央的两派。在争论发生后,又提出用"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解决纠纷"。这些论调更助长了争论。一时间,由下而上,大家议论纷纷。如:

对"党管理一切、一切归支部"的提法有意见,认为支部不能管得太细。

"党管一切"和"党管理一切"有没有区别?指导和领导有没有区别?行政上的事,管得那么细,有什么好处?等等。

1929年6月19日,第3次打下龙岩后,红4军在龙岩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由时任4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主持,各支队干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参加了会议。陈毅向大会作报告,毛泽东、朱德都发了言。大会在通过《红军第4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后,选举了新的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各纵队的士兵代表共13人为前委委员,陈毅为前委书记。

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大多数代表投了陈毅的票,我也在内。为什么大家选陈毅而没有选毛泽东或朱德呢?

毛泽东、朱德、陈毅在红军初创时期,都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寻找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方向。大的方面,如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地方武装,建立群众组织,建立革命政权等等是一致的。但当时朱毛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在我们看来,尽管这些意见多属认识和工作方法上的不同,可是给部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他们俩人的威信也有些影响。

陈毅在大敌当前,出面调解朱毛的矛盾,基本稳定了局面是对的。于是就选举陈毅担任前委书记。

红4军"七大"对停止党内争论起了作用,但没有从政治上提出明确的指导方针。"七大"后,闽粤赣三省敌人开始对闽西根据地进行"会剿"。

这次"会剿",金汉鼎为总指挥,指挥福建张贞的第1师,江西金汉鼎的第9师,还有广东蒋光鼐的两个旅。

我们得到敌人"会剿"的消息后,军部决定向东首先打击进攻闽西的敌人。当时,陈毅到中央汇报去了,毛泽东因病离开了部队,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朱既要指挥部队进行反"会剿"作战,又要抓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有些应付不过来。

我们也感到,由于毛泽东的离开,部队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受到了削弱。那时,大家一致认为,毛对政治工作有办法。2支队副党代表张恨秋就给毛泽东写信,请他回红4军。但毛回信说,他不能回来。朱德率领部队出击闽中。去闽中的结果,把张贞的那个师打垮了,在漳平还打垮了张汝光的一个旅(张贞占龙岩城的一个旅也撤退了)。不久,又打开了"铁上杭",使东西两大块苏区联成一片,这是闽西苏区的全盛时期。

打开上杭后,红4军又召开了"八大"。我对"八大"没什么印象,好像开了一两天。

在此期间,林彪和熊寿祺也闹矛盾,林彪一连写了3封信,要求辞职。

前委专门开了一次会,解决他俩的矛盾,朱德说:"不要再吵了!""八大"后,中央来信要红4军去东江。后来才知道,此番去东江时机不对。当时"两广战争"已经结束了,敌人可以集中力量对付红军,加上遇到的又是强敌——19路军,就更困难了。我们去东江时有五六千人,回来剩下4000多人了,在上杭编的1000多俘虏,也大部分跑回家了。总之,红4军不宜远去东江。

在去东江的路上,我调任1纵队参谋长,纵队司令林彪,党代表熊寿棋。

此时1纵队有3个支队,1支队长王良,党代表李赐凡;2支队长龙普霖,党代表粟裕;3支队是由1、2支队各拨两个连并加以补充组建的,支队长龚楷,党代表刘万清。出击东江打梅县时,龚楷负伤,部队伤亡也较大,就将这个支队撤消了。

出击东江一共打了三仗:松源一仗打广东蒋光鼐师1个营,是1纵队打的,缴了40多条枪。虎头沙一仗,是2纵队打的,敌人也是蒋光鼐师。仗虽打胜了,但纵队长刘安恭牺牲了(刘"七大"后,由军政治部主任改为2纵队长)。

梅县一仗主要是1、3纵队打的。开始打进去了,梅县是朱云卿的老家,他家在街上开了个铺子卖毛衣,我们打进去后,朱云卿从铺子里拿了千把件毛衣(那时一件毛衣一块半至两块钱),准备发给部队。刚拿到街上,我们还没来得及抱走,敌人打来了,结果,毛衣都扔到街上。

