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总理 总理遗言作者李君旭昨天去世 38年前周总理遗言内容始末揭露
昨天上午8时许,白石路上的杭州城东医院,李君旭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61岁。
38年前,23岁、还是杭汽轮机厂青年工人的李君旭做了一件惊天大事:炮制了一份“总理遗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在追悼会上致悼词。邓小平1975年1月临危受命,在周总理病重期间主持国务院工作,短短一年成效明显。那时候,“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活动正紧锣密鼓,“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烈,矛头直指邓小平。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一封“总理遗言”突然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开来。
“总理遗言”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
小超同志: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18
另一部分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几乎被人人抄录的著名的“总理遗言”。
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
我动一次手术以后,病情虽有短期的稳定,自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还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却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的国家和党掌握,是全国人民的莫大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以来,主席在遵义会议期间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再为主席分担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要多保重。
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年纪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要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保持革命的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搞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提口号要注意,要考虑到长远的影响,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将更大,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关于我的事,我向中央要求:
1. 我的病情发展概要,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2.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读悼词。
3. 骨灰不必保留,撒掉。
同志们,永别了!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周恩来
这份“总理遗言”,当年很多人在暗地里默默吟诵,流着热泪亲手抄写,全世界有130个国家电台和通讯社播发了“遗言”内容。
起初完全没人怀疑这份“遗言”的真实性,但两个多月后,“四人帮”发出紧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系伪造,是一份“反革命谣言”,作为特大案件由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彻底追查。追查的结果更加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份笔法老练逼真,造成了轰动性政治影响的“总理遗言”,竟然出自杭州汽轮机厂青年工人李君旭之手!
李君旭,浙江缙云人,出身真正的书香门第,父母均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国,分别担任浙江省第一医院院长和浙江医科大学教授。
李君旭从小就是老师和学生心目中的才子,他的作文常被语文老师当成范文在全班朗读,还获过全市小学生普通话比赛一等奖。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总理遗言’这场惊天大案的源头来自我和我哥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的邻居,那个在许多女生心中都曾掀起涟漪的风流才子蛐蛐儿……”袁敏在她的著作《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中写道。杭州人袁敏,著名出版人、文学期刊《江南》的主编,也是李君旭小学时的同班同学。
“‘蛐蛐儿’真名叫李君旭,一米八几的个儿,一头微卷的头发透着浓浓的儒雅和书卷气。他说话的声音很有磁性,令女孩子着迷。我和哥哥从小学开始就和他同班,那时候都作兴起绰号,叫他蛐蛐儿是否和夏日夜晚蛐蛐儿清脆动听的鸣叫声有关我已经记不得了……”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天气阴冷,飘着雪花。袁敏哥哥的同学“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于是,袁敏的哥哥、李君旭、阿斗、晨光等一帮年轻人集聚到“大耳朵”家,“大耳朵”从乡下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狗肉,大家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到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邓小平的名字,李君旭慷慨激昂地说:我要当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
袁敏的哥哥说:民众现在已经是一点即燃的干柴,缺的是点燃干柴的火星,我们是可以做火星的……
那一天他们聊得很晚,聊到周总理逝世前会不会留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的话总理会说到什么。
那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大家又集中到李君旭家聚会,在昏黄的灯光下,李君旭拿出两张薄薄的纸,上面是手写的“总理遗言”,李君旭平静地告诉小伙伴,这是他从别处抄来的。这些热血青年在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都埋头抄写起来。
抄录了“总理遗言”的几个人,无一例外都将它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速度再传给周围的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就这样,一份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二十三岁小工人之手的“总理遗言”,在很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传遍几乎整个中国。
“遗言”的出现成为当时的轰动新闻,被有关方面高度重视。纪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爆发后,“总理遗言案”作为头号反革命事件受到追查。
1976年5月5日,一辆吉普车开进杭州汽轮机厂,4名警察带走了正在上班的李君旭。
“总理遗言”案让很多人受到牵连。李君旭他们被公安局分为了两类,七个“要犯”被秘密送出杭州押往北京,另外五人被以同样隐秘的方式押往临安天目山。
5月27日,公安部经过一系列审查之后,李君旭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
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那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粉碎,李君旭炮制的《总理遗言》又被看作一篇勇敢表达全国人民心声的反对“四人帮”战斗檄文。
1977年年底,李君旭出狱,回到原单位杭州汽轮机厂。
公安部最终的复查结论里“积极反对‘四人帮’”的肯定,让他一时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和青年领袖,在杭州名声大振。后来,他先后担任过杭州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浙江日报》文教部副主任、《东方青年》总编辑等职务。
昨晚,袁敏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当年为了挖出李君旭背后更深的“主谋”,对他采用了刑讯逼供,用强光连续几天照射头部让他无法入睡,极其严重地摧残了李君旭的身体和精神。
在被关押北京的18个月里,李君旭因为严重失眠、精神崩溃开始服用安眠酮,逐渐形成了严重的药物依赖,几乎等同于毒瘾。
他时常会在众人面前突然摔倒,半夜还曾起来梦游,从天窗爬进自己的办公室,留下大脚印,然后第二天自己又去报案说屋里进了小偷……1980年代末的一天,他再次重重摔倒,头部淤血,手术失败,从此身体再也没有恢复正常。后来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妻子也离开他远赴异国。
即使这样,李君旭依然非常豁达乐观。
快报文体部主任朱晓东曾和李君旭有过多年交往,昨晚他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文学青年,李君旭是《东方青年》的总编,他对杭州的文学青年们特别友好。
朱晓东说,李君旭是个相当热情好玩的人,这么多年过去了,留在自己脑海里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笑声,那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哈哈大笑。
经过多年之后,又有一种说法,当年轰动一时的“总理遗言”,竟和爱情相关。
袁敏在她的著作中写道:
“失恋后产生的无名冲动和勇气,激发了蛐蛐儿潜意识中一直蛰伏着的想冲天而起一鸣惊人的深刻念头。他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给J看,向J和J周围的所有人证明自己并非庸人鼠辈……”
“大耳朵清楚地记得,后来被公安部定性为制造‘总理遗言’的‘反革命预谋会议’的‘狗肉聚会’上,蛐蛐儿进来时明显红肿的眼睛。大家都知道他刚和J见过面,那是J决定和蛐蛐儿分手的最后一次谈话。按我哥的说法,J和蛐蛐儿的分手就像在点燃的干柴上浇了一盆滚烫的油!而‘狗肉聚会’之后的一两天,震惊中外的‘总理遗言’就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