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夫人 李汉俊与中国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是作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走上政治舞台的,其重要发起人之一李汉俊在建党前后倾注大量时间和精力关注工人问题、研究工人运动、探索工人解放的理论,并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的指导。在他短暂一生中发表的著述、译文、演讲中,专门论述或涉及劳工问题的约占三分之一,这个比例充分显示他对工运的高度重视。

然而,在中共党内,他却被指责为反对工人运动的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本文将介绍李汉俊投身工人运动的思想基础、他对工人解放理论的宣传、以及他对工运的指导实践。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中国无产阶级特征的阐述,关于工会的组织步骤和任务以及工运策略的的意见。 (一)投身工人运动意识之由来

1890年,李汉俊出生于湖北潜江一个贫寒的耕读之家。父亲是教书先生,母亲务农兼持家务,他们时常接济乡里贫困农民并减免其子弟学费。少年时代曾随父读书、随母耕作的李汉俊耳濡目染,也对劳动人民充满崇敬与同情。

1902年他到武昌读新式小学堂,接触了一些现代科学知识;1904年他在其兄李书城的好友、湖北民族民主革命先驱吴禄祯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李书城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早在1903年曾撰文抨击对人民生活“祸患不相恤”、“惟一身一家是顾”的人生态度,指出“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而“今日之学生,即下等社会之指向针也,则对下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

”[1] 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浩然之气、以及不避艰险、勇于任事的态度和行为,深深地感染了李汉俊。

留学日本的十余年,使李汉俊的生活轨迹发生重大改变。明治维新以降,日本工业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也愈发明显。随着从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社会主义团体和政党于19世纪至20 世纪之交在日本开始成立。

在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中,马克思主义亦成为一些日本社会主义者研究和传播的对象。就在李抵日的1904年,《共产党宣言》被译为日文发表。对于他和许多同时代的留日学生来说,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与接受民主自由理念几乎同时。

虽然李在日本的高等学校和大学专攻工科,但对社会科学有着浓厚兴趣,并十分关注现实社会,特别留意日本舆论界关于劳工运动的报道。后来他曾谈到,日本“近一二年在产业界兴旺的时候,团体忽然丛生,步骤也能一致,…… 一因世界底新潮流底影响 ,二因国内底提倡,方才发生了阶级的觉悟。

”[2]除了一般的了解,他本人更结识了一些提倡废除阶级差别、承认劳工团体等从事解放运动的日本进步人物,[3]特别是新人会的发起人。新人会于1918年秋在东京帝国大学成立,被视为日本“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材培训中心”。[4]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特别主张脑力劳动者要协助体力劳动者。这使李萌发出重视劳工的最初意识。

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建立了据说是工人阶级的国家,同时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李汉俊因之看到,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已成为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5]1919年首届国际劳工大会召开,显示劳工问题在世界上受到空前重视。

在国内,“劳工神圣”的口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风行一时。五四运动中工人举行的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其社会地位的改善引起了各界的特别注意。李参与编辑的《星期评论》曾以很大篇幅讨论劳工问题。其主编戴季陶呼吁“把中国劳动者的地位改善问题拿来做一个民国九年的第一事业。”[6]

对李汉俊来说,劳工解放运动不仅是世界与中国的大环境和时势使然,更是中国本身社会改造的迫切需要。1918年末,李毕业归国后先居住于上海。在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中外资本家的乐园,他看到了地狱般的景象:“茫漫,褐灰色破烂衣服随风飘摇着的天空里,粪溺湘杂、疮毒满身似的黑地上,杂聚着些千鹑百结、皮黄肌瘦、污垢的群众,有的在道路上行走嘈杂,有的在太阳光里脱衣坐着捕虱,有的在房内清理布片,有的在污烂的被下作无力的呻吟,这种景象,大约谁也以为是地狱的景象,决不是人间所有的。

