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为什么被打到 陈伯达称自己和林彪没什么关系 不明白毛主席为何打倒他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六 陈晓农编纂 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
庐山会议结束后,我被软禁。一年后又被关进秦城监狱。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人们不再敢和我打招呼。朱老总他们坐在前排,我坐在后排,挨着余秋里。我跟余秋里说:“你在会上说刘少奇把住房让给了我,这件事你不大清楚……”话还没有说完,余秋里就板着面孔说:“你不要说了,就是那么回事。
你不要再说了。”我就没有再说。当时提起这个话题,是因为会上号召揭发我时,余秋里揭发了一条,说刘少奇和我关系多么密切,解放后在中南海,把自己的住房让给陈伯达。实际上,刘少奇是说过他搬到新房子以后,他原来的房子我可以住。
可杨尚昆不让我住,说那个房子你不能住。结果杨尚昆自己搬进了那套房子,我就另找了住处。这本是件小事,因为在飞机上无聊,才跟余秋里提起。我过去和他说得来,这时他却不肯搭话。
回到北京家中,想再三求毛主席和中央宽大一些。一天晚上,打电话到毛主席那里,想求见他。过了一会儿,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回电话说,毛主席刚开完会,很疲乏。以后又打过几次电话,徐业夫不是说毛主席有事,就是说毛主席已经休息,总之是不能见。我也就不好再求了。
因觉得康生和毛主席关系比较好,又硬着头皮打电话给康生,想请他帮助疏通一下。康生不接,要曹轶欧接,她也不接。
当我打电话给恩来同志时,恩来同志的秘书要我稍等。不一会儿,恩来同志接电话了。他说,本来事情或许还可缓和,汪东兴把那个语录一交出去,就没有办法了。他说话的语气是亲切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恩来同志不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遇到困难,就加以鄙弃,却是给以希望。我想,这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的道德。
有几个晚上,为排遣一下自己的苦闷,我到郊外散了散步。随后就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了,国庆日将到,怕遇见外国人。从此,被禁闭在家里。看来抄家批斗是免不了的,我就把自己写过批语的一些书的书页撕掉了。像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词》,我写过不少眉批,我都扯掉了,免得他们做批判文章。
最痛心的是,我把曾祖父陈金城的画像毁掉了。那幅画还是姚燮画的,原来放在老家,都已经微烂了,我带来北京,请人重新修补装裱。可这时想到,一旦抄家,江青这些人会把画像拿去搞批判展览,辱及先人,我实在不愿意,就把画像烧了。
过了几天,帮我管文件的王保春和王文耀都调走了,说是要他们上学习班。我想去看一下住在后面的儿子小弟,卫兵拦住我说:“都搬出去了,已经不在这了。”
我已同外面完全隔绝,什么消息都不知道。一次,我问小缪(秘书):“我的问题究竟会怎么处理?”小缪让我听收音机播送的纪念七一的社论。小缪说:“听到了吧,社论说,要批判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这是在点你呢,你说还能有希望吗?”
不久,院子大门内停放了一辆大卡车,天天都停在那儿待命。看样子,是要逮捕(我)送监。我感到绝望,托小缪:“在实行逮捕时,请多给我些安眠药。”我这样一说,他不愿意出事,把药都退给医务所了。
一天夜里(据缪俊胜回忆是1971年9月13日夜),突然有两个穿军装的人把我从床上叫醒:“快起来!快起来!”我问是怎么回事?他们板着脸,一句也不回答,一股劲催我快点。然后他们一边一个拽着我的胳臂,把我塞进了一辆车里。车子在夜里走了很长的时间,到达了一个地方,看来是座监狱。我实在不想坐自己人的监狱。当看守打开一个牢房的门口时,我停住脚不肯进去,我大声喊道:“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救过毛主席!”
