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孙立平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评价利益关系
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把最近我关于和谐社会构建问题的一些想法给各位作一个汇报,这里我大致想讲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于协调利益关系。
怎么来理解构建和谐社会,其重点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最近几年,中央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念,比如说“三个代表”、科学发展现、和谐社会,到2005年进入“十一五”规划时又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去年年初,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按我个人的理解,这样的一些理念实际上体现了关于我们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思路的变化,这样的变化现在可能还只是一个开始,今后三年、五年的时间里可能我们会更深刻的体会这种变化的发展。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转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也是必然的。中国经过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经济和社会的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把过去这三十年快速的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好地用来改进民生,更好地用来促进社会的进步,已经是越来越现实的课题了。
这里我想就社会发展中的几个重要理念谈谈个人的看法。
可能有的同志会说,这些理念都已经提出这么长的时间了,学习也学习过无数次了,还需要谈这个理念本身吗?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因为这三个理念具有不同的内涵、重点及其提出背景。
首先提出的是“三个代表”。我觉得“三个代表”有一个重点。它要解决的重点是党的定位和合法性基础问题,更确切的说是通过理顺党和社会各个主要阶层、各个主要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来解决党的定位和合法性基础问题。“三个代表”的提出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理由,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从社会结构的角度上来说是一个结构不断分化的过程,是不同的各种社会利益主体在形成的过程。
在这个时候怎么处理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关涉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问题。
这个利益有其独特性,利益它可能是互相矛盾的、互相冲突的,但是它只要是合法的可能都是正当的,比如房地产当中有卖方和买方间的利益关系。在这种情况什么是代表?我觉得什么都不代表就是代表,就是说我不是站在你哪一方的利益上,而是说站在一个超越的位置上来协调这种利益关系,这才是真正的代表。
第二个是科学发展观。我觉得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问题。这个问题开始的时候提出来比较笼统,也比较抽象。科学发展观,怎么个科学法?但是后来到“十一五”规划制定的时候提出转变增长方式,我觉得这个问题具体化了。
第三个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虽然也涉及到广泛的内容,但是我觉得它的关键是解决社会当中的利益关系的协调问题,解决至少是缓解和利益关系不协调相联系的一些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和谐社会中最重要的内容。去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构建和谐社会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
当然,对社会发展理念的理解是一回事,真正能够在实践当中把它落实是另外一回事,尤其就和谐社会这个理念来说,我觉得落实更是艰难。在十六届六中全之后,不同的部门也曾经派出过一些调查组来检查全会精神的落实情况。
大家回来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如何真正在工作当中落实它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和谐社会很特殊,特殊在什么地方?尤其和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相比,经济发展是硬、和谐社会是软,发展经济是实的、和谐社会建设是虚。
而且这两者之间我们不能否认,有时候在实践上是不完全一致的。和谐社会要真正的落到实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和谐社会构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这两者之间究竟怎么能够协调起来。
构建和谐社会不能忽视制度安排的关键作用。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讲构建和谐社会,但是我们的这些基层政府、地方政府更关心上项目,关心老百姓的收入有没有像关心上项目一样的关心呢?我们经常在报纸、网络上,在各种媒体上看到的是,劳资之间一发生冲突,一屁股就坐在资本家那边了。
但是,你能一味地指责地方政府的官员吗?我觉得不能,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制度安排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税收制度,我们税制的一个特点就是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国家的税源主要来自生产环节,而不是消费环节的征税。
