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宝珍银行 董宝珍:和银监会朋友交流银行和中国股市

我在过去的几个月连续写了《银行是白酒之后新的安全边际群落》,文章发表后我的朋友对文中的一些思想比较认同,认为我写出了前瞻性。我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告诉朋友:“我是在2016年8月才搞清楚什么是m1什么是m2的!

对宏观非常不了解的,虽然我正在疯狂的补习相应知识。”朋友说:“那好办!我帮你联系一下我的同学,我的同学在中国银监会工作,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最便利、最权威的渠道。”2016年11月25日,朋友邀请我和他就职于中国银监会的朋友一起去聚餐聊天,共同讨论中国银行业的未来。

我们在6点半见面,寒暄落座后,直入主题,展开了关于中国银行业和中国股市的交流和讨论。银监会朋友非常坦诚、直率、善于思考、学识渊博,使得这次讨论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记录下来,以下是我所做的记录。

银监会朋友:“分析任何问题都要考察背景和历史脉络,我们研究银行不能把眼睛紧盯在具体问题上。中国银行业是中国的银行,受到中国国情、政情的约束和影响。在研究中国银行的过程中,要有一大半的精力关注中国的国情,以及中国的银行体系在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中的特殊作用。如果只盯着银行,盯着银行的报表,盯着银行的具体经营就永远理解不了中国银行。”

董宝珍:“是啊!几年前,外国研究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在银行的负债额高达9万亿,将有可能拖垮银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坏账是中国银行业长期被看空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个问题到今天也从未表现任何风险征兆,今天研究者也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银监会朋友:“这是因为研究者在作出判断时没有看到国情,他们只是看到了地方政府有9万亿的融资负债,相比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负债太高。可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是一种一体化的关系,很类似于分公司和总公司的关系,分公司所欠的任何债务最终总公司是有责任的。

在研究中国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的时候,不能只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要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视为是同一个整体。西方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是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如果地方政府还不起债,地方政府宣布破产,作为母公司的中央政府没有任何责任,母公司的中央政府没有任何义务为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这就是研究者在几年前误判的根本原因,他们根本没有研究中国的国情,没有研究中国中央地方政府的相互关系,就认为地方政府借了钱,地方财政收入很有限,所以地方政府就一定会拖死银行。

这个认知在美国或者在其他西方国家都是对的,因为他们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基本上是两个独立的主体,互不隶属,互不承担责任。他们认为中国也是这样。银行当然是一个企业,但是银行是特殊的企业,银行这个特殊的企业与国家的政治有密切的联系。”

我为者振聋发聩的观点所吸引!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在茅台研究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所谓行业专家们,他们研究问题上表现出的线性僵化思维现象,他们把肠子理解为一个直通道,吃进去的东西不经过任何变化直接排出来了,事实上肠子是蜿蜒曲折的,在肠子里的食物发生了复杂的化学变化,肠子从输入到输出有极其复杂的变化,不是那么简单机械的线性过程。

为此我说道。董宝珍:“抽象到普遍的一般原理,作为一个研究者、作为一个投资者,在研究任何具体问题的时候确实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所研究问题的背景上,理解不了背景就理解不了背景下展现出来的具体事情。

我们看到的具体事情,大部分情况下是冰山的一角,显露在海平面的冰山的一角因为容易被我们看到,我们常常误以为这一角是冰山的全部!研究冰山主要不是研究你看见的那一部分,而是研究看不见的那一部分,在银行的财务报表中是看不见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和国情,你需要自己补充上这些东西。”

银监会朋友:“你说的非常对!一个事情展现出来的现象绝不是孤立的,它是在一个确定的长期脉络下的延续,它有深刻背景的,还受到长期存在的基本脉络的影响。我看过你关于茅台和中国白酒的研究,你的那些研究完全不停留在现象层面,而是寻找一种深层次的逻辑和基础发展脉络,你用深层逻辑和基础脉络进行了预判,事实证明这种思维方式是非常正确的。

我知道你喜欢研究问题,且正在研究银行,你一定要记住研究银行的过程中绝对不能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割裂,绝对不能把背景和表象割裂,这是特别要提醒你的。”

董宝珍:“我被这振聋发聩的观点所吸引!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在茅台研究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专家们研究问题上,表现出的线性僵化思维现象,他们认为反腐导致三公需求消失,所以再也没有新的需求产生了,茅台没有市场了要完蛋了!

他们没有变化的观念,没有辩证发展的观念,只有就事论事,只有表面看问题。他们把肠子理解为一个直通道,吃进去的东西不经过任何变化直接排出来了,事实上肠子是蜿蜒曲折的,在肠子里的食物发生了复杂的化学变化,肠子从输入到输出有极其复杂的变化,不是那么简单机械的线性过程。”

室内热气腾腾的饭菜已经让位于更热气腾腾的交流和讨论。佳肴美酒和推心置腹的交流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让彼此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受!