打梅县时,我的左肘被敌弹穿伤。这是我第三次负伤。进梅县前,我们了解到,梅县西南面有个叫马头的地方,是个小苏区。我们在梅县站不住了,就退到马头,休息4天,就撤回闽西。

回到闽西,占领汀州。毛泽东由蛟洋来汀州,据说是陈毅把毛泽东请回来的。我们在由蕉岭向梅县走的那天路上,巧遇了从中央回来的陈毅,得知他带来中央给红4军的信,大家高兴极了。我们对中央有信仰,认为中央有全国其他方面的经验,一定会给红4军指示,解决前委内部的争论,使全军团结一致地战斗。由于当时忙于打梅县,没有马上向部队传达中央来信。

回到闽西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毛泽东于11月26日回红4军主持工作。28日在长汀召开了红4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为开好这次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齐心协力,作了很多准备工作。

12月3日,部队由汀州开到新泉,毛泽东亲自召开地方干部座谈会,听取群众对红军的意见;然后又召开各支队、纵队党代表联席会议,还找一部分干部、战士谈话,仔细调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共同研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如何克服的办法。

经过充分准备,12月28日,红4军"九大"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

"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会议由陈毅主持,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朱德作了军事报告。印象最深的是陈毅传达中央来信。中央的这封信对"九大"起了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信中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特征、中国革命道路和红军基本任务的阐述,特别是指出红军中存在的不正确倾向的表现、根源和纠正办法等,使我们都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中央的来信中,许多观点与毛一致,说明他在政治问题上的确是高瞻远瞩。

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经验教训,改选了前委,一致通过了红4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是毛泽东根据中央来信内容并结合红4军的实际主持起草的,它总结了从南昌起义开始两年多来的建军经验,划清了我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

总结的经验有高度原则性,有理论的系统性,也很具体、实在。对红军存在的错误倾向,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有的放矢地提出了纠正的方法,针对性强,有废有兴,有破有立,文辞质朴,没有空谈阔论。

直到今天,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许多具体规定上对我军建设、尤其是政治工作,仍有现实意义。古田会议后,据说中央把红4军的这些经验介绍给鄂豫皖、广西左右江、湘鄂西等根据地,供各地红军学习、参考,促进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九大"后,红4军翻越武夷山,进至江西,这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情景,确实是"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我们在富田住了一个星期。蒋介石派独立15旅唐云山部来进攻,敌人有一个营占水南。红4军决定消灭该敌。第一天上午,1纵队为前卫,向水南进攻,后续部队还没全部到就打垮了敌人。

继续前进,走了还不到20里,又打垮敌人一个多营。第二天,全军集中兵力(共4个纵队)打敌人主力所在的值夏,下午三、四点钟,又打垮他一个多团,这样,我们将敌人一个旅全部打垮了。这一仗是红4军打开上杭后又一个大胜利,仅重机枪就缴获了12挺。

3月间,4军1纵队成立教导队,我以纵队参谋长兼教导队队长,赵尔陆为党代表,学员一半是我们自己的老战士,一半是俘虏过来的班长和老兵。

学期3个月,主要是在行军中训练,教官就是我们自己。军事教材用的是打龙岩时缴获国民党的操典,武器就是步枪。有时也请毛泽东、朱德来讲课。

毛泽东来讲红4军九大的精神,朱德来讲过射击和利用地形地物等战场行动,

他们既有威信,又有水平,很受欢迎。

林彪规定我在打仗时回纵队司令部,执行参谋长职务;不打仗时就住在教导队,全力抓教导队工作。这也是我第一次兼任军队干部的教育工作。

水南、值夏战斗后,我们南进到赣州,围了5天,没打下来,便南下打大余、南雄、信丰。

此后部队情况很好,战斗也顺利,在南雄打垮广东军阀余汉谋师的两个营,在信丰消灭守城的地主护卫团五六百人,大大促进了当地游击战争的发展,也扩大了红军队伍。

1930年4月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大动干戈,一场空前规模的军阀混战爆发了,这是红军和游击战争大发展的极好时机。然而,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这时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并逐渐在红军中推行一整套冒险主义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