在这样的税制下,地方政府关心的是招商引资,而不是老百姓的购买力、老百姓的收入。但如果反过来的话,情况很有可能就不一样,你想让地方政府不关心老百姓的收入都不行,因为老百姓的收入和他的税收连在了一起。所以我想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机制或制度安排的问题。
二、利益关系调整与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问题是处理好利益关系。经济在九十年代的中期前后,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当时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或者说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制约因素,是财政问题,是资金的问题,资本的问题。
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看,谁能弄到钱,谁就发展起来,为什么广东能够成为中国第一波发展起来的地区,是因为广东解决了财政问题,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这是一个招商引资的时代。招商引资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还是解决钱的问题,但是这一点在九十年代的中后期发生了变化,从九十年代中期之后,钱的重要性下降了,市场成为了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可以说解决了一个问题,生产能力问题。生产能力问题我觉得现在已经不用政府管了。企业完全能够解决生产能力的问题,比如说DVD产业的变化就是这种情况。现在一个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产品市场的问题。
过去,我们经济的增长模式中,一个主要的支持力量是出口。但是,出口增长总有一个饱和度。而且大规模的出口也容易带来他国针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问题。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可能现在稍微超前一点,招商引资的时代即将过去,开拓市场的时代即将到来。
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有效内需不足一直是困扰我国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却不是很深入。在我看来,讨论中国的需求问题、市场的问题,有一个更深的背景需要把握。我把它叫做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我们现在的经济大致和西方30年代大萧条之前的情况非常相近,生产的过剩是主要的问题。
我觉得1935年有两个事情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是美国通过了《社会保险法案》,这个法案就是搞社会保障,建立福利国家。我们现在还有这样一种误念认为,搞福利国家制度,总得是经济非常繁荣,政府的财政收入多得不得了,政府手里的钱都多得花不出去,这时候才能搞社会保障。
1935年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完全从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中走出来,它搞社会保障、搞福利国家。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大量的耐用消费品被生产出来,人们却没有购买力。
而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却可以免除人门的后顾之忧,释放人们的消费能力,从而为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条件。第二件事情是同样在1935年,美国通过了《全国劳工关系法案》,用来规范劳资关系。这个法案主旨就是保护劳动力,特别是赋予工会和企业讨价还价的权利。
这个时候你看,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增加很快,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它不是自动到来的,这是行使其权利的结果。通过社会保障与劳动者保护,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办法,美国新生出了中产阶层并进入了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个过程对我们今天是非常有启示的。
和谐社会不是一个轻飘飘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要解决社会当中的利益关系、利益结构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直接和内需、市场相联系。我们要总结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扩大内需的经验教训,寻找新的思路,扩大新的内需的思路,而这个思路是和构建和谐社会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扩大内需,我觉得需要反思。当时扩大内需主要是两个思路,一个是政府增加支出,甚至不惜以财政赤字搞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政府支出,扩大内需的思路理论上讲是对的,但在实践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体制的某些缺陷容易造成政府支出的低效率、浪费甚至是贪污腐败;第二则是存在着资源投向的失衡。资源主要向大城市聚集,使得九十年代中后期城乡之间差距、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差距拉大。
第二个思路是“赶储蓄出笼”。当时有学者和官员认为这边内需不足、市场疲软,另一边银行里却还有不少存款。于是,政府号召纠门花钱,并且通过降低利率和削减福利的办法,以扩大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央行连续7次大规模降息,并且开征利息税,但效果仍然欠佳,此外,政府推行削减福利的改革,比如说房改、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物价上涨等办法来让老百姓用钱,拉动内需。