银监会朋友:银行的坏账率是动态变化的,从客观上看中国银行业目前的坏账率确实挺高,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机械地看待这个问题,因为银行坏账规模很大,所以认为中国银行业遇到了永远克服不了的问题,从此就被这个问题卡在这里不能前进了,不是这样的!

银行的坏账率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动态性与经济环境紧密关联,于社会大众、经济界的心理和预期有密切关系,甚至与股市的涨跌有密切关系。假如,在银行不良贷款高企的情况下,人们预期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持续恶化,这个时候坏账率会更快的速度恶化,假如在坏账率已经大规模出现之后,社会经济被有效的扭转到适当的复苏,尤其是社会经济层面的心理和预期发生积极变化,那么坏账率就会减少,因为坏账率计算公式的分子上是坏账规模,分母上是贷款额,在经济复苏人们有信心的时候,经济活动就会强化和增加,这个时候分母就会扩大,从而导致分子即便不减少坏账率也会下来。

另外,当经济复苏人们信心恢复的时候,经济活动活跃,过去很多的坏账能够变成非坏账。

董宝珍:坏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经济和心理预期密切关联的,让我想起我们在研究有关问题时体会到的,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不是完全客观的。我们认为经济活动是一个完全的客观的过程,实际上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一切有人参与的活动都包含了人的心理和预期。

从来没有绝对的客观基本面,除非经济活动是在机器人之间展开!当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心理预期变得乐观的时候,就会导致经济更活跃。以资本市场为例,基本面作为资本市场的基础,其实基本面本身也包含着人们的预期,资本市场的价格是对包含着心理和预期的基本面的二次预期,资本市场放大了预期,被放大的预期反过来会影响基本面。

如果资本市场长期低迷,银行的坏账率会提升,当资本市场复苏的时候,投资人的心理乐观会影响到经济基本面。

过去几年,中国资本市场持续低迷,中国基本面因为受资本市场的影响也活力不足。由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过渡期间,因此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是改变预期中,各种改变预期的手段中,让股市上涨是一个重要的便捷的方式,经济复苏也需要资本市场活跃,中国股市本身低估,同时推动股市恢复合理估值水平,也是股市的内在需要,综合因素作用下,中国资本市场可能会先基本面复苏。

资本市场的复苏会扩大直接融资比例促进基本面复苏,国家提出的债转股解决高负债率问题,客观上更需要资本市场复苏,因此资本市场的复苏在逻辑上是非常真实的。

银监会朋友拿起了一支筷子,摆了一个向下倾斜的姿势说道:

“如果经济、股市像这个筷子一样持续低迷的向下走,那么大家的预期都很悲观,就没有人在实体经济里面投资,在资本市场也没有人愿意买股。于是形成了恶性悲观又悲观的循环。说到这儿银监会朋友再次把筷子反转了一下,让筷子展现出一个向上攀升的姿态说道:

如果经济基本面和股市出现了向上的走势之后,投资会活跃,资本市场会活跃。投资和资本市场的双活跃带动社会预期的乐观化,社会预期的乐观就会强有力拉动基本面,就会降低坏账率。我们的政府常常强调中国经济将走出L形的观点,这个说法就不利于预期的乐观L型底部盘得特别长,那么很多人就想既然底部盘整是L型的,那我就等两年再投资,等它向上攀升的时候我在投资,所以从预期引导的角度上,强调中国经济是L型走势是有一点问题的。

你认为中国经济是L型走势,人们接受到这个观念之后就会等待最佳的拐点再来投资,从而复苏走势就实现不了。实际上经济周期波动两端,低点和高点,都不是由客观的经济因素决定的,那两个端点都是预期都是人的心理和情绪,所以经济活动永远没有办法和心理和情绪脱离,我们必须干预引导预期和情绪。基本面中客观上就包含着相当一部分心理和情绪,所以干涉的心理和情绪其实就是扭转基本面。”

董宝珍:“李克强政府以来,中国股市就从来没有为中国经济贡献过正能量,一直低迷,2015年的上涨又制造了一波风波。持续的股市下跌不利于股市,疯牛更不利于经济。中国需要慢牛,目前看这个慢牛已经开始。当前由于基本上经济已经触底,大宗商品已经开始反转,GDP增速已经稳定,银行坏账率增速已经下降。

因此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股市走牛的逻辑条件,当下的中国股市就相当于09年的纳斯达克和道琼斯的位置,之后的几年将会在中国走出类似于道琼斯的慢牛长牛走势。”

我们的谈话让时间过得飞快,窗外冬天的晚风吹动参天的槐树,树影婆娑的背后月亮已经升的很高很高了!但大家的谈兴不仅不减,而且交流的更加深入!不知不觉中银行业利息差持续降低,会不会影响银行的成长变成了交流的主题

银监会朋友:“每年人大代表,政协代表都提出融资难融资贵,我们作为银监会工作人员每年回答代表的提问,我多次跟代表说过一个思想,中国确实融资难融资贵利息高,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中国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想尽一切办法改变和改善总是改不了融资难,融资贵利息总是降不下来呢!

