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和潘有声 民国胡蝶个人资料简介 胡蝶和戴笠的私生女照片
导读: 胡蝶(1908-1989.4.23),原名胡瑞华,生于上海,祖籍广东鹤山,中国早期著名女演员。胡蝶是横跨中国默片时代和有声片时代的影星,早期与阮玲玉同为中国无声电影的代表性演员,1931年主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
民国胡蝶个人资料简介
胡蝶(1908-1989.4.23),原名胡瑞华,生于上海,祖籍广东鹤山,中国早期著名女演员。
胡蝶是横跨中国默片时代和有声片时代的影星,早期与阮玲玉同为中国无声电影的代表性演员,1931年主演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上映后轰动全国,甚至吸引众多海外侨胞的目光。胡蝶一生饰演过娘姨、慈母、女教师、娼妓、舞女、阔小姐、劳动妇女等多种角色,气质富丽华贵、雅致脱俗,表演温良敦厚、娇美风雅。
民国胡蝶
1933年元旦,上海《明星日报》发起“电影皇后”评选活动,胡蝶以21334票的最高票数当选。胡蝶与阮玲玉虽同为红极一时的影星,也同样历经坎坷,遭遇恶毒谣言的攻击,但因性格不同而命运截然不同。晚年移居加拿大,1989年病逝于温哥华,遗言留下一句“蝴蝶(胡蝶)要飞走了。”
早年经历
胡蝶原籍广东鹤山沙坪坡山水寨村,祖先是宋代从珠矶巷南迁的中原移民后裔,定居鹤山数百年,鹤山至今留有胡蝶祖居、家族祠堂。(注:庶母是满族,即弟妹的母亲;胡蝶本人是汉族)
出生时父亲在京奉铁路上任职,全家随父亲在外地生活。
9岁那年回到广东,家住广州市。她进了广州培道学校读书,在广州市度过整个少年时期。1924年,16岁的胡瑞华随家人从广州迁回上海。由于她从小爱好戏剧艺术,又碰上中国电影开创期一个极好的机遇,她便决心投身于新兴的电影艺术事业。
1924年初,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牌式的作品《孤儿救祖记》在上海公演,这部片深深地打动了前来观看的每一位观众,这其中包括年仅16岁的胡蝶。胡蝶受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事业吸引,投考了由顾肯夫等创办的中国第一家电影学校——上海中华电影学校,成为首届训练班学员。
考入影校后,胡蝶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戏剧、电影理论和表演方面的课程,她尤其喜欢表演课程,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去钻研表演,在洪琛、汪煦昌、陈寿荫等一批电影名家的指导下,很快便显露出超常的才华。翌年,即应邀参加了徐欣夫导演,张织云、王元龙主演的《战功》一片的拍摄,随即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电影演员生涯。
1908年,胡蝶出生在上海提篮桥怡和码头附近的辅庆里。当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先后“驾崩”,末代皇帝宣统即位。后来胡蝶的母亲还常说:“这丫头就是老佛爷和皇上驾崩那年生的。”
父亲任京奉铁路总稽查,胡蝶从小跟着父亲“跑铁路”。每到一地,为了能尽快找到小伙伴,她常常模仿当地人口音。幼年的胡蝶对语音极为敏感,这对她以后踏上戏剧之路带来帮助。母亲出生在大家庭,受教育不多,却很懂得为人处事,胡蝶在《回忆录》中提到,“她常教育我:‘你要别人待你好,首先你要待人好。
’她没有能说出长篇的大道理,但是这句含有哲理、朴实无华的话使我一生受用。当我步入影坛,她又告诫我:‘凡事不要争先,要退后一步,勤勤恳恳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 ”(《胡蝶回忆录》,胡蝶口述,刘慧琴整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
胡蝶有一女胡友松,为民国副总统李宗仁的第三任妻子。
演艺经历
胡蝶16岁时,全家返回上海。这一年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电影演员训练学校——中华电影学校,实际这只能算得上演员短训班,对入学条件无严格限制,学时半年,学费低廉,不过教学严格,学生每周能在上海大戏院免费观摩两部西方电影。