我觉得“赶储蓄出笼”是非常短视、非常危险的动作。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存在银行里的钱仍然是应急钱和保命钱,而且人均储蓄并不多。按照我们通常的“二八开”说,我国银行里14万亿储蓄中,大约只有20%的数额为80%的并不富裕的城乡居民所有。
也就是说10.4亿人拥有存款2.8万亿元,人均不到2700元。所以,我觉得在实施这个政策的时候,有两个背景性问题不能忽视。一个背景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高度不健全,我们现在城市当中的社会保障覆盖面也就刚过50%,也就是说城市当中还有一半的人没有社会保障,那你还想把他存的这点钱赶出来,你又不给他社会保障,到时后他怎么办?第二个是相当被忽视的问题,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我们的社会迅速的老龄化,养老将是今后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所以我想讲的三条是,第一,防止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扩大内需。第二,防止用赶储蓄出笼的方式扩大内需。第三,防止用造成未来产能过剩的方式来扩大内需。这就提示我们要重新思考扩大内需的新思路。这个思路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和谐社会,就是要调整利益关系、调整利益格局,要使得群众的收入和购买力有实质性的增加,而不是仅仅来鼓励人们花钱消费,也就是说是一个富民的政策。
三、调整利益关系与优化社会结构。
这个问题,从前边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利益关系和经济增长、构建和谐社会是密切联系的。现在如果说市场、内需的问题是一个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瓶颈,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贫富差距过分悬殊会对这个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贫富差距我们过去更多的是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考虑,说贫富差距过大对老百姓的情绪有什么影响、对安定团结有什么影响,倒很少想一个问题,它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然后还有一些学者还在那闭着眼睛说,贫富差距大一点对经济增长有好处,我说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分析的说法,这个说法在九十年代中期如果说还能成立的话,到现在完全已经完全不是事实。
为什么?因为内需的问题、需求的问题、市场的问题突现出来了。如果一个社会,两极分化会形成一个什么局面呢?比如说,20%的富人拥有80%的社会财富,他们的需求无非是有了房子、车子、高档电器,这些需求很容易达到饱和。
即便是他们有对奢侈品的消费需求,但是这少部分人的消费需求与其他绝大多人的需求相比,在拉动内需的重要性上要小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从何而来?你的内需从何而来?如果说市场和内需决定了你未来的持久增长的动力的话,那么未来的经济持久增长的动力又从何而来?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利益关系的问题之所在。
2002年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十五届年会“中国日”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指出,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这个应当说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我们现在这个贫富差距在世界上来说是较靠前的位置,比西方发达国家、比亚洲的一些邻国都要高。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要正视这个事实,并积极寻求产生问题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
一是城乡差距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贫富差距这么大,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因素是城乡差距。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构建和谐社会当中把城乡统筹发展,包括去年的新农村建设放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我举一个数,整个世界平均城乡差距的数字基本上是1.
5:l,而我国目前城乡差距远高于这一数据。这其中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研究者认为我国的城乡差距2005年是3.22左右;中科院的测算数据是4.5;第三种说法最高是5.9倍。所以城乡差距是我们的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
二是贫富差距与结构分布合理。结构分布指的是一个社会当中的穷人和富人的分布组成。一个社会当中有多少穷人、多少富人,是怎么分布的。这个东西是很要命的东西。我们经常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算基尼系数也好、收入分配也好,贫富差距怎么比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国家还大呢?这社会主义不是白搞了吗?问题出在他的社会已经改变了,穷人成了少数,我们穷人还是多数。
社会发展的结构图比较典型的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富人只是极少数人,大部分是穷人。第二个是工业社会初期的,就是我们说的金字塔结构,它的意思是说富人比原来多了还是少数,穷人比原来少了还是多数。
第三个是当今发达国家的图形,穷人和富人都是少数,中间的中产阶级占大多数,叫橄榄结构。第四个是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图形,处在从第一个到第二个过渡的过程。我国社会当前的特殊的社会结构分布对产业发展、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都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
