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庞朴 启蒙的悖论:庞朴与80年代传统文化的复兴
国学热引发起了“读经运动”,图为某地“童生”们身着汉服,在老师的引导下,恭恭敬敬地诵读诗文。
作为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和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庞朴先生在文献学、简帛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儒学史乃至天文学史等领域均作出了杰出贡献。对这些贡献如何评估,我想,我们还是应该留给相关领域里的专家去做,留给学术史家们去做。
这里,为我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传统文化复兴迄今已走过了三十多年的行程,而20世纪80年代则是这一复兴历程的起点。我们的问题是:传统文化为何能在以“反传统”为主流的20世纪80年代迈出复兴的关键一步?而庞朴在这一步迈出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就把我们带回了时间隧道之中,带回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
“80年代”在“反传统”的路上走得比文革还远
在这里,首先要对“80年代”这个概念作个说明和解释。80年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其实早已被符号化了,就像“五四”被符号化了一样。换句话说,如同“五四”并不是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的专指一样,“80年代”也不是1980年至1989年这十年的特指。
被人们念念不忘的“80年代”实际上涵括“文革”结束至1989年这十多年的时间,指的是当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对这个特殊时期,笔者认为用“后文革时代”来概况可能更为准确,更具有符号和思想史意义。
众所周知,贯穿“80年代”始终的主流思潮、主导观念是“新启蒙”或“反传统”,而弘扬传统文化为何能与“反传统”的“新启蒙”同时出场?这一问题非常值得探究,因为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庞朴等人的贡献就得不到透彻的说明。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先解决另一个问题:在“后文革时代”,学界为何能继续延续“文革”的“反传统”做法,甚至在“反传统”的路上比“文革”走得还远?
我们知道,“文革”是以激烈的“反传统”开场的,这就是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所谓的“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红卫兵”甚至跑到曲阜砸了“三孔”,对孔子的仇恨于此可见一斑。当年对文物、文化遗迹、古代典籍的破坏,不亚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一场实质是“政治大革命”的运动之所以被冠以“文化大革命”的名称,就在于这场运动发端于“文化”领域的“反传统”取向。
而且这一“反传统”取向贯彻“文革”之始终,如同大家都清楚的,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最后又终结于由“批林批孔”所引发的“评法批儒”事件中。以反孔始,以批儒终,“反传统”就这样伴随着“文革”走过了十年的历程。
按照“物极必反”、“寒来暑往”的逻辑,“反传统”的“文革”在结束之后,迎来的应该是传统的复兴。但事实是,“文革”结束之后,迎来的却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反传统”和“新启蒙”风暴。这一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呢?
现在看来,这一现象由以发生的思维机制在于:“文革”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顽强“反传统”的同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却把自己完全“传统化”了,完全“封建化”了,完全“宗教化”了。政治上,高度集权,不容拂逆,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因发出了一点不同声音而得不到保护,毫无民主法治可言;经济上,一切官营官办,不仅“盐铁官营”,连针头线脑也官营;文化上,“罢黜百家”,毫无言论自由可言;社会生活上,全面体制化,“民间”已不复存在。
这种种现象,使得“文革”结束之后,人们接受了一个普遍结论:“文革”是一场“封建大复辟”,是一场“封建蒙昧主义运动”。于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出于对“文革”的痛恨和反省,人们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反封建”的旗帜,展开了“清算封建主义”的批判运动。
在当时,“反封建”和“反文革”是一回事。如果事情仅止于此,也就和“传统文化”没有太大关系了。可是两大因素把“反封建”导向了“反传统”特别是“反传统文化”。
一是上层出于对言论的管扩(控),出于对愈演愈烈的“反封建”思潮的担忧,于是阻止了人们从批判封建主义的角度来清算“文革”的做法。人们当时担忧什么呢?因为当时理论界已经提出了“封建社会主义”的概念,主政者担忧一部分人正在把“反封建主义”引向“反社会主义”。
“反自由化”的问题于是被强调提出,“反封建”的主张遂被高层搁置。但是,在当时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解放大潮中,你可以不允许人们“反封建”,但无法阻止人们反思“文革”的发生。
你不准他谈现实,他就谈历史;你不准他谈政治,他就谈文化,你不准谈封建,他就谈传统。这样,从1984年起,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始集中力量清算“传统”和“传统文化”,而在当时的语境中,“反传统”实际就是“反封建”的别名。
一场铺天盖地的“文化热”于是不期而至。人们这时认为,“文革”就是“封建思想”亦即“传统文化”的产物,“文革”“是中国几千年累积下来的封建文化观念对现代化的拼死抗拒”,“今天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将从根本上铲掉‘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文化基础”,这场反思是“思想文化领域……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
“传统”、“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就这样作为“封建”的替身和“文革”的影子被推向批判和否定的前台。
当然,我们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反传统”完全是政治主导的结果,更不能因此说,“文革”和“传统”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文革”和“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反文革”走向“反传统”,绝非偶然。如同前面所说,“文革”的总体倾向是“反传统”,但是,“文革”并非笼统地反一切“传统”,为“文革”所反的“传统”,仅仅是正统的“传统”,主流的“传统”。
换言之,“文革”矛头所向的“传统”,主要是“儒学”、“儒家”和所谓的“孔孟之道”。
法家的传统、江湖民间的传统,则为“文革”所欣赏、所继承、所光大。“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是这一点的明证。在“评法批儒”时期,“四人帮”公开明确以“法家”和“法家”继承人自居,说明“文革”并不笼统地“反传统”!
“文革”最响亮的口号是“造反有理”,而“造反有理”的另一面是“替天行道”,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而“造反有理”和“替天行道”,则是典型的陈胜吴广、“绿林赤眉”的传统,是江湖民间的边缘传统,是反秩序反权威乃至反社会的传统。
而法家的传统和民间的传统有一个共同点:都主张杀戮、暴力,反对“温文尔雅”,反对“温良恭谦让”,都放弃了“仁爱”等儒家的基本价值,都走向最极端的黑暗政治。
所以,“文革”结束之后,当整个社会走向秩序重建,走向“人权”、“人道”之后,人们当然也会从“文革”与“法家学说”的联系、与民间传统特别是农民起义的传统的联系来反思“文革”;从“反文革”走向“反传统”,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总之,“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儒家学说”,在受到“文革”的疯狂打压之后,又在“文革”之后的十几年间,继续承受“反传统”思潮、“全盘西化”思潮的挤压和冲击。在此期间,“狂人”的崛起,《河殇》的热播,“走向未来”丛书的流行,“新启蒙”丛书的畅销,共同把“反传统”思潮推向顶点。
而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庞朴、李泽厚和汤一介先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弘扬派”隆重登场,并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反传统”的80年代赢得了一席之地,从而为后二十年传统文化的复兴奠定了最初的起点,更为今天国学复兴大潮和儒学的重新正统化与主流化,立下了汗马之功。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传统文化”的“弘扬派”为什么能与“反传统”的“新启蒙”派在“文革”之后的“80年代”同时出场?这也是本次演讲的题目“启蒙的悖论”所指涉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