著名编剧和导演洪深负责教授表演课。报考中华电影学校时,胡蝶想给自己取个艺名。她原名胡瑞华,考虑改名“胡琴”,转念一想,胡琴岂不是整天让人拉来拉去吗?也不知哪来的一下灵感,脑子里浮现出‘蝴蝶’二字,“蝴”与“胡”谐音,当个“蝴蝶”可以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
学习结业后,胡蝶在大中华影片公司的《战功》一片中出演配角,接着在友联公司的《秋扇怨》中升任主演,绽放着两个甜甜的酒窝,胡蝶开始崭露头角。翌年,胡蝶和天一公司签订了两年合同,拍摄了《白蛇传》、《孟姜女》、《珍珠塔》、《儿女英雄传》等十余部影片。
天一公司老板是邵醉翁,成立初期拍摄题材以民间故事为主,这些影片受到老百姓欢迎,但不受知识界关注,因而胡蝶在天一公司时期没多少发挥余地,两年后,她“跳槽”到明星公司,才开始大放光芒。
胡蝶相继在友联、天一等影片公司主演《秋扇怨》、《梁祝痛史》、《铁扇公主》等二十余部古装片。1928年入明星影片公司,曾主演《白云塔》、《火烧红莲寺》、《啼笑因缘》、《空谷兰》等影片。
1933年主演中国第一部蜡盘配音片《歌女红牡丹》,她把一个忍受丈夫虐待与压榨而毫无反抗、心地善良又有几分愚昧的女性刻画得相当成功。在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中,她塑造的秀娟不但富有反抗精神,而且内心世界十分丰富,受到好评。她主演的《姊妹花》是她表演艺术的高峰。在影片中,她一人饰演有着不同生活道路
的双胞胎姐妹大宝、二宝,把两个身份悬殊、性格各异的女性刻画得非常成功。这部影片三十年代在国内打破国产影片有史以来上座率的最高纪录,后来到东南亚、日本、西欧诸国演出,也大获好评。[2]
胡蝶当之无愧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女神,也是明星公司的头牌代表[3] 。胡蝶人生彪悍的不需要解释。职场上压制住了宿敌阮玲玉,情场上更是斩获无数,有诗为证,“赵四风流朱五狂,偏偏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3] ”。红颜祸水,亡国妖姬,各种成语,蝴蝶姐姐都当之无愧[3] 。胡蝶的绝技是一口软糯清甜的江苏国语,姐姐一开口,听的人骨头都酥了[3] 。
《白云塔》是胡蝶进入明星公司演出的第一部影片,另一位女主演是阮玲玉。片中胡蝶曾反串翩翩公子,鼻梁上架一副圆边眼镜,阮玲玉演一个小鸟依人却行为不端的小姐,这是二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合作,遗憾拷贝今已散失。
摄影场的胡蝶以“听话”著称,她很听导演的话,也很敬业,演戏严谨认真,深得明星公司三巨头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的赏识与喜爱。电影圈是个是非之地,胡蝶时时都很注意自己,力求给人以无懈可击的印象。
民国胡蝶
不过麻烦有时会自己找上门来。1931年东北爆发“九·一八”事变,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刊出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作的打油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诗中影射张学良因和胡蝶跳舞而不顾抗日,一时流言纷至。
此时胡蝶正随明星公司在北平拍摄《自由之花》等片外景,气愤的市民找到片场,声讨胡蝶“红颜祸国”。胡蝶返回上海,在《申报》刊登启事辟谣,张石川、洪深、龚稼农等明星公司演职员也在报上为胡蝶作证。
梅兰芳还出面表示,九月十八日晚张学良将军来看他的戏,言下之意将军与胡蝶跳舞乃无稽之谈。后来有消息披露是日本通讯社造谣中伤张学良,马君武激于义愤,未经查实将胡蝶也牵连进去。
正当胡蝶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东北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伴随着战争而
来的是她和张学良的“跳舞事件”。当时胡蝶正随剧组赴北平拍摄《自由之花》、《落霞孤鹜》和《啼笑因缘》的外景。为将中国人民的怒火转移到对张学良的怨恨上来,日本通讯社四处散布“九一八”之夜张学良与红粉佳人胡蝶欢歌共舞的谣言,致使舆论四起,上海《时事新报》还刊出了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作的打油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这首诗很快不迳而飞,一时之间胡蝶成了“红颜祸水”的代名词。