比如说,宏观的层面,中国的经济永远不变的现象是大起大落、忽冷忽热。然后我们怪政府调控不科学,调控的方法、手段不科学。政府也很委屈,政府说怎么不科学了,用劲稍微小一点调控不下来,用劲稍微大一点硬着陆。
你请一个经济学家,2003年7、8、9月份你请他来讲宏观经济形式,他一定会讲现在通货萎缩,经济过冷,需要宏观调控。2004年4、5月份你再请他讲,保证是现在经济过热,需要宏观调控,中间一年时间不到区别这么大,为什么?背后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完全怪政府是不对的,背后这样的结构就是这样大起大落。我有一次给一些企业家讲,他说,我们的感受比你还深,你是搞理论的,我们是经商的,中国不是过冷就是过热,中间忽冷忽热的没几天,就是你社会结构所造成的。
四、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
谈到收入差距的问题,人们心里都是一种沉重的感觉,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严重地不得了的事情。西方有些国家也存在收入差距的问题,但仍然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这里我们就涉及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即社会问题解决方式的基础,也就是说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社会性基础。
我国现在贫富差距失控主要就是因为解决这种问题的基础没有了。这一阶段应该说是比较关心贫富差距问题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和谐社会等民生问题。
你每年年底算一个账,这一年贫富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每年都是扩大而不是缩小,这就会失控。为什么失控?是因为你相当的一部分国民收入的分配处于一种非正常化的状态,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什么途径分到了谁的手里,尤其是国家不知道分到了谁的手里。
所以中央提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我觉得这个比其他都重要。只有规范了收入分配秩序,调控才有一个基础,因为要调控,用社会保障制度调控也好,用税收调控也好,无论用什么调控,你得知道收入是多少,收入分配得是规范的。我们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想调控贫富差距的时候,政府突然想起来,我分不清谁是穷人,谁是富人。于是,调控的措施就很难落实到人了。
这里我们进一步去引伸就会发现,社会当中很多的问题都与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相关了,一个是“社会的基础秩序”,一个是“不可治理状态”。现在中国社会中很多的现象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比如说收入分配不均,一边调控着它却一边不断扩大。国家通过个人所得税只能掌握工资收入,其他的收入则弄不清楚;比如说腐败的问题,靠正常的方式已经没办法发现,更谈不上有效地防腐了。这些事情,我觉得都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
当然,这绝对不是一个完全悲观的结论,乐观的结论在什么地方?你只要在能够有效解决的问题稍微做一点工作,事情就能够解决一半。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对现金管理制度,超过5000决钱的交易不允许现金结帐,必须得通过银行,事情解决一半了。
借助银行存款的实名制、交易的账目管理,很多腐败行为就能被有效制止,有可能使得腐败问题很大程度上从不可治理状态转入可治理状态。一个社会中有了很多这样的最基础的制度,它才能保证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行。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道德。尽管它听起来很虚,当年仍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我们现在一方面是基础制度的松懈、瓦解、不起作用,一方面道德底线又失守。道德底线的失守带给社会的将是灾乱性的问题。一个社会当中靠什么东西支撑,我觉得就是最基本的制度,道德的秩序,还有一个信用制度,这些东西混合起来形成的叫基础秩序。
这个基础秩序就有点像城市当中的基础设施一样,你平时可能都没怎么太注意它的存在,但没有这些东西,你就玩不转。我们的社会也应当有这样的一套基础设施,但我们现在这一套东西出了问题。所以,我讲重建基础秩序,它最起码可以使现在面对的很多不可治理的状态转变为可治理的状态,为治理提供一个可能性。
这实际上是一个理论问题,这叫制度是如何失败的。这里的制度是指社会中的具体制度。制度是要解决问题的,制度本身是一个规则,它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当你的制度不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制度的失败。制度为什么会失败,我们过去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什么呢?制度不完善、制度有空子、有漏洞。
假如一件事情做不好,我们现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几乎成了一个模式。为什么这个事情没做好?我们的制度还不健全、还存在着很多的空子和漏洞,今后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完善制度。
我们总结经验教训都是这个套路。这句话说起来没有错,但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有时候不在于制度本身,但制度本身需要完善,这是肯定的,而是能支撑制度有效运作的基础秩序完蛋了,这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一个制度不可能完善到尽善尽美,没有空子和漏洞的程度,如果真完善到这个程度,它的成本你也承担不起。所以,我们不仅要加强制度的建设,同时要重建这个基础秩序。(晋城开发区党工委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