”[7]通过对贫民窟与高楼大厦的强烈对比,李看到了社会的极度不公:“劳动者是社会生活及文明之母,而由社会所受的报酬,还不及他们所应得的。

社会上有一种人因他们的劳动得以住大厦、着丽服、围以娇妻美妾、食必山珍海味、坐轻车、乘肥马,为图一时快乐不惜抛掷千金。而他们反食不能饱、衣不能暖,居不能避风雨,做一天工仅能保一天的生命,一失去了劳动机会,眼睁睁就有冻死、饿死的危险。”[8]

在祖国亲眼目睹与资本主义工业初期发展相伴而生的工人劳动与生活的非人化及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给李汉俊以强烈刺激,也成为他投身工人解放运动的直接动力。他在许多文章里表达了对工人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认识到工人“处在社会的弱者底境遇”,劳动者“也是人”,却过着“非人的生活”。

[9]他批评张东荪 “不以浅薄的工人苦痛说为立脚点”来反对资本主义之说,指出:“世界底劳动运动、社会运动都是因工人底苦痛而发生的。现在从事于这种运动的人也还是因工人底苦痛、因为要减少工人底痛苦”,而不是为趋附世界社会主义的大势。

[10]他知道,在欧美、日本等工业先进国家,在工人因无法忍受痛苦而反抗工厂主的同时,一些具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中上等阶层知识分子往往出于对劳工的悲惨境遇的人道主义同情和社会正义感从事劳工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改善,创立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11]

依照政治行为动力学的解释,一个被迫将自己大部分精力集中于谋取基本生活资源的人,不可能关注超出自己小圈子之外的社会。一般说来,能够拿出足够精力来从事政治活动的,多是那些生存问题得到解决的人。[12]李汉俊并非出身于剥削阶级,自己也不属资产阶级,但他有幸得到一般上等阶层子女才享有的留学教育的机会,使他有条件获得较好的工作。

虽然他投身革命后有时缺乏固定收入,但其兄曾在南北政府中任高职,有较丰厚的薪水和较好的住房,使他有基本生活保障,得以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社会、国家的大事。

李汉俊最初关注劳动问题也有避免社会遭受困苦的意思,这大概多少受了孙中山的思想影响。后来他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后,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被赋予的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角色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以前那种由感性认识所激发起来的道义感,因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提升到理性的认识。这使他不仅更为重视无产阶级的作用,同时也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李在《唯物史观讲义》中引用《共产党宣言》:“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他特别指出马克思本人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这样写,实际上部分是其自况。 (二)了解、研究中国工人问题

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对于李汉俊,了解中国工人的状况是他从事工运的前提。1920年3月14日,他任编辑的《星期评论》发表征稿启示,希望读者就工人的工银、工作时间、生活条件、生活费、就业、失业状况,以及工人与雇主、工头的关系、工人间团结等各事项投稿。

[13]这实际上是一份颇为详细的调查提纲。李还曾亲自下工厂并指导青年学生到工人中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和文字资料,他了解到工人的工时和工资额:双班倒,每班为12小时;若无夜班,工时可长达17-18小时。

具体到上海纺织业,1921年成年男工的日工资3-6角;女工约1-2角,童工仅几十文钱。他感叹工人们每天累死累活、不管寒暑地长时间工作,所得微薄工资往往不够养家糊口,有的日工资只能买一杯冰淇淋。

他还了解到工人工资的增长大大低于物价增长的速度。针对资本家穆藕初说现在纱厂工人的工资已经比五至十年前增加了许多,他写了“工钱是这样增加吗?”指出十年来米、布、住房等基本生存所需物品的价钱、租金已上涨了近一倍,女工工资不过从每日一角七八加到两角七八,不能算是增加。

