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琴秋后人 红军唯一女将张秋琴之夫死后30年遗骨无人认隐情
他的家人是这样的出名。哥哥是著名作家茅盾,共和国的第一任文化部长;心爱的妻子是红军唯一女将领张琴秋,共和国的第一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对于他,沈泽民,虽是中共一大党员,也曾与毛主席一起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过,但去世后遗骨却近30年无人认领,人们似乎一直不曾对这位传奇人物投去太多的目光。
张琴秋与沈泽民结婚照
他和茅盾一样出生于桐乡乌镇观前街一所普通民居,受着差不多的教育,一起激情飞扬地参加“五四”运动,旗帜鲜明地倡导新文学运动,撰写和翻译了大量新文学作品;他甚至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他多才多艺,精通日英俄多国外语,但为了投身革命,毅然终止学业;他受命奔赴苏区,以一份无私赤诚,实践着革命理想主义,保卫鄂豫皖根据地,重新组建红25军,最终血洒根据地,年仅33岁。
谁能相信,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鄂豫皖省委书记,因为当时特殊的条件,竟然担于两块门板间被草草掩埋。30年后的1963年4月15日,他的遗骨终于移葬于烈士陵园,董必武亲笔为墓碑题字:“沈泽民同志之墓”。
他的一生是如此短暂,然而他的人生之路那么闪亮;他的千秋功过,大别山的青山苍天可以作证。
2007年3月27日,清明节前。湖北省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苏区烈士陵园,沈泽民墓前来了一位40多岁的女子。她眼含热泪,向烈士墓敬献了花环,并将一袋花瓣撒向坟墓,这是她从千里之外的北京特意带来的。此刻,她内心五味杂陈,哀思涌动:“外公啊,我来看您了!”
她是沈泽民和张琴秋的外孙女刘竞英(玛娅共育两女一子,此为二女儿)。
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年仅33岁的鄂豫皖省委书记,长眠于这块红色的土地。
事隔近30年后,烈士的遗骨才被找到,随后移葬于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苏区烈士陵园。
1963年4月15日,张琴秋和女儿玛娅从北京赶来出席了沈泽民的遗骨移葬仪式。
此后,随着张琴秋和玛娅分别于1968年和1976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刘竞英的记忆里,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后辈都不曾来祭扫过外公的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并不了解自己的外公,也不知道他的确切入葬地。
但这一次,她下定了决心,带着母亲和外婆当年参加外公遗骨移葬仪式的照片,一路寻访而来。
找到了!终于见到了!
此时,他们的外公,远离故土,清寂长眠在大别山的怀抱里,已70多载。
此刻,不知道泽民可曾听见外孙女深情的呼唤。
乌镇茅盾故居,也是沈泽民的生身之所。进出这所普通而又特别的民居,鲜见泽民的印迹。茅盾书房内一个书架据说是泽民生前所用,似乎见证着他的好学。故居库房里保存着泽民仅存的其他几件遗物:一方笔洗,几本外文书籍。笔洗的一面写着四个字:清兮浊兮。
泽民和兄长一样酷爱学习。在茅盾的记忆里,弟弟泽民小学和中学时的成绩也名列前茅。
诞生于世纪之交的沈泽民,似乎注定了与革命有缘。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淡泊名利,父亲沈永锡更是教导两个儿子“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34岁的沈永锡因病去世前嘱咐妻子一定要让两个儿子走科学救国之路。1916年夏,泽民考取了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这里,他认识了张闻天并与他成为好友。在这里,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越来越感到,科学救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中国问题。他决定弃学从事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泽民很快成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学生领袖。他参与创办《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回故乡乌镇组织桐乡青年社,创办《新乡人》杂志,继续传播新思想,抨击恶势力。在出版《新乡人》期间,他发表了一些小说、译文和科学小品。他的小说创作数量不多,但比胞兄茅盾早8年,因为数量少,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这时,国内青年学生再次掀起“出国热”。鉴于国内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难买到,日文版的却很多,泽民和闻天准备赴日半工半读。可经费不够。泽民向母亲开口求援。开明的母亲拿出原来准备留作泽民结婚用的一千元给了他最有力的支持。1920年7月14日,泽民和闻天东渡日本。在东京,泽民既学习日文,又编译文章,十分勤勉。1921年1月,他俩回到上海。
同年4月,由兄长茅盾介绍,泽民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第一批党员之一。
国共合作开始后,沈泽民和毛泽东、邓中夏等人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1923年前后,为推动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他同早期杰出的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等发起革命文学运动,撰写了《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 、《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等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主张,极力倡导“能痛切地描写现代中国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且暗示他们的背景与前途”的革命文学。