?这个根本不是银行的问题,而是中国全社会信誉基础非常之差,我们中国的信用基础就像一个沙滩,银行是一个建筑,它的根基是非常脆弱的,经过了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导致中国现在全社会缺少信誉,在全社会信誉差的情况下,企业贷款的利息其实是对信誉质量差的一种补偿,某个企业信誉好,但因为有很多贷款者没信誉,有信誉的企业必须替他支付高利息。

贷款贵的深层原因是全社会的信誉水平低,它是一个社会问题,他是长期以来社会道德下降,互相欺骗不重视信誉的结果,银行单方面是改变不了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饭都吃不上的基础上展开的,当时邓小平没有条件去进行基础建设,邓小平的改革一开始只能顾得了吃饭,我们吃得起饭的时候,我们还发现我们的住房也不行,我们的交通方式也不行,所以几十年下来,我们一直在解决物质层面的落后,这几十年改革开放,我们一方面在物质层面突飞猛进,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基础的制度信誉层面实际上变化并不大。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社会经过漫长的时间,短期不能解决!”

我和朋友静静地听着!银监会朋友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接着说:

“我们看到中国的基础制度和信誉状况存在问题,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假如我们努力解决了这些问题,就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动力,中国确实很多基础的东西都没有,这常常让人感很悲观。但是,同一事情站在积极的角度上就是另一番景象,过去三十年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其实是在一条腿走路情况下取得的,中国用一条腿走路就跑出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如果我们另一条腿的潜能释放出来两条腿一起走路,我们所能达到的发展程度是不可想象的。

我自己是积极乐观的,我觉得所有的基础性缺失都是可以建立的,而且一旦建立就必然释放出巨大的力量。”

董宝珍:“在过去的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社会舆论出现了一种潮流,相信一种外来消息,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看不到积极因素。这种社会心理习惯造成了人们对社会经济定性和把握的错误,其实,中国政府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的总管,他所掌握的信息、对经济的判断的客观性是非常强的,没有人比中国政府更清楚中国的经济状况。

过去几年,中国政府明确强调中国经济不会大起大落,不会出现严重的衰退,所有的这些观点都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和接受,实际上社会认同和接受的那些观点其实都经不起推敲。

由于,社会大众认同来路不明的消息造成的错误判断导致了很大的投资机会。2015年国际投资银行集中火力发布研究报告认为,巴西的银行业已经从内部烂掉了,必定发生重大危机。

膜拜于国际投资银行脚下的投资人被这一消息吓得魂飞魄散。于是巴西的银行股持续大幅下跌,然而进入2016年,当国际投资银行再次看空巴西的时候,巴西银行股拒绝下跌一个鲤鱼打挺短短半年多涨了一倍。

投资人要相信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如果确实精力时间不足,也不要相信那些离中国十万八千里的所谓国际投资银行,他们不懂中国,他们幼稚地认为中国的银行跟他们在美国、欧洲所熟悉的银行是一样的。他们对中国银行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完全无知。他们拿着自己最熟悉的教科书否定一切特殊性。中国股市因为一系列的远道来念经和尚的言论过度低估,现在一切都该结束了,估值修复已经开始,慢牛已经开始。。。。”

当我们还要讨论下去时,传来敲门声。服务于礼貌地通知我们“现在已经10点!”所有的人都感到奇怪,怎么这么快就到10点!不得已我们把最后没有来得及说完的话,放在离开餐馆的路上。。。。。

在回来之后,我回想了与银监会朋友整个交流过程,深切的感受到银监会朋友贯穿始终的观点是:“中国银行业将会持续的蓬勃发展,根本不存在任何可以使中国银行业停滞和遭遇重大危机的可能性。”资本市场包括社会各界所担心的然后银行业衰退的重大危机,在银监会朋友的眼里根本就不存在。

某些所谓的危机和挑战根本就不值得讨论,比如银监会朋友说:“认为互联网金融会颠覆传统银行,这是不可能的!互联网金融只相当于是电脑上的应用程序,银行相当于电脑上Windows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在功能强大也不会把电脑上的基础操作系统给毁灭了,应用程序的运行是依赖于基础操作软件的。”

中国银行业将会持续的蓬勃发展,这是银监会朋友整个三个半小时的长谈最重要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