[14]他指出“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低,……为世界第一”。

据他分析,这种现象与劳动力的过量供应有关。这是因为,中国许多农民、手工业者甚至原来的中产阶级因国际资本主义造成中国固有产业的瓦解而破产,约三千万人失业;又加上中国工业不发达,能在新式产业下成为雇佣劳动者的人数不超过二百万,因而“工人底预备队充满市场”。他曾举例,上海宝康纺织厂某次要招三百名工人,招工开始不到两小时就有三千应募者云集厂门前,说明就业竞争的激烈。[15]

李汉俊常以同情的笔调描述工人困苦悲惨的境遇:“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无论是热天、无论是冷天,天还没有亮就爬起来,上的上工场里去,到得到田里去,做的做事情去。天黑了,大家都睡了觉的时候,方才能够休息。天天顶少也要做上十五六点钟的工,睡觉顶多也不过五六个钟头。

他们就是这样苦,这样做得多,他们还是住的没有得好的住,吃的没有得好的吃,穿的没有得好的穿。设若一旦害了病,一天不做工,第二天就要饿起来了。弄得不好,房东还要来赶他们出去,衣服被卧也要当干净。没有小孩子的人,自己还可以做叫花子去,免得饿死冻死。如果有小孩子,喊的喊饿,叫的叫冷,哭的哭,号的号,那就只好看看他们饿死冻死了。”[16]

中国工人有时因无法忍受恶劣的生存状态和资本家、工头的压迫起而反抗。当时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工人罢工是轻举妄动、故意为难、或受了煽动。李汉俊则充分肯定工人为维护自己的生存权、休息权,并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工作条件而罢工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他认为抗争是“迫于不得已的行为,是政府、资本家无理压迫的结果”;工人过着非人生活,“怎能不进行抗争呢?”[17]在他看来,在中国讲劳工运动绝不是“无病呻吟”,“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下面发生出来的劳动运动震动了外国,迟早也还是要来震动中国的”;“劳动者底罢工事件,既然在中国社会发生了,必然是中国社会也有了罢工事件发生的条件。”[18]

然而李清醒地看到,由于资方的强硬措施和工人自身的缺陷,罢工运动往往失败或成果有限。1919年10月26日,他在“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里对罢工中的现象和问题作了较系统的总结:1、资本家根本不承认工人对业主有团体交涉的权利,不尊重工人结社的意思和行为,于是对工人团体极力压制,开除工人团体的代表,并通牒同业的业主一致不再雇佣做过代表的工人。

2、许多工人不晓得尊重自己的团体权,不懂对业主的团体交涉是应有的权利,所以有时不能一致拥护自己的代表以抵抗业主同盟的压制。

3、同盟罢工的要求仅为增长工资,而没有觉悟到应当就缩短工时、改善一般待遇及设备和争取工人团体的权利提出要求。他认为,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存在,除了由于工业不发达,无工做的和工人间竞争激烈,使业主得以自由操纵而外,还因为工人知识有限,缺乏人格的觉悟和团体的觉悟。[19]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工人的觉悟有了提高,渐渐在斗争中增强了团结。李汉俊以前对中国工人缺点的某些看法也随之改变,并极力驳斥那种工人是无钱、无知识的下等人,没有团结性,必定做不出什么事来的成见。1921年3月5日,他在“我对于罢工问题的感想”中,以不久前发生的唐山矿工、香港机器工人、上海法租界电车员工的罢工及上海米荒时期各业工人罢工为例,称赞过去被轻视的中国工人“居然一致团结起来了,人到了饥寒交迫的时候总要做出努力争生存的事业来”,充分肯定工人觉悟的提高和团结性的增强。

当时有些共产主义者把没有财产的各种劳动者都归于“无产”阶级,如说中国的劳动者“没一个是独立生产者,都是向资本家卖力”;甚至说“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主张“结合工人农民兵士及他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组织一个大团体”。[20]而李汉俊则能清楚区分工业无产阶级和一般劳动者,曾以汉口水厂工人和武昌的挑水夫为例,说明二者之间的不同,阐述了工业无产阶级所具有的团结性、革命彻底性的优点。[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