他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一文中,对“革命文学”作了阐述。他说:“所谓革命的文学,并非是充满手枪和炸弹这一类名辞,并非如像《小说月报》所揭为标语的血和泪。
”他把革命文学与其他一般的文学口号区别开来。因而他进一步指出:“革命,在文艺中是一个作者底气概的问题和作者底立脚点的问题。”明确提出作者在文艺创作中的立场问题,也就阶级性的问题。
与此同时,沈泽民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实践之中。他担任了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从事工人运动,并在平民女校、上海大学等处担任义务教员,为党培养后备干部作出了贡献。这时,沈泽民与张琴秋相识(张是今桐乡石门镇人,后为著名红军女将领。
)1923年底,党为了开展南京地区的党团建设,派沈泽民到南京建业大学任教。他一边教书一边从事党的工作,与当时正在南京美术学校学习的张琴秋的来往密切。1925年,沈泽民与张琴秋举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礼。
1925年下半年,根据组织安排,沈泽民夫妇先后与俞秀松、张闻天、伍修权、王稼祥、卜世琦等三百余人分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后来,沈泽民又考上红色教授学院。期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沈泽民曾以大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党的六大。在苏联学习期间,国内形势逆转,正值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革命力量,反苏反共的白色恐怖时期,革命阵营中也产生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
所以,形势十分险恶。这时,他与国内的通信,多数是通过在法国的陈学昭(后为著名作家)转寄的。但是,身处异地的沈泽民十分关注中国革命的发展,关心中国文坛的进步,当他在苏联读到茅盾的小说《幻灭》之后,以不可遏制的心情和敏锐的观察力,用“罗美”的笔名,给其兄茅盾写信,倾诉自己的体会,表白自己关注祖国革命和文学的心情,他在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过你名自己的小说曰《幻灭》,篇首更附以《离骚》中‘吾将上下而求索’句,则表示你彼时心境实亦有几分同于你书中的内容;而客观的描写,同时隐隐成了你心绪的告白。
“在当时身当其境者,如燕雀处堂,火将及身而犹冥然不觉的人已不知有多少;看见高潮中所流露的败象,终于目击大厦之倾,而无术以挽救之者,于是发而为愤慨的呼声,这就是我所了解于《幻灭》的呼声。”对茅盾的《幻灭》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评价。
1930年4月,周恩来同志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邀请,赴莫斯科。
在周恩来同志的精心安排下,沈泽民只身绕道法国,乘法国邮船回上海。在船上航行的日子里,归来投入实际革命斗争的热切心情,竟使沈泽民在船上梦见红军,激动得高呼起口号来了。幸亏同室旅伴都在酣睡之中,才没有出事。
回国后,沈泽民立即投入革命斗争,他在党内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与反对李立三路线》、《三中全会的错误与国际路线》等文章。I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宣传部长职务。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沈泽民全副精力投入政治活动,撰写了《第三时期的中国经济》、《关于“金贵银贱”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对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冲击下脆弱的我国农业和纺织业等凋敝和破产,作了十分深刻而透彻的分析,指出要想使我国薄弱的民族工业和农业重新振兴,只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无产阶级革命一途。
1931年3月,沈泽民受党中央的派遣,与夫人张琴秋秘密离沪,经浦口、蚌埠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后任鄂豫皖省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在鄂豫皖工作初期,他因不了解革命根据地实际,曾一度犯有错误,但同野心家张国焘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
1932年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黄柴畈会议上,沈泽民主张红军留在苏区,分散游击,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擅自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沈泽民与徐海东、吴焕先等同志一起,坚持鄂豫皖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他领导根据地军民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毅然结束了张国焘所搞的“肃反”运动,挽救了根据地,保护了一批像徐海东同志那样的红军干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在艰苦转战的过程中,沈泽民身染疟疾。在当时缺医少药的艰苦环境里,他没能得到及时治疗。他一边承受巨大病痛的折磨,一边坚持在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1933年11月,为了向党中央汇报根据地工作和让战友治病,沈泽民含泪将患同样疾病的战友成仿吾同志扶上马送走,自己却在同年11月20日病逝于湖北省红安县天台山,年仅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