我把1948年在河北阜平国民党飞机轰炸时救过毛主席的事,用一句话喊了出来。这句话我已憋了很久,庐山会议时就想说,因当时听吴法宪好像说,林彪也救过毛主席,我就犹豫没有说。现在到了牢门口,我已经绝望,话就冲口而出了。
看守不理睬我的话,硬把我拖进牢房,还说我是“耍死狗”。刚进牢房,连床也没有,睡在地上草垫子上。如此待遇,大概是学水浒传里那些牢头们,让新到犯人先吃一百杀威棒。牢房虽小,但看守在门外很难察觉我在做什么。我在铺盖的掩护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杀了事。我使劲咬破了自己的手腕,想流血而死,可是血流出不多就止住了,没有死成。
过了几天,或许我在监狱门口说的“我救过毛主席”的话已经往上报告了,于是把我转移到一个三层楼的楼上,整层楼只关我一个人。睡床了,整个楼道可以随便走动,生活特别优待,每天都有大夫来看,吃的很好,甚至比家里吃得要好。我的性命能延续到今天,经常感谢秦城监狱管理的同志。当然,他们是执行党的意见的,我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
我想,只要还活着,问题总是可以说清楚的。因此,心慢慢地平下来,断了自杀的念头。
狱中的生活日复一日,很枯燥,好在还可以借阅一些马列的书。后来还可以看报纸。
关在家里的那段时间,没有人审问过我。在秦城监狱的时候,有过一次审问。时间记不清楚了,记得是在楼下一个大房间,中央放着一张长桌子,郭玉峰领着几个人,都穿着军装,他们坐在长桌子的一边,我一个人坐在另一边。
审问进行了两天,第一天还随便,像是谈话的样子。第二天就不同了,他们的座位依旧,却不让我靠近桌子坐。在墙根单独放了一把椅子,让我坐在墙根边。他们摆出了审判的架子,说话口气也变了。问的很笼统,没有专门问什么。从我年轻的时候,直到庐山会议,所有的事都让我说一遍,没有对具体的事进行质证。他们只搞过这一次审问,以后就没有来过。过了多年以后,再一次审问就是1980年的审判了。
十大开除我的党籍,我是在监狱里看到报上的新闻公报才知道的。没有给我看决议 ,更没有什么签字。我看到公报上说我是什么“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心里很难过,坐在地上指着报纸,一边哭一边说:“哪里有这样的叛徒特务呀?自己冒着飞机轰炸的危险跑去救毛主席!”
我一个人住在三楼,一楼二楼还住着一些人,他们都是谁,我无从打听。但有一段时间,楼下有一个男人经常唱俄文歌曲,还用俄文唱国际歌,我猜想他可能是萧三。
十大公报点了林彪的名,开除了林彪的党籍。我一点也不知道林彪的事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林彪也关在秦城监狱。到了1980年审判时,给我看起诉书,才第一次知道林彪在1971年竟想谋害毛主席,乘飞机逃跑摔死了。这个消息使我很吃惊。这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倒就倒嘛,再怎么也不该这样做。
有段时间,监狱允许我在楼下的空地种点菜。唐山地震后,我有一次下楼,见一楼布置得很整洁,还摆放了一些花。院子外面的空地上还搭起了许多帐篷。那时,报上正在批邓小平,我还以为是邓小平要搬到这里住呢。
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我很悲痛,哭了好几天。周总理、朱老总去世,我都默哀很长时间。到1980年宋庆龄去世,我也站在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默哀。过了两天,一个负责人和我谈话,说邓颖超同志来过电话,说请转告我,宋庆龄同志去世了,有件事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那件事我早忘了。这样一说,我才想起,我马上对那位负责人说:“请不要再说了,我不知道这件事!”那位负责人还说,周总理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应当谅解。
毛主席去世后不久,报上登载了一篇文章,说什么周培源如何反对我批判相对论。我跟监狱的看守发了脾气,说:“什么我要批判相对论?这不是瞎说么,一个科学家,怎么能这样?”监狱就着这件事,结束了对我的优待,把我从三楼赶下来,搬到一排平房牢房里,虽然还是一个人住,但是条件差多了,就是一间房,外面连着个可以放风的小院子。
监狱里犯人洗澡,是轮流在一个澡堂洗,那里只有淋浴。1978年,一次我洗澡时,正洗到半截,水管里的热水突然停了,接着冒出一股凉水,浇到我的背上。我当时就觉得受不了,赶紧擦干了。我已70多岁,经受不了突然的寒冷。第二天,腰疼得就起不来床了。于是就让我住进了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开始,我站不起来,只能在地上爬。后来我扶着椅子,锻炼着站起来,慢慢地才能一点一点蹭着走。
我感觉到毛主席不想再用我,但我想不通毛主席为什么要打倒我?我又没有得罪他。虽然在起草九大报告时,我主张强调生产,在其他事情上也提过不同看法,但这都是出于好意。在他那里工作,我还是很小心的。在庐山说他是天才,那也是说好话嘛,紧说好话也不行?
为什么非要把我和林彪联在一起?我和他没有多少接触,对他不了解。过去毛主席对林彪印象很好。我是因为毛主席信任林彪,才相信了林彪的。让他们说清楚,我究竟和林彪有什么关系?把我搞到这种地步,对党有什么好处?简直莫名其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