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中国新农人投身乡村建设

新华网北京2月3日电(记者刘伟 王成)在中国著名侨乡福建闽侯县关中村的山上,刘记虎在进行一场生态养殖土猪的实验。

出生山东单县农家的刘记虎,大学就读养禽与禽病防治专业,在城市找工作并不难。然而,他在山东潍坊的两家规模化养殖场实习10个月后,却坚定了回到乡村的信念。

“每天就想着怎么给鸡、鸭用药,那是一种很不健康的养殖模式”,对一些养殖业依靠药物催肥的做法,刘记虎认为是“暴殄天物”“很不负责”。

2013年初,刘记虎不顾父母的反对,开始在福建农村生态养殖土猪,希望建立农户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并为消费者“专供”生态健康的食材。

创业是艰辛的。由于缺少合伙人和启动资金,刘记虎一度靠在咖啡店打工度日。最惨的时候,为了省钱,他甚至在广场的长椅上睡过几夜。

后来在福建正荣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刘记虎拿到了前三年免租的20亩土地,还得到了一笔10万元的无息贷款。因为喜欢电影《海角七号》,他把自己养殖的土猪起名“故乡七号”。

“故乡七号”的饲料以麦麸和玉米面为主,不添加任何激素类物质。刘记虎说,对五个月以下的小猪,允许它们在山上自由采食、活动,这样可以增加小猪的抵抗力,也会使肌肉得到锻炼。

“肉香不怕巷子深”,在经历创业之初的惨淡之后,“故乡七号”土猪在福州渐渐打开了市场。刘记虎说,现在会员已经有60多人,平均每周杀一头猪,猪肉价格为每斤43元,而排骨价格更是高达每斤60元,但仍供不应求。

刘记虎的努力,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当地村民。“创业之初卖第一头猪,100多斤肉只卖出了20多斤,有的村民当面说我瞎折腾。”刘记虎说,现在随着生意越来越好,已经有村民找到他,希望跟他一起做猪肉“专供”生意。

刘记虎说,如果业务发展快,他计划在今年组建一个团队,在继续扩大生猪养殖规模同时,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这样能带动一些村民参与到他的项目中来,也为当地带来实惠。

更重要的,还是当地老百姓观念的转变。

“在农民传统的观念中,不用化肥农药和激素,种养很难赚钱。” 刘记虎说,“我在关中村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是在为生态型农业代言。老百姓也正在接受这样的生产模式。”

不过,三农专家、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温铁军认为,刘记虎躬耕乡村的经历难得,却不是青年人参与乡村建设的最佳方式。

“农村最缺的是可持续、包容性发展。我反复告诫青年志愿者们不要轻易碰农业,而是要想尽办法帮助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与集体谈判能力,唯有这样才可能在维护农民权益的条件下,让农业有所恢复。”温铁军说。

自2003年起,温铁军创立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一直致力于推动青年大学生下乡支农的实践教育和支持返乡创业潜能的发挥。12年来,该中心组织了来自中国200多所高校的近20万名大学生下乡支农。

“支农的作用,是帮助大学生回到乡土社会,了解中国国情。农村需要的是在地化知识,与乡土社会、十里不同风的资源、环境密切相关。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多业并举,大学生们可以帮农民搞合作社、立体农业、生态建筑、有机生产,打通与城市的联结,提供电商服务。”温铁军说。

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已走过一百多个年头。尽管乡村的外部环境与所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但与当年晏阳初、梁漱溟等学者一样,温铁军等学者发起的新乡村建设的题中之要义,仍是改变乡村的面貌,解决其中的问题。

在这场新乡建运动中,更多的青年虽然没有像刘记虎那样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但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服务于乡村建设,不少人已成为了半农半社会企业家。

来自广东湛江的刘敬文,作为援疆志愿者,2011年第一次踏上新疆喀什乡村的土地。他发现农户因为处于产业链条的最底端,缺乏定价权,又由于农产品不易存放的天然属性,渠道商在收购时常常开出“欺负人”的价格,农户种植的核桃、红枣、巴旦木等作物都卖不了好价钱。

于是,刘敬文创立了“维吉达尼”电子商务公司,通过网络售卖这些农户种植的特产。

在创立不到3年的时间里,维吉达尼像一根纽带,将中国最西边的偏远农村和闭塞的维吾尔族农民与千里之外的消费者一一对接起来,组成了一个温暖的社群。

“做乡村建设,我们想先解决生计的部分,基于新疆乡村保有的贸易传统,但又无法融入互联网经济的特点,用电子平台弥补了信息不对称,农户们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乡村的生计状况好了,更多的年轻人也想回去。”刘敬文说。

现在,刘敬文和三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组成了Farmer 4组合,以现场演讲的方式推广他们的“新农人”经验,并提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再造故乡。

刘记虎觉得Farmer 4的梦想很美。他希望自己的生态养殖事业能为再造乡村出一份力。他说,“我的项目既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健康的食材,又保护了农村的生态环境。虽然不可能让所有农民马上投身于这样的事业,但我的每一次努力,都朝着这样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