尽管事后胡蝶在报上辟谣,不少人仍将信将疑,这件事成为伴随胡蝶一生的阴影,她终生耿耿于怀,后来在她晚年的回忆录中,还发出这样的感叹:“该结束这段莫须有的公案了吧?”。[4]
1937年11月上海失守。不久,明星公司在上海枫林桥的总厂被日军占领,明星公司从此不复存在。此时丈夫潘有声已在香港发展事业,于是胡蝶携同家人避居香港。胡蝶和潘有声度过了一段堪称幸福的生活。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政府、驻港英军向日本华南派遣军总司令酒井隆中将投降。为了表达自己对残暴日军的反抗,她把香港投降日称之为又一个“蝶耻日”。日军占据香港后中,为了利用中国名人出面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达到欺骗世界舆论的卑鄙目的,一方面对香港百姓凶残肆虐,一面又对匿居在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施以怀柔政策。
日方曾重金邀请胡蝶出演《胡蝶游东京》,但被她以自己已经息影,而且有了身孕,短期内无法再现银幕为由,严正拒绝。
1942年,胡蝶夫妇领着两个年幼的儿女,跟随游击队艰难跋涉20多天,终于回到广东曲江。1942年11月24日到达陪都重庆。到重庆不久,她就被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所控制,成为他的情妇,没能再拍电影。直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空难丧生,胡蝶才获得自由,再次迁居香港。
感情生活
在友联公司拍摄《秋扇怨》时,胡蝶和片中男主演林雪怀相识恋爱,1927年3月22日两人举行隆重的订婚仪式,众多朋友前来道贺。此后胡蝶的电影事业不断精进成为上海滩头号女明星,林雪怀却在影坛日趋没落,胡蝶自筹一笔钱,给林雪怀
在四川路上开设一家胡蝶百货商店,林雪怀经营不善,差不多把资本耗尽,而且行事日益荒唐。这时,一个叫潘有声的男人出现在胡蝶生活中,他在洋行做事,有事业心,为人持重,胡蝶的情感天平渐渐离开未婚夫倾向潘有声。胡蝶与林雪怀从订婚到解除婚约,可谓满城风雨,还闹上法庭。
不久林雪怀与他人结婚,就在胡蝶游欧之际,林雪怀转辗各地就医无效,旋即病故。潘有声原有结发之妻,还有女儿,为了胡蝶,他抛妻别女。经过马拉松式的恋爱,1935年11月23日,胡蝶潘有声热热闹闹办了喜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胡蝶与潘有声及家人离开上海到香港避难。1941年底,香港沦陷,胡蝶举家迁往大后方,在重庆时,传出胡蝶被戴笠软禁霸占。
戴笠是登徒子之流,在他手里不知糟蹋了多少女性。这时,他爱上了胡蝶,软硬兼施,终于把她占为己有。在这之中,戴笠钻了一个空子。原来,日本军队占领香港后,胡蝶因不想躲来躲去,疲于奔命,打算滞留在香港。不料日本人却找上门来,邀她赴东京拍一部《胡蝶游东京》的影片,宣扬所谓“中日友善”思想。
胡蝶这才意识到继续留港的严重性,决定绕道回内地。行前,胡蝶夫妇将历年积存的财物装成30只箱子,托当时在香港秘密负责接送工作的杨惠敏女士代运回国。不料,当胡蝶夫妇抵达广东韶关时,却得到30箱财物在东江被劫的消息。
胡蝶失宝,极为伤心,但戴笠却喜之不尽,认为是天赐良机。为了赢得胡蝶的好感,戴笠先是百般安慰,然后又信誓旦旦地保证要破案。于是他将杨惠敏和她的未婚夫有抓来严刑拷打,杨慧敏就是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时送国旗的那位英勇女童子军,由于这件事情被戴笠关押了四年半之久,直到戴笠死之后才迫于舆论压力被释放,导致宋庆龄资助其出国深造不能成行。
可以说是蝴蝶害了杨慧敏一生。得知的确是土匪抢劫之后,又派一批强干的办案人员赴广东全力侦破劫案。由于兵荒马乱,劫匪如麻,任凭有通天之能,此案也无法侦破。
戴笠情急之中心生一计,按胡蝶开的丢失珠宝、衣物的账单,派人去外国购置,然后谎说是追回了一部分财物。胡蝶是见过世面的人,一看这些“追回”的珠宝,衣物虽不是原物,但款色更新,价值更贵,于是对戴笠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1943年,戴笠和胡蝶同居于中美合作所内的杨家山公馆,布置得相当豪华。
