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承喜舞研班 听蒋祖慧谈著名舞蹈家崔承喜
我问:你妈妈是什么时候看到崔承喜的舞蹈?
祖慧说:“我妈妈非常喜欢崔承喜,特别喜欢她演的《乘风破浪》,她扮演一个老头,戴了假面具。妈妈第一次看她的表演,大概是1949年底,北京开一个妇女大会,邀请崔承喜来演出。崔承喜率领的舞蹈团,带来了舞剧《春香传》和一台舞蹈小节目,我也扮演了两个小角色。之后,舞蹈团还到东北等地做了巡回演出。”
我查《丁玲年谱》,1949年12月10日,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丁玲是大会主席团成员。那次会议很隆重,国际民主妇联总书记瓦伦特·古久里夫人及二十多个国家都派了代表,祖慧说的,应该就是那次会议。
蒋祖慧收藏有两张崔承喜的舞蹈剧照,上面有崔承喜的亲笔签名,一张是送给丁玲的,一张是送给祖慧的,时间都是1949年12月。
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中央电影局局长袁牧之约请一些文艺界人士,每人写一段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电影片段,想组合拍摄一部影片。其中也找到丁玲。1950年12月27日,丁玲写完了电影短片文学剧本《战斗的人们》,里面就有崔承喜的舞蹈表演。祖慧说:妈妈说过想请崔承喜、安圣姬都参加影片的拍摄。
《战斗的人们》描写了“平壤南下文艺工作团第三队”一群年轻文艺工作者,为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慰问演出并参加战斗的情节。队长贞娘,“修眉大眼,是一个妩媚的有英雄气概的姑娘”,“全世界都知道她,到过苏联,到过中国”。显然,她以崔承喜为原型。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小玉,在向三八线以北撤退,涉水过河时,中弹牺牲。她的扮演者,应该就是安圣姬。剧本中有长鼓舞、剑舞和《金日成之舞》的表演。
1951年1月15日,丁玲致陈明的信,谈到这部电影短片的文学剧本时说:“前天波儿(按即陈波儿,时任电影局艺术处处长)来找了我,决定由她导演,冼群副导演,波儿的意思想把全剧都改为舞剧,就是舞加多,这样可以减少战地的外景。但这需要崔承喜的创造。我没有意见,由她们搞去吧。明天去找崔谈。看看如何?剧本已交《人民文学》了,因波儿说其它稿子都不太好。”
后来,这个电影没有拍成。蒋祖慧猜想,一个是妈妈不大懂电影剧本,另外崔承喜也很忙。我想还有一个原因,“波儿说其它稿子都不太好”。
崔承喜的两封信
崔承喜1952年秋天回国后,给丁玲写过两封信,从中可以看出,她对于作为中国文艺界领导人和蒋祖慧母亲双重身份的丁玲,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
第一封信写于1953年1月9日,崔承喜首先说:“一九五一、一九五二的两年中,我们在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首都北京,承蒙全国文学联合会全体同志们和您的帮助和关怀,给予了我们不少宝贵的指示,我和我的同志们都非常感激。
”接着她介绍了回国以后的情况:“回国以后,我们即在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的一个乡村里开办了一个‘国立崔承喜舞蹈研究所’,进行整理作品和到部队的前线和后方作慰问演出,在志愿军部队演出中很受同志们的欢迎,看了演出的同志都很感动,加强了对敌人的仇恨、击败敌人的必胜信心,鼓舞了士气……”
第二封信写于1953年10月5日,崔承喜首先祝贺中国的国庆节,她说,为示祝贺,“我们研究所全体同志来到永丰给志愿军102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接着她对中国舞蹈界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中国艺术界尤其是舞蹈界四年来飞跃的速度发展了民族舞蹈,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在世界青年联欢大会上获得了光荣的奖励,我们祝贺你们这伟大的成就。
”她又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在这十个月中间以我很小的力量创作了舞剧‘祖国的旗子’、‘我最爱的乡土’、‘胜利之歌’等舞蹈组曲及许多新的节目,当今天我们祖国建设的时候,我将以我最大的力量来鼓舞我们勤劳的人民,在英明的金日成元帅领导下建立幸福强大的祖国。”
但是,深深热爱艺术和祖国的天才舞蹈家,却遭到厄运。蒋祖慧说,崔承喜的爱人安漠是个作家,后来受到迫害,一家人也被株连,崔承喜1958年去苏联演出回来后,全家就没有消息了,大概下放到偏远的农村或矿山去了。后来金日成在一本书里,提到了崔承喜三四十年代对朝鲜的舞蹈艺术有贡献,算是恢复了一些名誉。她的墓现在迁移到平壤的爱国烈士陵园,从墓碑上才知道,她生于1911年,死于1969年8月,还不到58足岁。
祖慧还说:崔承喜的女儿安圣姬比我大四五岁,是一个非常好的舞蹈家,非常有天才,崔承喜专门为她编了一个剑舞,在布达佩斯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金奖。后来安圣姬在苏联学习舞蹈,我在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学习期间,还看到她在莫斯科举办的专场舞蹈晚会,苏联也非常重视她的舞蹈才华。我问安圣姬还在世吗?祖慧说:一点消息也没有了。
谈起崔承喜,蒋祖慧充满崇仰之情,一再说:“她非常了不起!她自己编舞,自己化妆,自己设计舞美,自己设计服装,对服装色彩非常在行,非常讲究,真是个舞蹈天才!”