但胡蝶还是讨厌这个地方,屋前是山,屋后是山,连一个供散步的花园也没有。戴笠听见胡蝶这样一讲,立即下令在公馆前速造一所大花园,限一个月内完成。戴笠还亲自设计,在斜坡上用石块镶成了“喜”和“寿”两个大字,空隙处栽上各种奇花异草。据说,仅花卉和树木一项,就花去了法币一万多元。
胡蝶与戴笠同居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所以一天到晚总是郁郁不乐。戴笠是个杀人魔王,他要杀死一个人,比踩死一个蚂蚁还容易。因此,胡蝶表面上不得不应他,心中却在思念自己的丈夫潘有声。而戴笠为了霸占胡蝶,特地送给潘有声一张特别通行证,让他在滇缅公路上运输货物,通行无阻。因而潘有声行踪不定,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使戴笠有机可乘。
戴笠为博得胡蝶的欢心,想方设法在生活上满足她。于是在附近的神仙洞畔,又造了一所更华丽的公馆,作为他和胡蝶的新居。为了使胡蝶不爬坡,把平坦的马路一直修到胡蝶的房门口。戴笠的部下沈醉为了讨好她,采用强制的办法,逼迫工人们通宵达旦地赶工。
因为疲劳过度,精力不集中,3名石匠被砸死,12名工匠被砸成重伤,轻伤则天天不断。潘有声从外地归来,得知娇妻已被“鸠占鹊巢”,当时非常恼火,就直奔中二路罗家湾19号军统局本部,但连去几次,都吃了闭门羹,又打听不出胡蝶的住所。
有一天,他正在皇后饭店生闷气,戴笠的秘书王汉光去找了他,明确指出:“你要把胡蝶女士带回去,这点万万做不到,你还是拿些钱,做个官算了,聪明人不吃眼前亏。”潘有声知道鸡蛋碰不过石头,就独个悻悻回到了上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戴笠准备与胡蝶正式结婚,嘱咐胡蝶飞往上海,先与潘有声办理离婚手续。潘有声迫于权势,同意与胡蝶解除婚姻关系。胡蝶掉着眼泪对丈夫说:“姓戴的只能霸占我的身体,却霸占不了我的心。有声,我的心永远属于你。”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于南京近郊,与胡蝶结婚即刻成为泡影。以后,胡蝶便与潘有声一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了。
晚年生活
1946年,胡蝶为香港大中华公司拍摄了《某夫人》、《锦绣天堂》等片。这期间,如何安抚丈夫潘有声,如何应对戴笠,都非常之难。胡蝶需要的不仅是智慧,还有坚韧,和不得已的委曲求全。面临难关,身陷飞短流长,胡蝶没有像阮玲玉一样选择一条不归路,可能因为有家庭的支撑,她不至于像阮玲玉那么绝望无助。
抗战胜利后第二年,胡蝶一家又迁居香港。拍电影之余,胡蝶帮助丈夫潘有声开了一家暖瓶厂,生产蝴蝶牌暖水瓶,后来,潘有声身患癌症,临去世前,所办暖瓶厂和一家洋行已形同倒闭。1949年潘有声逝世后,胡蝶停止拍片10年之久。
直到1959年,她应邵氏公司之请重下银海,在香港、台湾先后拍摄了《街童》、《两个女性》、《后门》等片,其中以《后门》一片最为出色。它是一部伦理教育片,由著名导演李翰祥执导,胡蝶在片中扮演女主角徐太太。她炉火纯青的演技,得到行家们一致的赞赏。
1960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七届亚洲电影节上,《后门》获得最佳影片金禾奖,胡蝶获得最佳女主角奖。同年,该片再获日本文部大臣颁赠的最佳电影奖。52岁的胡蝶跃登“亚洲影后”的宝座。
1966年,胡蝶参加了《明月几时圆》、《塔里的女人》两片拍摄之后,正式退出了影坛。在台湾住了几年后,于1975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1989年4月23日,胡蝶因中风并发心脏病在温哥华病逝,临终前留下最后一句话:“胡蝶(蝴蝶)要飞走了!”
人物评价
胡蝶是中国早期影坛最灿烂的明星,是家喻户晓的“电影皇后”。胡蝶与阮玲玉名声相当,可结局大异。阮玲玉在电影事业的盛年戛然作别,胡蝶则有着长久的艺术生命。阮玲玉以决绝的方式表达了所遭难堪与委屈;胡蝶一生同样有过进退维谷的窘境甚而险境,但她展现给人的始终是深深的酒窝,含蓄的笑意。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阮玲玉、胡蝶、周璇等明星范儿成了那个时代最高的审美标准,她们的明星气质有了强烈的示范意义。于是,名妓花魁时代日益衰落,代之兴起的是一代上海滩上具有摩登色彩的名媛贵妇,也带领上海也进入交际花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